第一次长途旅行，整整天，从东北到西南。我习惯了坐上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这也是最没有目的的一次行程，似乎仅仅要证明我不仅是个面对书籍的人。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逃离书籍的控制。大庆郊区那个旅馆老板娘让我印象尤深，只因她的丰腴和温暖，让我想起了《聂鲁达自传》中的干草垛上的夜晚。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 一次不断推迟的旅行
临行前，我意外地翻到一本《红星照耀中国》。“那是6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诺开篇写道，“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埃德加·斯诺虽然声名显赫，却不一定阅读他的作品，他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他持有偏见，将他的著作视做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个下午，我坐在紫竹院的湖水旁，却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所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厌倦了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而封闭式的生活：“……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搀苏打水、打马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中富有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后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时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他那奇异的观察力也让人过目难忘，“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1932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他说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本出版于70年前的著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本记录了史料、猜测的历史书，更是一场号召行动的宣言书。我厌倦了坐在咖啡馆，依靠互联网上的信息来评论自己的国家。像70年前一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容易在那些幻想中迷失自己——玻璃幕墙大厦、个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馆、Shopping Mall比昔日厚厚的城墙、园林建筑更容易将真实的中国脉搏隔离在外。
这是一次不断计划，却不断推迟的旅程。“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两年前，我热情洋溢地说。两年过去了，除了多读了几本汉学家的专著、几位二流作家关于中国的游记，我好像什么也没发现。倒是我的同事们，总是带着让我嫉妒的眼光，在大兴安岭和80岁的鄂伦春族的老人谈论往昔，从汉中穿越蜀道到达成都，在云南边陲不知名的小镇上无所事事地发呆……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观念世界，对于那些具体的肉体、生动的表情、黄土、森林与河流缺乏感性的认识，成为一名行动者的愿望，像那个有9条命的魔鬼，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让我内心难安。
二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
我是个容易厌倦的观光客，经常对于眼前的人、物、风景视而不见。我中了理论太深的毒，总以为要将一切装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才觉得心安。旅行也是，我潜意识里希望，它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多年以来，我对自己杂乱的知识结构忧虑不已，总期待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
最终选择的路线，充满了这种找钥匙的热忱。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人口太众多了，我经常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她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她有力地将不同的地区与民族融合在一起，她也经常窒息不同的生命力……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爆发出的生产力。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翠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丑陋工厂的工人们每天12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地只挣100美元地生产着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与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温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和石油；对比世界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北京，他们需要这个市场；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多少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情绪，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
但是，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通过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整个社会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
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
三 爱辉-腾冲线
我花了点时间，才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爱辉与腾冲这两个地方，它们分别属于黑龙江省和云南省，一个是东北角，与俄罗斯相邻，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不远。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这条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部则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很多历史学家疑惑不解，为何中国有如此强劲的胃口，能在如此宽阔的领域，将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冲突从未结束，却也很少出现彻底的分裂。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四 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
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4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接着就是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UPS的接力赛式的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精于业、勤于思”的宣传标语，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