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被逮捕之后，杨支书给焦柳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梅琴同志的情况。
杨支书在信中说，说实话，我单位广大革命群众一致认为，叶灵风的检举揭发材料不实，是诬陷，组织上对梅琴同志的处理缺乏慎重态度，应该予以甄别纠正。
杨支书没有多少文化，字写得不好，像鸡爪扒，而且他在写信的时候，还像以往那样，把墨水弄得一手一脸的。但有关梅琴同志的情况，特别是梅琴同志在县文化局里近几年工作的情况，杨支书认为他是很清楚的，他能够以自己的党性原则做担保，并且在给焦柳同志的信中已经写进了那样的担保了。杨支书写完那封信，把信装进信封，心里想，焦柳同志肯定会回信的。果然，焦柳同志没有过多久就回信了。
焦柳同志在信上说，杨广贵同志，来信收到了，你在信中提到的情况很重要，可见你是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具有负责精神的基层干部。但是，对党的忠心，对同志的负责精神，不但要体现在主动向党汇报情况，为同志积极说明问题这些方面，更要体现在不怀疑党，不轻易说是说非这一重要的方面。我们都是组织上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梅琴这个人一贯自以为是，遇事容易冲动，爱走极端，在脱离了党的帮助和教育的情况下，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心的，但也是可以想象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梅琴有冤枉，对她的处理欠妥当，我们仍然要相信党，要坚守信仰，要接受党长期的、严肃的、各种方式的考验，做党忠诚的儿女。
焦柳同志在给杨支书的回信中还说到他现在工作很忙，他将要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担负领导工作，因为他和梅琴有过那么一段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便出面为她说话，特别是私下里说情的话，云云。
杨支书看过信后很生气，骂了一句粗话，把信给撕了，丢进了纸篓。
杨支书虽然是一个基层干部，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的资历一点儿也不比焦柳同志低，要不是他文化程度低，再加上一些别的说不清楚的原因，说不定他现在的职务比焦柳还高，他也用不着听谁教育他了，他这样的资格，当然有理由撕掉那封狗屁云云的信，尤其是在那位老革命装腔作势对他摆谱的时候。
杨支书撕掉焦柳同志的信后并没有放弃，他又给另外两个正当红的老同志写了信，杨支书认为他不光有资格撕另一位老革命的信，他还有资格给别的老革命写信。那两个老同志曾经和梅琴在一起共同战斗过，他们虽然有时候也摆摆谱，但是他们和梅琴没有那种众人皆知的关系，不会说那种长期的严肃的各种方式考验的鸟话。杨支书的犟劲头被焦柳同志刺激起来了，他再一次想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个道理，并且准备把这场斗争顽强地进行到底。
杨支书的判断很正确，那两个老同志接到他的信后，果然过问了这件事。他们先派了人来，到文化局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弄清楚了基本情况。他们弄清楚了基本情况以后就打电话到有关部门骂人，要有关部门重新调查，慎重处理。他们在电话里说了很多外人不易知道的事情，最后说，行了行了，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就不说了，我们也知道你们很为难，你们再为难也为难不上天，说穿了，不就是个善后问题吗？你们把案子结了，人交给我们，别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我们保证她离开你们市，你们就当她失踪好了。
小姨被关押了十个月，其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小姨从监狱里出来后，很快来到了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城市。
把小姨弄出监狱的那两个老同志，其中的一个姓王，是我们家生活的那座城市省里的领导，他把小姨弄出来后对小姨说，算了，你也别在那个鬼地方待了，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你干脆跟我走吧，去我哪儿，你有个姐姐不是在那儿吗？你姐夫我很熟，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你去我那儿工作，看谁还敢把你怎么样。
小姨开始还有些犹豫，她倒不是犹豫离不离开原来生活着的那座城市这种事，她在那座北方的城市里经历了太多痛苦的遭遇，在那座北方的城市里和两个男人相爱又反目，并且失去了她的孩子，她在那座城市把自己弄得到处遭人非议、遭人指点，她已经痛恨极了那座城市，即使那位姓王的领导不提出离开的话，她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小姨犹豫的原因是孩子，她不想离开她的孩子。
劝小姨离开的是杨支书。
