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唇亡齿寒
对于南宋的命运，金哀宗早有预言。
公元1233年8月某日，在其自缢前约5个月，哀宗完颜守绪悲愤地说道：“（蒙古）已经灭了四十个国家，几年前轮到了西夏，西夏灭亡了又轮到了我国，我国灭亡了就必然要轮到宋国。正所谓唇亡齿寒，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这番话的听者是曾主管蔡州军务的皇族阿虎带。两个月前，哀宗已从南京（今开封）逃到蔡州。尽管知道金国大势已去，他仍不愿意束手待毙。由于连年的战争，蔡州临近州县已经长久荒废播种，存粮很少。他正要派阿虎带去宋朝筹借粮饷，准备与围攻的蒙古军长久周旋。
哀宗接着对阿虎带说：“如果宋国与我国联合，所有对我国有利的事情，必然也对宋国有利。你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阿虎带将这些话带到了南宋，却没从南宋带回一粒粮食。
南宋并非没有粮食。就在8月，宋理宗（1224—1264年在位）还下诏让江淮制司调拨一百万石米麦救济归附的军民。南宋有的是对金国的刻骨仇恨：自金太宗入
112蒙古帝国
侵北宋，致宋廷以“靖康之耻”、淮北沦丧以来，此国仇家恨已经持续百年，虽在宋孝宗治下蛰伏有年，但是，一旦感觉到有机可乘，宋廷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报复。
金哀宗对这种仇恨并非不知。
正是为了减少来自南宋的威胁，哀宗继承皇位后的第3个月，即公元1224年3月，就派官员李唐英去滁州（今属安徽）与南宋通好。可是，南宋官员讨论了十几日后，“和事竟不成”。6月，又派官员到淮河岸边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告谕金宋边界的军民再也不会南伐。而后宋军对金国攻势有所收敛。[1]
至少从金国国史资料上看，金哀宗对两国和好颇有诚意。公元1225年10月，他曾对官员们说：“如果真能与宋国和好，让我的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你们还想对宋国用兵吗？你们应该明白朕的意思。”
然而，哀宗的觉醒已为时过晚。就在他说这番话的10月份，在曾诏谕边民再不会南伐的光州，金军与宋军展开了一场厮杀，金军“获马数千，杀人千余而还”。
哀宗显然低估了两国之间的仇恨，尤其低估了南宋对金国的仇恨。
事实上，宋金两国在13世纪初——蒙古入侵前夕——的首场战争，就是由南宋挑起的，时间是在公元1205年3月。南宋之所以主动挑起战事，是因为看到金国多难：旱灾、洪灾、蝗灾等天灾不断，因民族矛盾激化而内乱频仍。宋军在当月攻入了金国的秦川（今秦岭以北）。这场战争结束了两国自1164年达成和议以来保持了四十年的和平关系。之后，在同年的5月、9月和11月，南宋又多次入侵金国郡县。
公元1206年正月，金章宗正式作出回应，他谴责南宋撕毁了42年前达成的和议。宣宗或许根本没有认识到，两国对和议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于金国来说，这份和议当然是公平并且合适的；然而对于南宋来说，这份和议不仅不公平，而且还意
[1]《金史》卷六十二，《交聘表下》；卷十七，《哀宗本纪上》。
味着奇耻大辱。因为根据这项和议，南宋除了要向金国缴纳若干岁币之外，南宋皇帝还要对金国皇帝称“侄”。
毫无疑问，金章宗不会觉得这种称呼有何不妥，实际上，他正是以“叔辈”自居而对南宋进行谴责：“大定初年（指公元1164年），世宗皇帝答应宋朝世代为侄国……近来群臣多次说你国背叛了盟约，朕考虑两国和好的时间已经很长，因此委曲涵容。可能侄宋皇帝对此了解得不够详细。若是仍然像以前那样侵犯不停，朕的臣下或许又有话说……”
金章宗说这番话的时候是38岁，被他称为“侄宋皇帝”的宋宁宗赵括，同样也是38岁。我们不难理解后者在听到这番话时的心情。正是在这个羞辱性称谓的刺激下，4个月之后，宋宁宗“以伐金告于天地、宗庙、社稷”。
当然，金世宗——宣宗的爷爷——也不太可能认识到，他在公元1164年与南宋达成的和约，虽然使金国继续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并且享有外交关系上的优越性，然而从长期来说却并非金国之福。原因在于，要确保在内容上明显不公平的和约具有长期效力，金国必须在国力对比上长期占有绝对优势，而金国事实上只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一旦其内政外交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被南宋认为是翻盘的机会，从而进行军事上的试探。
