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军由殿前、侍卫二司统领。为了使禁军保持最佳战斗力，禁军统领经常会进行测评，将“老弱怯懦置剩员以处之”，然后又让各地招募精兵以充实禁军。只有符合禁军统领规定的标准，并且在当地训练精熟之后，这些精兵才有资格被送往都城，加入禁军序列。那些达不到禁军标准的士兵，就留在各州加入厢军。
宋太祖鉴于藩镇的弊端，分派禁军戍守边城，并确立“更戍法”。所谓“更戍”，就是频频更换戍边的禁军士兵。比如，今年戍守某边城的是A组禁军，明年就换成B组，A组调往其他边城去戍守，总之，戍边将领一般固定不变，而禁军士兵则不停地更换。
“更戍法”的目的是，使禁军“习勤苦、均劳逸”，同时，使边疆将领无法与士兵建立感情。在淳化（990—994年）、至道（995—997年）之后，这个制度被严格地执行，禁军不再有“难制之患”。
然而，这个制度颇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在遇到
[1]《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列传》。
[2]《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
紧急情况的时候，很难充分发挥禁军的战斗力。用北宋名相王安石的话说，当朝兵制的弊端之一在于，“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期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1]
宋神宗即位（1067—1085年在位）之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兵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朝廷在各路部署了将兵，让将兵对禁军加强训练，使双方有足够的时间互相了解，希望借此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地方州县的战斗力问题仍然存在。由于州县所辖只有厢军与乡兵，这两种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而屯守州郡的禁军只听将官调动，而将官大多又与州郡长官不和，因此，万一有地方强盗起事，州郡长官很可能无法应对。
公元1086年，司马光曾建议完全罢免各路将官，将禁军委派给州郡长官及相关官吏，“使州郡平居武备有余，然后缓急可责以守死”。不幸的是，司马光在提出建议后不久就去世了，其“全部罢免各路将官”的建议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在谏议大夫孙觉等人的建议之下，仍旧让将官兼任州郡都监的职务，使其对地方防御担负起责任。
但是，这种做法不久之后又被废止了。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枢密院上奏说，州县行政官员对军事干预过甚，应该让将官自行裁断。结果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于是，“州县一无关预，兵愈骄，无复可用矣！”[2]
到了宣和年间（1119—1125年），兵制再次出现变动，宋徽宗听从了婺州知州杨应诚的建议，命令各路屯守部队隶属州郡长官。可是，不久之后又下诏说：“将兵遵循将官条令，废除先前隶属州郡长官的命令。”此后，江苏、浙江一带强盗起
[1]王安石（1021—1086年）：临川人（江西抚州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神宗时担任宰相之职。
[2]《宋史》卷一百八十八，《兵志二》。
事，攻破了许多州县，而东南地区的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
宋朝兵制改革上的反反复复，无非遵循着两个原则：其一，防止大将有自己的亲军；其二，防止地方有自己的军队。而设定这些原则的目的，无非是防止藩镇之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禁军的战斗力。
与这种将军权集中在中央——在都城集中和调配禁军——的兵制相适应，宋朝确立了相应的财税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将地方税赋收入也集中到中央，然后再由中央进行分配。在这个制度之下，地方防御实力日趋薄弱。
3.富弼之叹
这种将军权和财权收归中央的制度，对皇帝的才能是巨大的挑战。只有皇帝具有政才且知人善用，这个制度的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如果皇帝政才平庸，这个制度将成为供其挥霍的资本；如果大权旁落于权臣，这个制度能否发挥正面作用，则取决于权臣的政才和用心，如果权臣无才，或者有才而私心过重，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危险；如果权臣之间形成激烈的党争，形成梁启超所谓的“朋党之祸”，如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之间的争斗，则会致使各种制度存废无常，形同虚设，徒耗国力而难以发挥其效能。
然而不幸的是，在两宋三百年间共计18位皇帝中，除太祖、神宗、孝宗等几位皇帝外，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庸才。正如《宋史》所总结：
自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之后，武备逐渐松懈；在仁宗时期（1023—1063年在位），威胁多来自东北面，而西边军队招募太多，以至于“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
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奋然更制……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哲宗在位期间（1086—1100年），仍然遵守旧法；到了徽宗时期（1100—1125年在位），士兵的数量一天天增加，然而却缺少精锐士卒，“故无益于靖康之变。时其所任者，童贯也。”[1]
根据枢密院的奏折，在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宋朝的军籍总数是37.8万人，其中，禁军马步兵为19.3万。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军籍总数已达到125.9万，禁军马步兵达到82.6万。在80年左右的时间里，宋朝兵力增加了3倍。
庞大的兵力意味着庞大的军费。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富弼上疏直言：“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2]曾在宋英宗时期管理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在一篇奏折中提到：“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3]宋神宗时，知谏院陈襄上奏说：“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4]可见，宋廷岁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支出。
而宋朝经济实力为当时世界最强。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数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高低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宋朝的人口数量位列世界第一，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20%以上，北宋最多时达1.25亿，南宋最多时达8000万。在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方面，宋朝更是遥遥领先。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威尼斯、热那亚等的人口只有10万左右。