杨支书说，你还是走吧，你在这儿待着，很多事情都不好处理，你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有这样的机会，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有什么不好？孩子的问题，说实话，你也不要胡思乱想了，焦柳同志他不会让你得到孩子的，他也不会让你见孩子，你就是留在这里也没用，说实话，有什么用呢？
小姨承认杨支书说得对，他说的的确是实话，她不可能从焦柳手中夺回孩子，焦柳也不可能让她见到孩子，她留下来，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小姨决定离去。在离去之前，她打算去监狱见叶灵风一面。
杨支书有些不高兴了。他觉得小姨完全是节外生枝。他对小姨说，你想干什么？他还没把你害惨哪？你还牵挂着他呀？说实话，他这个人，我最先还是尊重他的。我尊重他是个肚子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哪知他肚子里文化也有，坏水也有，是这么个没心没肝的货色。他要出来了，再回局里来了，我见了他的面，我先啐他一口再和他说话。
小姨摇了摇头，轻声地说，我不是惦记着他。我不会再惦记他了。但我一定要见他一面。我得当面问问他，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已经说过，我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他，什么时候都会和他在一起，如果他在监狱里很寂寞，他不愿意一个人待在那儿，我可以进去陪他，可他为什么要撒谎？他到最后仍然选择了撒谎。
杨支书愣了愣，说，如果你一定要见他，那你就见他一下吧，我们局里出面，向组织上打个报告，先替你联系一下。
小姨说，还有一件事要麻烦组织上。她抬起头来看着杨支书。她的脸色十分平静。她说，请组织上给我开个介绍信，我要和叶灵风离婚。
事实上，小姨最后并没有见到叶灵风。组织上认为叶灵风的问题和小姨的问题不同，叶灵风的问题并不能像小姨的问题那么处理，他们不希望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拒绝了小姨见叶灵风的请求。对于小姨提出和叶灵风离婚的事，他们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小姨和叶灵风办理了有关手续。
小姨离开那座北方城市的那一天，那座城市的天很阴，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正在南下，它们很顺利地经过河西走廊来到了华北平原，一夜之间让城市和乡村换上了霜染的素妆。杨支书和何同志去火车站送小姨。小姨坚持不要他们送。杨支书和何同志坚持要送。小姨说，你们谁也别送，我不喜欢人送。小姨说完拎着旅行包就走。杨支书和何同志并不离开，在后面跟着。小姨看实在没办法，也就再不说什么，站下来等他们俩。杨支书赶上来，从小姨手中把旅行包拿过去，三个人躲开大街上来往不断的大车，顶着犀利的北风朝火车站走去。
他们很快到了火车站。
小姨站下，对杨支书和何同志说，你们回去吧，我自己上车。
杨支书说，也好，局里还有事，我们也不往车上送了，我们就回去了。
杨支书把手中的旅行包交给小姨，同时塞到小姨手里的还有一包熟鸡蛋。
小姨没有推辞，接过来，轻轻说了声，谢谢。
何同志一下子跑过来，抱住了小姨，哽咽着说，梅琴，来信啊。
小姨不说话，只点头。
何同志掏出手绢擦着眼睛，说，我去市里看孩子的时候，我就看看你的孩子，我带一颗枣去，就是你孩子的，带两颗枣去，他俩一人一颗，你就放心吧。
小姨再点头，仍不说话。
杨支书有些不习惯这种场景，他走过来，用力地和小姨握手，一脸严肃，哆嗦了半天嘴，说了一句：梅琴同志，说实话，你是一个好……好女人。
小姨来到我们家生活的那座城市之后，被安排在文化局工作，职务是人事处处长。小姨那个时候三十出头，但她参加革命时间早，是抗战干部，有资历，在文化局这种单位里，像她这么年轻又有资历的干部并不太多，她和省里的领导是血雨腥风的战友，上面看重她，下面尊重她，再加上她和我母亲终于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了，我母亲能够照顾她，按照我们大家的想法，她的好日子总算是来到了。
小姨上班的第一天，局里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局领导和机关科室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局党组书记在最后的总结发言时说，梅琴同志的到来为我们局的工作增添了一份希望，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她表示欢迎！
欢迎会散会的时候，有一个面目清秀个子修长的青年人走进了文化局。他的名字叫鲁辉煌，是本市京剧院的一名武生演员。他来送一份请调报告。有人指给他看新来的人事处长。一分钟后，他走进人事处长办公室，坐到了小姨面前。
小姨最开始没有明白党组书记说她的到来为局里的工作增添了一份希望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
几天之后，局里热情地请来省里的王领导，也就是小姨的老战友，请他来局里检查对小姨的安排情况。
省里的王领导一来就握住小姨的手，说，小梅呀，怎么样，他们安排得还可以吧？要是不行你尽管对我说，他们不欢迎你，我找其他地方，再不行我们还回到草原上打游击去，我就不相信，像你这样才貌双全的干部就没有人要。
