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血海深仇
成吉思汗对金国的入侵，是以复仇作为初始目的。《元史》载：“元年丙寅（公元1206年）……帝始议伐金……帝欲复仇。”
正如前文所说，复仇是草原民族的本能，同时也是维护尊严的需要。如果某人有仇不报，或者没有能力复仇，他一定会被同族耻笑和离弃，在环境恶劣、危机四伏的大草原之中，这意味着将无法生存。
对于以复仇为生命的民族而言，是否复仇完全不是问题，问题是以何种方式复仇。他们多数人不会考虑结果，至少不会全面地考虑，而只会不顾一切地去证明。但是，对成吉思汗而言，复仇不仅是维护尊严的需要，更是一种战略安排：他不仅要实现复仇本身，还要借此团结部族、扩大利益。
与许多善良而容易健忘的民族不同，那个时代的草原民族的传统是，仇恨可以世代相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成吉思汗还是幼童的时候，他的长辈们会不停地给他讲述这么一个故事：
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即爷爷的父亲，是曾经统一全蒙古的合不勒可汗。他虽然
有七个儿子，但是，在他去世之前，却将汗位传给了堂兄弟俺巴孩。那时候，在蒙古大草原东面的呼伦湖附近（今呼伦贝尔盟地区），居住着塔塔儿部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部族臣服于金国。
俺巴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个部族。在亲自护送女儿去塔塔儿部的路上，俺巴孩遭到塔塔尔部主因人的劫持。主因人是金国边防军的一部分。他们将俺巴孩交给了金国皇帝。在被押往金国之前，俺巴孩派人给合不勒可汗的儿子忽图剌以及他自己的儿子合丹带话说：
我身为万民的可汗，国家的主人，竟然因为亲身去送自己的女儿而被塔塔儿人擒拿。你们要以我为戒！你们就是把自己的手指甲磨掉，哪怕是把自己的手指磨断，也一定要尽力为我报仇！
俺巴孩可汗的最终命运是，被金国人钉在木驴之上，受尽折磨而死。[1]
自俺巴孩可汗遇难之日开始，这件事在草原上逐渐流传开，到了窝阔台当政时期，正式被《蒙古秘史》记录在案。不过，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的一些疑点，比如，俺巴孩为什么要与塔塔儿部族结亲，塔塔儿的主因人为什么要劫持俺巴孩，金国皇帝为什么要处死俺巴孩等，《蒙古秘史》并没有作出交代。
根据瑞典人多桑所著《蒙古史》的解释，蒙古与塔塔儿部的交恶，是源于这么一件事情：合不勒可汗的妻弟患上了某种疾病，请塔塔儿部的萨满巫师进行治疗，结果“不效而死，其亲族追及萨满，杀之”。于是，恼怒的塔塔儿部起兵复仇。合不勒可汗诸子助其母族与之战，但胜败不详。[2]
[1]《蒙古秘史》第48、52、53节。
[2]《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册，第38页，中华书局，2004年。
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的一处疑问是：蒙古人既然已与塔塔儿部族结仇，俺巴孩为何要将女儿嫁给仇人？因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判断，合不勒亲族与塔塔儿结仇，与俺巴孩嫁女应该是在同一时期。和亲，或许是俺巴孩的理由。
无论整件事情的经过到底如何，在俺巴孩可汗遇难之后，蒙古失去了统一局面。因此，在成吉思汗家族看来，无论是站在国家或民族的角度，还是站在家族的角度，塔塔儿部与金国都是自己的仇人。
但是，成吉思汗显然具有隐忍的品质。
公元1190年，塔塔儿部首领篾古真反叛蒙古，遭到金国右丞相完颜襄的追击。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主动出兵，与金国军队夹击塔塔儿部，最终活捉并诛杀了篾古真。他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可以借机复仇之外，还希望与金国建立良好关系，使其不干涉自己的统一大业。
完颜襄对成吉思汗的回报是，封他为“札兀惕忽里”。尽管这是一个“从四品”以下的官职，但它有助于提高成吉思汗在草原部落中的威信。不过，它同时也意味着成吉思汗承认了自己的藩属地位。另一位参与围剿篾古真的蒙古克烈部首领，则被赠以“王”的称号，这位首领就是开篇即提到过的王汗。[1]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觉得复仇时机已接近成熟。而此前一年对西夏的小胜，已极大提升了蒙古人的士气。正在这个时候，“金（国）降俘具言金主（完颜）璟肆行暴虐”[2]，这意味着金国内政不稳，于是，成吉思汗下定决心要进行讨伐。不过，他不愿意轻易地发动进攻。
[1]完颜襄也认识到“札兀惕忽里”这个官职太低，他向成吉思汗承诺将为他争取“招讨”一职。据《金史》卷五十七《百官三》：“招讨司。（三处置，西北路、西南路、东北路。）使一员，正三品。副招讨使二员，从四品。”
[2]《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2.女真崛起