[1]童贯（1054—1126年）：开封人，北宋宦官，“六贼”之一。
[2]李焘（1115—11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24卷，“仁宗宝元二年”章节。
[3]蔡襄（1012—1067年）：《蔡忠惠公集》第18卷，《国论要目·强兵》。
[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
上面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宋朝的军费支出到底高到了何种程度。然而，庞大的兵力、巨额的军费支出并没形成相应的战斗力。
在与宋朝联手夹攻辽国的过程中，金国曾依约将幽云十六州中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等六州二十四个县交给宋朝，但是，宋朝兵实在太过孱弱，最终竟不能将这些战略要地守住，两年之后又拱手送还给了金国。
根据《宋史》的记载，公元1227年，北宋灭亡、建炎南渡之后，南宋的兵力起初甚至不到一万。对比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兵力，我们不难发现，其兵力损失是何等惨重，其兵制又是何等的荒谬。正如富弼在奏折中所感叹的：“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今始用武，遽称乏人，即不知向时所赡之军何在，所耗之财何益！”[1]
南宋并未从北宋灭亡中吸取教训。
在刚开始的时候，朝廷起用张俊、韩世忠、刘锜、岳飞等人为将领，军威逐渐得以振奋，军力逐渐得以壮大。到了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燮等四军兵力已达19.16万。
但是，这些大军并没有固定的屯驻之地，比如，岳家军有时屯驻宜兴，有时屯驻蒋山（今江苏江宁）。公元1141年，秦桧、范同等人“以诸将握兵难制”警告宋高宗，以至于皇帝接连征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人进京觐见，让他们将所辖军队一概交出，由枢密院统一调配。这等于是回到了北宋走过的老路。
公元1142年，为了与金国求和，宋高宗与秦桧等人又不惜诬陷岳飞谋反，并将其杀害。于是，南宋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
在宋宁宗时期（1194—1224年在位），杀将求和这一幕再次上演。公元1207年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四，“仁宗宝元二年”章节。
11月，因遭皇帝斥责为“轻启兵端”，韩侂胄将军被枭首示众。[1]为了与金国求和，次年3月，朝廷将韩侂胄的首级送到金国。[2]
正如南宋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吕祖谦所言：“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大概意思是说，南宋在文治方面虽然可观，可是武治却未能振兴，朝廷中虽然名流众多，但基本都是名实不符，没有多高明的才干和谋略，因此，虽然国家经济文化昌盛，却总是有外患之痛。[3]
《宋史》则如此总结南宋在兵制上的失败：
自秦桧主张与金国议和之后，“士气遂沮”，因此，宋孝宗虽有志光复却不能实现。光宗、宁宗以后，虽然招募了很多兵力，国土却一天天缩减。“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即皇帝不能知人善用，也没有驾驭将领的本事，而将领则被朝廷猜忌，受制于朝廷的弊患，最终“相互维持至百五十年后而亡”。[4]
4.千年哲学：内乱重于外患
宋朝兵制是对唐末藩镇之乱和五代更替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内乱重于外患”的千年哲学的体现。实际上，在宋朝之后，这个哲学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明清诸代。对于专制者来说，与外患相比，内乱更是近忧。既然是近忧，则更需要迫切
[1]韩侂胄（？—1207年）：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被列入《宋史》之《奸臣传》。
[2]《宋史》卷三十九，《高宗本纪六》。
[3]吕祖谦（1137—1181年）：婺州（金华）人，北宋宰相吕蒙正之后。此处引用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四，《文苑列传六》。
[4]《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
解决。如果他们还有得选择，哪怕是让利于外患，也要先解决内乱。
这套哲学可上溯至西汉时期。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年）在“楚汉争霸”过程中，分封了七位异姓王，比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等。在夺得天下之后，刘邦先后灭掉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等六名异姓王的势力，在汉文帝时期，又将剩下的长沙王吴芮的势力铲除。
在灭掉异姓王势力之后，刘邦将全国约54个郡中的39个郡，分封给了9位同姓王。这些藩王各自为政，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归中央统治的郡却只有15个。到了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在位时，藩王的势力越来越强，中央的威信却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匈奴造成的边患越来越严重。
面对这种情形，大将军窦婴认为应团结藩王，合力解决外患，而御史大夫晁错则认为要解决外患必须先解决内忧，他提议先削藩。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下诏削去赵王刘遂以常山郡，削胶西王刘昂以六县，削楚王刘戊以东海郡，削吴王刘濞以会稽等郡。这种做法引起了藩王们的极大不满。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联合其他四位同姓藩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这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为了赢得平叛的时间，景帝将晁错腰斩于市，而七国之乱最终也得以平定。
其结果是，景帝将军权、财权、行政权等都集中到中央，极大增强了国力，为汉武帝追剿匈奴创造了条件。
宋太祖正是想效仿汉景帝，将兵权收归中央，为子孙消灭契丹、党项等外族奠定基础。然而，宋太祖没有汉景帝那么幸运。汉景帝的继承人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极具政才和野心，最终消灭了匈奴之害，开创了西汉盛世局面，而宋太祖的后人则大多是平庸之辈，即便出现一两位具有政才的皇帝，比如北宋神宗、南宋孝宗，也因为前辈的基础太过薄弱，恶习难除，最终未能成大器。
在宋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中，这种哲学的痕迹无处不在。比如，宰相赵普（922—992年）在呈现给宋太宗（976—997年在位）的奏折中，就提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