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边的这一本是《海德堡岁月》，关于他一段青春的回忆录。两年前发现它时，纯粹是被书名与朴素的封面设计所吸引。我不知道这位桑巴特先生是谁，也从未想过他与德国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有什么关系？
不过，它唤起了我久违的阅读乐趣。
回忆开始于1945年，德国战败投降，从北部的汉堡到南方的慕尼黑，整个德国四处是残垣断瓦、缺衣少食、屠杀的记忆、失败情绪、前苏联和美国士兵……一等兵尼古拉斯·桑巴特幸运地躲过了被杀或被遣往西伯利亚战俘集中营的命运，以一名退役老兵的身份来到海德堡——静谧而灿烂的大学城，或许也是唯一幸免于被轰炸的城市——开始他的学生生涯。
一开始，尼古拉斯典雅和轻快的笔调吸引着我。它是教养、思索、雄心、青春活力和稚气、享乐主义以及一点点玩世不恭的混合体。
那些片段让我着迷。尼古拉斯和他的朋友们，整夜地畅谈书籍与思想，一心要创办表达自己这一代声音的杂志，进入大师们的书房聆听教诲，在小酒馆里大吵大嚷，还在深夜翻过窗户去和女友偷偷幽会，享受扼杀在枕头下的低低呻吟……
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与人类的历史，都是一个探索之物。他们试图通过各种道路抵达终点——思想、酒精、爱情、友谊，争辩、旅行……
倘若，不是几天前对海德堡短暂的一瞥，我对于尼古拉斯·桑巴特的理解就到此而止了。
二
我是在一个冬日清冷的午后到达海德堡的。“这里是俾斯麦广场，这里是大教堂、老城、古堡、哲学家小径。”在火车站门口的游客中心，那位热情的中年妇人从柜台取出海德堡的游览图，不等我继续追问，就用原子笔熟练地在上面画出地标。她已见过太多我这样的陌生人，重复过千百次同样的动作，海德堡已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游客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当然他们很少在这样的寒冷时节到来。
在小小的被密集的电车轨道划过的广场，我看到了俾斯麦的白色半身胸像。他在严寒中秃着头，表情过分严肃，上唇之上的两撇浓密的胡须，胸前礼服夸张的折摆，这19世纪容克们的威严与自满，像他身后枯枝上的树叶，早已随风飘去了。
从俾斯麦广场向北，就是跨越内卡河的西奥多–休斯桥了，而哲学家小径就在河对岸的山上。像过分规矩的德国人一样，我耐心地等待红灯变绿。身旁那位或许只有1.4米高的老妇人，却径自走过，那头蓬松、干净的白发随着步伐微微颤动。仿佛年龄从未让她变老，而只是赋予她足够的资历来藐视规则。谁知道呢，或许她已在这小城里走了80年，不管是雅斯贝尔斯，还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她曾对他们视若无睹。
寒冷让人更容易饥饿，跨过静静流淌的黄色内卡河后，我钻进街角一对上海夫妇经营的中餐厅，它有红皮沙发和大学食堂里的味道。
在这里，我碰到了小赵。他穿着条纹帽衫、蓝色牛仔裤，消瘦的脸上流露着国内大学男生的稚气，端着一份肉丸子配白饭，正在找座位。
我示意他坐在对面，饭菜不咸不淡，我们的闲聊也不咸不淡。一开始他的声音很低，我要问上两遍才听清楚。1978年，他出生于贵州省的凯里市，这个黔东南的小城，以香炉山、清水江和数不清的苗族村寨著称。20岁时他考取了贵州大学的物理系，从本科读到了硕士，毕业后的三年里，他在贵阳市的一所律师事务所工作，但是那座西南城市的生活太过平庸了，他决定前来海德堡大学继续学习物理。
我听到他描述中的厌倦和孤独，也看得到在这背后的一种深深渴望，他想抓住些让他兴奋、感到温暖的东西。我提议一起去哲学家小径走走，他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来海德堡的第一天，我哪儿都没去，就直接来到这儿。”当我们走到一条上坡小路时，他说：“就是这里，真看到时，还挺失望的。”
哲学家小径以一段窄窄的、不平整的柏油路开始，新旧沥青的颜色交替在一起，路两旁是红色的石墙，墙旁是几辆4人座的汽车，墙内是一栋栋两层的小楼，不知什么人住在其中。红色的干石墙，是海德堡的标志。小径很陡，要花上些力气才上得去，如果哲学家徒步而上，可分不出心思来思考。
“这是我们的物理研究所。”它是一幢被漆成乳白色的小楼。我们相遇前，他正在这里写写算算。再往上走，坡势平缓了，房屋也消失了，只有红色的干石还在，四处是绿树、野草和葡萄藤，空气愈加清新，四周一切安静，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我们已到了Heiligenberg山的山腰了，转头看过去，整个海德堡小城正静静躺在内卡河谷里，内卡河水浑浊而悄然地流过，教堂尖顶从巴洛克风格的老城建筑群里凌厉地挺出，Schloss古城堡巍然耸立在小城一角，残破的红色砖墙，城堡内的勾心斗角、风流韵事，都已被历史淹没……