金国是女真人创立的国家。在中原汉地史书中，女真的先祖先后有过“肃慎”、“勿吉”、“靺鞨”等称谓。9世纪左右，女真之名始确立下来。在辽国统治之下，为了避兴宗耶律宗真名讳，女真又曾被称为“女直”。而本书则统称女真，以避免这些细节影响读者阅读。
与众多其他边疆民族一样，女真人——不管他们的祖先被如何称呼——虽然早在商周时期就与中原汉地有过往来，不过，在其成为引人注目的力量之前，中原史料对他们的记载并不完备。
在《新唐书》中，女真“人劲健、善步战”，“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在《旧唐书》中，女真人“俗无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此种“楛矢”的箭头由尖石制成，长度大约两寸。[1]
在朱温灭唐开启五代之前，女真基本属于中原政权藩属。在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朝廷曾设置黑水府（今黑龙江省内）以治理女真，任命女真首领担任都督、刺史之职，并曾赐女真首领为李姓。
据北宋欧阳修考证，女真首领最后一次“请命于中国”，是在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后遂不复见云”。[2]
而女真首领之所以不再来中原“请命”，即请求册封官职，是因为当时中原政权更迭太过频繁。从公元907年至950年，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竟然先后出现了五代政权。
[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列传》；《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列传》。
[2]欧阳修（1007—1073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今江西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边疆民族首领之所以“请命中国”，是为了提高在部族中的声望。如果中原政权本身都摇摇不稳，那么，它赐予的官职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或许还会适得其反，被本族和邻近部族耻笑。因此，在契丹人建立强大的辽国之后，女真首领不再向中原政权称臣，而是希望得到辽国的承认。
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相邻国家或民族的影响力，永远是最先被考虑的。反过来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首先会体现在相邻国家或民族的政策之中。
自10世纪开始，女真分为两部分：南部女真属于辽国的版籍，被称为熟女真；北部不属于辽国版籍的，被称为生女真。毫无疑问，在公元1125年推翻辽国统治的，主要是生女真。据《金史》载，生女真生活的地域是“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1]
女真人过着一种既不同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也不同于中原汉地的农耕民族的生活。按照《剑桥中国史》的说法，他们的生活与经济方式根据环境而定：在森林中，占优势的是渔猎；在平原上，则是饲养牲畜或从事农耕。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还输出马匹，但他们主要的家畜是牛。[2]
很难说是这种生存方式——包括政治意义上的与经济意义上的——支配了女真人，还是女真人支配了这种生存方式，总之，他们世世代代以这种方式存在。在强大的契丹人的统治或威胁之下，这种生存方式似乎要延续下去。然而，从11世纪中后期开始，女真人逐渐偏离传统的轨迹。
与所有民族崛起的方式相同，连续几位出色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使女真人变得
[1]《金史》卷一，《世纪》。
[2]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0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8.
越来越强大。
金景祖（1021—1074年）之下的生女真完颜部，已开始有意识地防止辽国“尽得（女真）山川道路险易”。他以巧计阻止辽兵在其境内搜索反叛的百姓；又通过计谋使辽主帮助自己统一其他部族。
最能够体现金景祖智慧的事情是，他从辽国皇帝手中得到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一职，同时又说服了辽国皇帝不迫使其加入辽国国籍。他充分利用节度使一职的权威，在生女真部逐渐建立了纲纪法度，又充分利用节度使一职的便利，帮助本族购买铠甲头盔和铁，“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景祖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研习了辽国的行政制度和兵制。总之，生女真的力量因此逐渐增强。其结果是，来归附的部族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