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义愤地说起2007年春天，发生在米兰华人聚集区的华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全世界都为此震惊，”他说起一个当地警察正在殴打华人孕妇，“但事情却不了了之，中国大使馆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不清楚这一事件，但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华人社会的屈辱感，是个古老而崭新的命题，它似乎没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减弱。
在饭桌上，小黄激动地发表着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米兰的意大利警察愤怒；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使馆的软弱与迟钝不满，进而发展到对整个中国政府的不满。但对于我们同时谈论的西藏问题，他的态度则又转变了，他认为北京可以再严厉一些，不用理会外国人的态度。年轻人丢掉了刚认识的矜持，谈兴甚好，胃口也佳，在吃了一份海鲜、一碗面条之后，又吞下一客牛排。当老黄试图平衡他的极端言论时，他奋起争辩。
老黄会说起米兰的华人社会自身的问题，他清楚在城市中，华人社区总是拥挤、肮脏，帮派间的纷争愈演愈烈，经常激起周围人的反感。而且，华人也缺少权利意识，他们很少团结起来，争取集体的利益。但无疑父子二人，都期待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政府，能够给这些海外华人提供真正的支持，不论是情感上的，还是实际行动上的。他们的失望可以理解。在旅行的第一天，我丢失了护照，走进处于罗马一条幽静小街上的中国大使馆时，遭遇到的是个低效的官僚机构。在等待的小房间里，我看着斑驳的白墙壁，寒酸的沙发，房间里唯一的装饰是挂在墙上的照片，两幅民间的剪纸，一幅是临潼的兵马俑，它们都是再浅薄不过的中国符号。茶几上有两份当地的华人报纸，印刷同样低劣，编辑同样粗糙，头版新闻也是一致的，意大利华人严重谴责藏独分子，当地华人社团欢迎新任中国大使孙玉玺。如果，你根据罗马火车站旁的那个由一家接一家的小服装店构成的华人社区，或是大使馆这一角来观察，肯定会怀疑，这就是那个西方主流的媒体不断谈论的“崛起的超级大国”吗？这个国家的政府与它的人民间的关系，似乎很少获得过一种平等、互助和信任的关系，他们经常是相互漠视、厌恶，相互利用的。
吃过饭，小黄主动提出送我们回到罗马市内。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或许是因为他好久没有这样畅快地说话了。我能感觉到他的深深孤独，在罗马，他没几个朋友，也执意不准备进入意大利社会了。他最喜欢开长途车去送货，是因为那一刻，他既逃离了不喜欢的意大利，又逃离了父亲的告诫。他不像父亲那样乐观，善于自我调解，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他的父亲感受到生活被越来越扩展的兴奋，他却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紧张。当他开车快进罗马城区时，他突然说起，一年前，他还被当地警察局监禁过——在8个月时间里，他只能待在家里，不能使用任何通信工具。他相信，这是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警察凭借的是窃听到的两位华人黑社会分子通电话时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通话发生在4年前。“哪里都不能去，只能锻炼身体了，现在很结实。”他自嘲说。
他的愤怒、不安与忧愁，充斥在这辆小小的Golf里。我突然想到在全球很多角落都在兴起民族主义的年青一代，他们感觉到自己在被边缘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却找不到自己的方式。与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敌人要反抗，没有清晰的道路和主义来追逐，他们困惑与无根，他们孕育着巨大的能量，但如果得不到疏导，经常滑向暴力或自我放逐。我也不自觉想起了孙中山，当年这位不断失败的革命者，不断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走动、发表慷慨激昂、莫名其妙的演说，这些在海外辛勤工作、节俭度日的华人却愿意慷慨解囊，把开餐馆、洗衣店、修铁路挣到的钱转化成枪炮、弹药，也是一心期待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既能给予他们尊严，在他们觉得软弱时，又能给予他们保护……
车无声地穿进了罗马城区，被雨打湿的碎石板路被路灯射出的黄光照得油亮亮的。当即将来到万神殿附近时，小黄停下车，神经有点紧张。我记得他说过对这些古老建筑没兴趣，他还说过不喜欢进城，因为“看到太多的意大利人就心烦”……
非洲小镇的8月8日
鸡鸣声持续了10分钟，一声比一声响亮；然后是清真寺的祷告声，每天5次，寺庙高墙上的两个灰色高音喇叭，在固定的时间，发出同样的声响，它让我想起沙漠与夕阳——像是没落之前的亢奋。