哲学与思索的气氛，似乎也悄然而至了。小路旁，我看到约瑟夫·冯·艾兴多尔夫的纪念碑，上面是年轻诗人的英俊画像和一行我看不懂的诗句。200年前，他和另一位年轻诗人荷尔德林常在此结伴散步，他们或许同样的苍白和敏感，同样热衷于探索世界的秘密，同样坚持某种抽象的精神。
我们没有走到山顶。小赵的情绪随着时间过去热烈起来。他主动和我谈起，他曾多么喜欢尼采、博尔赫斯和屠格涅夫，在凯里的一所中学里，这算得上惊世骇俗了。进入大学后，他仍是个“怪僻分子”。他疯狂地爱上物理学，并自认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学生，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总是最差的，老师接受不了他的不上课和自创的解题方案。4年学业结束时，他差点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不过，在研究生阶段，他还是自学并凭借在英文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的两篇文章，申请到了马克斯·普朗克基金会提供的研究津贴，他俏皮地把基金会简称做“马普基金”。
“真是堕落了。”我们沿一条迷宫般陡峭的石阶下山时，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他说起了大学时的一位挚友，迷恋上诗歌，每天都拿着新写的诗作来找他。“尽管不断被我打击，他还是写，他后来退了学，现在可能在北京打工吧，”他几乎喃喃自语，“可是，我在网上碰到他时，他还会发来新诗。”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朋友还在坚持，而他呢？他不再在物理学中寄托自己的热忱，再不相信“物理公式中蕴涵简洁的美”这样的套话。对他来说，来到海德堡，与其说是探索科学的热忱，不如说是对贵阳那单调生活的逃避。但他真的逃离了，却又发现仍是空空荡荡的。3个月里，研究所的学习工作像是一桩习惯性的动作，而他似乎也做好准备去探索别的，他没准备学习这里的语言，没去过其他城市，甚至连小城里那座辉煌而残破的古堡也没去过，他来到尼采的故乡，却连一本他的书也再不想翻起。
我们在老城里游荡了一个下午，走过了旧大桥，摸了卡尔门旁的黄铜猴子，他请我喝了咖啡，陪我在一家英文二手书店里东翻西捡。看着我买的一袋子书，他突然说：“我好久没看书了。”
他的房间里的确没有一本“书”。这间强行将厨房、卫生间塞进去的公寓，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单身学生宿舍。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再没有更多的空间了。平躺在床上，脚就正好抵到厨房的水池边。不过，平心而论，这仍是不错的居住条件，但每月400欧元的房租一点也不便宜。书桌上一台笔记本电脑，很多份Physical Review Letters杂志，吃剩的桔子皮摊在上面，而书架上只有两本物理教材。
他执意请我到这里坐坐，好让我在登上离去的火车前尝尝他的手艺，他觉得自己做饭水平可比那对上海夫妇高多了。这也是他表达自己善意的方法，大概很久没人和他提起尼采、博尔赫斯这样的名字了。
他切西红柿时，我在看他电脑里的《我的野蛮女友》，全智贤是他最喜欢的明星，不管是她的样子或身材，都是他的理想情人。看到全智贤的美丽蛮横的样子，他似乎自然地说起他从前的恋情。那时，他正在读屠格涅夫的《初恋》，开始用羞涩和纯情的方式向那个同系不同班的女生表达。古典的方式，迎来了现代的溃败，令他至今耿耿于怀……
三
他们或许在梦中见过，
就像瞧着自己的故乡。
而这魔力并未欺骗他们。
——约瑟夫·冯·艾兴多尔夫
和小赵散步、谈话时，我把尼古拉斯·桑巴特忘得一干二净。当我再一次翻开《海德堡岁月》时，读到了约瑟夫·冯·艾兴多尔夫的诗，不知它是否就是刻在纪念碑上的那一句。
在这三行诗中，尼古拉斯·桑巴特看到了真正的“海德堡精神”——它是“非海德堡人的东西，是一代代人不断更新、确认的思想经历的产物，他们符合边缘人的特质，并神奇地在这个地方相遇。他们孑然一身，以旅人和外人的身份来到这里，在这里找到一个新的超越感性的寄托之处”。
重读这本迷人的小书，是一次再度发现之旅。插页里那些安静的黑白照片，老桥门、赫拉克勒斯的喷泉、圣灵堂前的市集，我都已到过，我呼吸到海德堡冬日的宁静与清澈，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会带给我哪些新的感受？