党组书记连忙在一旁说，领导这是在批评我们，我们怎么会不要呢？像梅琴这样的同志，我们请还请不来呢。
省里的王领导就拍了拍小姨的手背，说，你瞧他多会说话，现在的干部，一个比一个会说话，说得你直犯晕头病。小梅你可要小心一点儿，别被他蒙蔽了，他这是说给我听的呢。
省里领导来了也不能光是看看小姨，还得听听汇报。这方面，党组书记早就准备好了，并且是精心准备的。领导看望小姨的程序一结束，党组书记就把领导迎进会议室，请领导在沙发椅上坐了，削了水果，倒上热茶，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上来。
省里的王领导摆摆手，止住党委书记，说，你别给我来遛马那一套，我没那个时间，你就拣重要的说，我能办就办，不能办我拍屁股走路。
党组书记就说了两条，一条是驻地军队老是到局里下属各剧团里挖人，专挖骨干，挖得局里肉疼，军队现在地位高，供应有保障，很吃香，挖谁谁都巴心不得，局里不让挖又想不出好办法；二是局里一直想建一个地方戏的剧院，计划了好几年，材料也报上去了，上面也同意了，就是经费落实不了。
省里的王领导嗯嗯地听着，听完了，说，你这个党组书记是老百姓出身，没当过兵吧？
党组书记说，是，我原来是吹唢呐的，后来转行搞政工，没有当过兵。
省里的王领导点点头，说，这就难怪了。我问你，咱们这个天下是谁打下来的？
党组书记说，党，是党。
省里的王领导说，党是个大概念，具体地说是党指挥下的军队，是军队打下了天下，军队不吃香你叫谁吃香？全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这是一条大道理，你要不明白这条大道理，你就没法搞好工作。这件事我帮不了你，准确地说，这件事谁也帮不了你。第二件事，盖戏园子的事，你说说需要多少钱。
党组书记连忙报了个数。
省里的王领导略一沉吟，说，我给建设厅说一下，过几天你们打个报告上来，报告直接打给建设厅蔡厅长，这事我给你们办了。
党组书记一个劲地感谢，说，谢谢领导了！谢谢领导了！
省里的王领导走的时候，又一次把小姨的手拉起来，说，小梅，好好干，到这个城市就像到自己家了，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直接上我办公室也行，我会常来看你的。
小姨看着省里的王领导乘坐的华沙牌小卧车冒着烟驰走了，她不明白地回过头来问党组书记，你说军队的事干吗？军队在剧团里招人，剧团也在地方上招人，不都是一回事吗？
党组书记就说，你不明白，军队是说给省里领导听的，你要提供机会让领导对你的工作点拨一下，做一做帮助提高觉悟方面的指示，省里领导是军队干部出身，说军队的事最合适。再说，凡事都不会有全满，你要想办一件事，就得提出两件事来，让领导否定一个，另一个准能行。
小姨恍然大悟。
文化局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小姨的经历。他们知道小姨三十出头，年龄不大，但经历却十分丰富——她打过仗，蹲过伪满大狱，吃过共产党的冤牢饭；她从别的城市里调来，安排在他们这个充满激情的局里；她单身，但她曾经嫁过四个男人，后来都离了。这样的经历让人颇感兴趣。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魅力十足的女人，她的过去充满了神秘感，这些神秘感再加上有过四个男人的经历，就足以使主人公成为故事中的人物了。文化局这样的单位从来就不缺少浪漫的故事，别的不说，只说下属十几个演出团体，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有几个没有过浪漫的故事呢？那些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艺人，又有几个没有新的浪漫故事呢？但新来的人事处长不同，她是政工干部，是党里的人，她不能和艺人比，她的经历可以丰富，但应该单纯，可以曲折，但应该执著，她不该有入戏的成分，否则她把自己当成什么了？艺人吗？
文化局的人很快弄清了小姨经历中那四个男人的情况。他们知道那四个男人中，一个是敌伪官吏，两个是革命者，另一个是身陷囹圄的剧作家。这一清楚就使他们有话可说了。第一个男人成分不好，又是包办婚姻，这样的婚姻不接受是正常的。后两次婚姻呢？对方是老革命，是领导干部，论人生经历思想觉悟，哪一点儿能比你差呢？最多也就是年龄偏大一点儿，相貌稍差一点儿，再就是文化程度问题，这些并不是原则问题，不值得提到离婚这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来处理。更令人同情的是那个剧作家，那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是他们的同行，他会有什么不好？也让她有理由抛弃他？把他一个人丢在监狱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那样义无反顾，离开了第一个男人，又离开了第二个男人，接着离开了第三个男人，然后是第四个男人，她这样不断地离开过去离开过来，自由自在得一塌糊涂，简直是毫不节制，为所欲为，她要是没有问题，未必还是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有了问题不成？人们这么一分析，有关新来的人事处长的形象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