透过被刷成浅蓝色、毫不隔音的墙壁，我听到小镇新一天的开始。隔壁餐厅的敲敲打打声开始了，我房门口那两个工人开始交谈——她们讲的是本地的斯瓦希利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她们负责这个小旅馆的清洁和厨房的杂务。她们肤色黝黑，身材丰满，臀部引人注目的宽大与上翘——让人目光无法回避，是本地再典型不过的黑人妇女模样，唯一特殊的是她们的头发，它们浓密而蓬乱，而不似一般的稀疏。昨天下午，我看到她们两个在择豆角，手指灵巧熟练。她们已在此工作了3年，来自四川的厨师凭着简单的斯瓦希利语将她们培训成好帮手。
我是2008年8月6日的下午4点来到坦桑尼亚的这个边境小镇Tarakea的。乘坐长途车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出发，经过7个小时不停息的颠簸和飞扬尘土，我们先是抵达了肯尼亚的边境小镇雷托托。即使是东非最繁荣的国家，肯尼亚也深受基础设施匮乏所困。我们临时居住的高级公寓里，电灯时明时暗，电视机屏幕突然转为漆黑，电力供应总是不足。道路的问题同样严重，离开内罗毕的市区，只有少数几条是铺上了沥青的公路。在大部分地区，道路只是被车轮压出的土路，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任何一辆汽车经过，都会掀起漫天的尘土，远远看去像是一条土色的长龙，仿佛正竭力地吞噬掉整个汽车，只有车头勉强逃离出来。这长龙倒是很配此刻的非洲大地，正是旱季，辽阔的红土地上了无生气，只有一簇簇野草丛和散落的荆棘，偶尔你也会看到几只满身尘土的斑马和漫不经心的鸵鸟，在路过小村落时，会看到裹在红格子棉布里的马赛人正孤独地伫立在路旁。
两条垂直交叉的、呈丁字型的道路构成了雷托托的主干道，传奇的马赛人是其中主要居民。他们有着穿孔、拉长的耳朵，熟练地用干牛粪砌出冬暖夏凉的茅舍，对现代生活的抵触，还有传说中的骁勇善战，都是非洲神话的一部分。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坐在路旁一家杂货店的长椅喝可乐时，一位马赛老者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推销刀具、木雕，在现代世界，所有的风俗都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我们三个人显然成了小镇暂时关注的中心。几个青年围上来，半躬着腰，其中一位说着不错的英语，有着五花八门的好奇心。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如果天晴，可以看到乞力马扎罗的主峰，他还提到了海明威和割包皮——他好奇，我们这些中国青年是否也要在少年时和他们一样进行这个小小的成人典礼。
朋友的Land Cruise抵达小镇时，也扬起了一阵灰尘，他从坦桑尼亚那边过来接我们。他是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会计，湖南人，今年35岁，身体瘦弱，说话缓慢轻微，几乎不太需要动用脸部肌肉，总是在笑。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在坦桑尼亚承包了一段32公里长的公路建设项目。这条公路处于乞力马扎罗的山腰，这座山峰因为是非洲的最高峰和出现在海明威的小说里而负有盛名。据说那些来自湖南、四川的小伙子们，在工作疲倦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白雪覆盖的顶峰。
正是这种一相情愿的浪漫化，吸引我们来到此地。在非洲的旅行，既是为了逃避北京紧张的气氛，也是想了解中国人在此生活的现状。
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炽热。我们不停地听说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矿山遇袭，中国的建筑队正在那里修建公路、电厂、政府大楼、体育馆……
在公众舆论上，它激发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媒体上，中国正成为“新的殖民者”，它延续起当年欧洲殖民者的贪婪特性——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轰然运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欲望似乎没有任何原则可以规范，只要能有稳定的石油、矿石供应，它不在乎什么“人权”、“民主”议题。而在中国的媒体上，此刻的中国与非洲的甜蜜关系，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在1972年不是曾感激地说：“是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对于年长于我的一代人来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都是他们最先熟悉的国家。冷战的年代，中国依靠对外援助来摆脱孤立。在国内被饥荒、贫困、混乱困扰时，我们慷慨地修建坦赞铁路，将援助运往亚非拉国家。我们厌恶地称美国是“金元外交”，而我们则是“无偿援助”。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这种情绪开始消退。冷战阴云正在散去，人们发现世界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昔日的敌人变成了他们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过去的盟友，倒变得像是远方的穷亲戚。非洲从国家和人们的视野中开始退隐。