除去两年前的青春浪漫，我更多地读到了每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延续传统，如何被新的时代特征所塑造的，当然，我也通过Google了解到，原来这位尼古拉斯·桑巴特正是那位更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之子。
“我们属于的这一代人，大概是最后一代人，一出生便理所当然地要求把这个世界当做整体来理解。”这是尼古拉斯·桑巴特在《三个朋友》这一章中写下的第一句话，他接着解释说，“他们要求在他们的意识与自觉中，能在精神上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度民主。这断然包括了对人类发展的看法，阶段性的继续发展，朝更高层次的发展——进步的观念。”
这或许解释了尼古拉斯·桑巴特迷人的所有原因。他是一个身处新旧两个时代中的人物。当他降生时，他的家庭给予他一个辉煌的传统。这个传统从文艺复兴发端，经由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现代科学革命，到20世纪初到达了成熟的巅峰。在他的上一代人身上，不管是他的父亲，历史学家克罗齐、文化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还是从未谋面的巨人马克斯·韦伯，尼古拉斯·桑巴特必定感受到一种恢宏的气魄，整个人类的历史与命运都存在于他们的案头上与笔记本里。但是，溃败的种子也同时埋藏于这辉煌之中。
他在马克斯·韦伯身上看到了一种深深的异化。他充满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挫折”，目睹着这一阶层的创造力与财富，被俾斯麦所代表的强大官僚阶层所压制与摧毁，而他只能用道德上的愤怒，来掩饰政治上的无能。
当尼古拉斯·桑巴特来到海德堡时，俾斯麦的遗产已给德国、或许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两次深刻的摧毁，而那个伟大的传统，也在这过程中开始断裂了。于是，他这一代人面临着多重的挑战。
他一方面试图继承那个光荣的智力与文化传统，就像他对于“知识公民”的定义，一方面要继续追问与清除那个糟糕的政治与官僚传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残破的现实面前，寻找自己的声音。所以，尽管他喜欢那份志趣高雅的《蜕变》，却仍执著要创办《失落的一代》，因为前者是“以过去的标准来判断当代的‘思想的状况’”，而他追求的是如何表达出年青一代的“恐惧和希望，界定他们的政治概念，勇敢揭示他们的特异体质，让他们不再沉默，而能发声”。他在自由主义中寻求到支持，因为他标榜的是以演进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而不依赖于特定的结论。
从1945～1951年的6年时光里，尼古拉斯·桑巴特在海德堡找到了充分的宁静和思想上的激荡。古老的“知识公民”的传统，和德国重建的现实，给予他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场，以塑造自己或许更广泛的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当他在2008年7月离去时，他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他影响了一个时代。
在重读《海德堡岁月》的过程中，小赵的形象在我眼前若隐若现。我记得他陪我狂奔到火车站，透过合上的车门玻璃，我看到他孤独的身影。
像200年前的约瑟夫·冯·艾兴多尔夫一样，他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到来。他的心中曾经带有那么多炽热而又感伤的梦想，这些梦想被他生长的社会所深深伤害，以至于不得不主动遗忘它。而在这陌生的海德堡，语言、文化、还有种族，都树立了天然的屏障，边缘人的身份会解放他、激励他，还是会加剧他的挫败和封闭？那间零乱的小小的公寓，似乎是不妙的征兆，它既贫乏又缺乏内在秩序，我可以想象，有多少个夜晚，他是盯着那台15英寸的显示器，打发掉青春的光阴的。平庸的社会习俗却有着强大的吞噬一切的惯性。自长大以来，周围就是无时不在加强的惯性。他曾奋力地拼搏过，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鼓励与响应，然后自然的衰竭与自怜，生活被缩减成简单的需求。我也知道，很多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正遭遇着同样的尴尬——他们的世界不是更宽阔，而是更封闭了，他们自嘲是“鸵鸟人”——一种夹在双重文化中的变形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