而金世宗效仿的是他的叔公金太宗。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在公元1125年10月，辽国灭亡之后，金太宗号令诸将伐宋。1126年正月，金兵围困宋朝都城汴京（今开封）。根据两国达成的和议：宋朝同意割让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今属河北）之地；同意每年上贡白银30万两、绢30万匹、铜钱100万贯；两国约为伯侄关系，金国为伯，宋朝为侄。[1]
[1]《金史》卷六十，《交聘表上》。
对宋廷而言，签署这种和约实属无奈，是权宜之计，并非甘心臣服于金国。汴京之围解除后仅一个月，宋将姚平仲就率40万大军对金进行了反扑，虽然最终兵败，但足以反映出这种和约的脆弱性。在南宋时代的初期，公元1126年签署的这份和约起到了刺激军心的作用，使南宋得以抵挡金国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需要指出的是，与公元1126年的和约相比，在1164年的和约中，宋廷的地位已相对有所提高，因为金国已由“伯”降为“叔”，而且岁币数量也有所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国实力在相对下降。
公元1206年5月，宋宁宗下诏伐金之后，宋金两国交战了两年，结果证明南宋军力仍处弱势。1208年11月，两国又签署了一份和约，其内容基本与公元1126年那份和约相同。毫无疑问，这对南宋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金章宗完颜璟肯定不会想到，正是这份在他看来很“公平的”和约，会使金哀宗在关键时候找不到盟友。
南宋一直希望有机会扭转局面，蒙古帝国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机会。
最迟在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大军初胜西夏之后，南宋已经注意到这股来自北方的力量。四年之后再听到西夏大败的消息后，南宋朝廷已经感受到蒙古人的威胁，并命令边境诸军帅臣进行戒备。不过，对于此时的南宋朝廷而言，来自金国与西夏的威胁，远比蒙古的威胁来得现实，蒙古对金国和西夏的入侵，也更像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1211年，在得知金国首都中都被围困的消息后，南宋开始考虑如何与蒙古联合以报世仇。
在与蒙古正式结成同盟之前，南宋利用前者入侵金国的机会，从公元1214年开始重新对其世仇发动攻势，企图夺回淮河以北以及陕西等路的失地，但是，宋军的进展并不顺利，与金军交战往往是败多胜少。
对于宋金两国间的恩怨嫌隙，成吉思汗自然知之甚详。公元1214年1月，蒙古曾派三名特使赴濠州（今安徽凤阳），试图与南宋联合夹攻金国，但是遭到当地守将的拒绝。随着蒙古军声势日益浩大，南宋朝廷也越来越希望与蒙古结盟。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葛不罕出使南宋。[1]三年后，南宋派苟梦玉出使蒙古。
成吉思汗对与南宋结盟抱有很高期待，他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番话即是：
“金国的精兵驻守潼关，以南面的群山和北面的大河为天堑，难以迅速攻破。如果能向宋国借道，以宋金之间的世仇来看，一定能答应我们的要求，让我们的军队借道唐州（山西临汾）、邓州（位于河南西南），直捣大梁（即金国的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国陷入危机之中，必然会从潼关调兵。然而，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都必定疲劳困乏，即便他们的兵马能赶到，也不会有战斗力，打败他们是一定的。”[2]
窝阔台让弟弟托雷具体实践了父亲的遗言。公元1231年5月，托雷率军从凤翔渡过渭水，然后经宝鸡穿过小潼关，准备从那里朝金国的南京（今开封）进军。他派特使前去南宋州郡借道过兵，同时约请一起出兵攻打金国。然而，或许是担心蒙古军对自己不利，或许是因为与临安存在矛盾，或许与金国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许是蒙古特使过于粗鲁无礼，总之，南宋地方将官把托雷的特使杀掉了。
托雷得知消息后大怒，他说：“他们以前还派苟梦玉前来通好，怎么这么快就食言背盟了呢？”于是分兵攻打南宋的一些城堡，长驱直入到达汉中（陕西西南部），并进而袭击四川，在攻陷了阆州（今四川阆中）之后才返回。
这是蒙古军与南宋军第一次交锋，也是蒙古入侵南宋的一次预演。毫无疑问，南宋官员斩杀蒙古特使一事，加深了蒙古对南宋的敌意。不过，为了得到南宋朝廷
[1]《新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第四十。
[2]《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的支持，蒙古人将这种敌意压制了下来。