但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现。它又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造访之地，人们开始谈论它蕴涵的商机，非洲的元首部长们聚集在北京，探讨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显得陌生而神秘。尽管有过盟友的关系，但非洲从未给中国留下某种更深刻的感受。那些频繁的政变、战乱、饥荒、疾病、杀戮，显得过分遥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理解托尼·布莱尔式的措辞——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疤”。除去政治语言的煽情，它的确也暗示了欧洲与非洲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奴隶贸易开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剧，殖民统治开启了现代非洲，也埋下了种种不幸的祸根，而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对自身的认识。
我们对于非洲没有那种深层的心理纠缠。过去我们以阶级立场来理解非洲，如今则增加了利益的纬度。至于这块大陆历史、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我们则没有了解的兴趣。在内心深处，我们保留着明显的轻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受尽了“种族”带来的压力，“黄色”让我们遭遇过歧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个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即使在中非关系黄金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在北京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发现，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把他当成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这既与那个封闭年代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超级熔炉能力，它在漫长时间里表现出的惊人连续性和一致性，它对于各种独特性，都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们到来时，这条32公里的道路已接近完工。工程指挥部坐落在Tarakea Guesthouse——镇上最好的旅馆。
旅馆是独立院子中的三排水泥墙平房，它们彼此垂直，正好呈现“工”字型。院子中的水泥路面早已坑坑洼洼，像是大型货车反复压过的结果。那排外墙被刷成白色的平房，被切成一个个小小格间。门外的走廊上，拉上一条细绳，上面晾着两条蓝色裤子、一件白T恤，三只灰袜子。
我被分到了其中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一个卫生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小小的窗户被厚厚的纸贴上，几乎透不进光线。我们饥肠辘辘，被带进了食堂。旅馆原来的天井，加上几块铁皮板变成今日的饭堂。非洲小镇的气氛骤然消失了。三张暗色木桌，墙边一台34英寸长虹电视正调到CCTV–4，播放着奥运火炬的传递画面，电视上方则是落满灰尘的红条幅，上面有4个白纸剪出的汉字：春节快乐。
“是今年，不，是去年挂上去的。”55岁的蒲师傅似乎对自己的记忆不太确认。他个子不高，端正的方脸，黑灰白相间的短发，分明地立在头顶，像是20世纪50年代黑白电影中的忠厚的老大爷。不过，比起那个年代单调的爱憎分明，他的音调柔软与缓慢得多。他是四川南充人，自从1995年第一次前往乌干达之后，他已经断断续续在东非生活了10年，中国的工程师与工人们可以容忍不同的气候与环境，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舌头与胃，他们最需要的是厨师。
当蒲师傅将三碗覆盖着荷包蛋、黄瓜片、红色辣椒油的面条端出来时，我难以表达内心感受，仿佛意识到是味觉与食物，才是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缘由。
6点半，食堂的铁钟敲响了，工地上的人们陆续走进来。厨房里的两位黑人女工将酱牛肉、红烧鸡块、圆白菜，还有一瓶老干妈辣酱摆到桌子上。
十几个人，大多很年轻，最小的一位26岁，来自湖北，有一张修长、漂亮的脸，像是《快乐男生》的候选人，这两天他正忙于道路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