至少在公元1232年12月之前，蒙古与宋朝达成了盟约，因为正是在这个月，宋蒙军队联合攻打了南京（今开封）。次年5月，南宋军队（很可能有蒙古军参与）攻克了邓州，3个月后又攻克了唐州。
正是在唐州沦陷的这个月，身在蔡州的金哀宗派阿虎带去南宋借粮。从史料的记载上看，在阿虎带出发之前，哀宗尚未得到唐州沦陷的消息，他得到的是另一个让他担心的情报：蒙古派了特使王楫去了南宋，而后宋廷还派了军队护送王楫回国。
但哀宗不知道的是，王楫去南宋主要是办两件事，其一是商量合攻蔡州，其二也是向南宋借粮。3个月后，在荆鄂都统孟珙的押送下，30万石军粮送到围攻蔡州的蒙古军中。孟珙还率2万兵马与蒙古军合攻蔡州城。次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据投降宋军的人说，彼时蔡州已断粮3个月，马靴破鼓都被煮烂吃了，“且听凭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1]
诚如金哀宗所言：唇亡齿寒。在西夏和金国灭亡之后，南宋距离亡国之日也不远了。
2.太祖之忧
在《宋史》的记载中，宋朝的创立过程，与后周——被宋朝取代的国家——的创立过程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国中大将推翻前朝皇帝宝座，然后另立国号，两者
[1]《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孟珙列传》。
惟一的区别是，后周太祖郭威攻入了开封，杀掉了后汉皇帝刘承祐，用武力的方式终结了后汉的统治，而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的方式则相对和平：
公元959年6月，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年）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由于恭帝即位时只有7岁，因此国政由宰相范质等人把持。960年正月某日，北汉勾结契丹入侵后周，归德军（今河南商丘）节度使赵匡胤授命出兵抵抗。数日后，大军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扎营。
次日黎明时分，赵匡胤被众将士拥立为天子。在与众将约法三章（不得侵犯后周皇室、公卿及朝廷府库）之后，赵匡胤率军进入后周国都开封。宰相范质等人很快就表示臣服，而后恭帝在禅让诏书上盖上了玉玺。于是，赵匡胤登基为帝，改国号为“宋”，并封恭帝为郑王，封恭帝之母符后为周太后。
当上皇帝后不久，宋太祖担心武将反叛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使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很快就采取措施夺取武将兵权。
乾德（公元963—968年）初年某日，宋太祖趁晚朝与石守信等人一起饮酒，酒酣之时，太祖感叹地说道：“如果没有你们，我就没有现在的地位。但是，我当了皇帝却远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整个晚上未曾安枕而卧过。”
石守信等人赶忙磕头问道：“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别的念头呢？陛下何出此言呢？”
宋太祖说道：“人谁不愿意富贵，一旦有人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虽然你不愿意当皇帝，可你推脱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谢罪道：“臣下愚钝，没有考虑到这些，希望陛下怜悯我们。”
宋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累金钱、购买田宅留给子孙，欣赏歌童舞女以享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拜谢道：“陛下想到这些，真可谓恩重如山啊！”
次日，石守信等人都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兵权，皇帝依从了他们，给了他们丰厚的赏赐，让他们以散官回家。
这就是《宋史·石守信列传》篇中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1]在此之后，宋太祖逐渐收回了地方将领的兵权，建立了独具宋朝特色的兵制。
根据《宋史·兵制》篇记载，宋朝的军队主要分为禁军、厢军和乡兵三种。其中，禁军是皇帝的卫兵，其职能是“守京师，备远征”；厢军是各州的镇兵，其职能是从事劳役；乡兵的职责是防守本地。代表宋朝军事实力的、在前线打仗的主要是禁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