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倭国
公元1266年8月，当蒙古礼部侍郎殷弘与兵部侍郎黑的踏上出使日本之旅的时候，日本早已不是他们从《汉书》、《后汉书》、《宋书》等古书上了解的日本了。
汉武帝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在朝鲜半岛设置玄菟、乐浪等郡，自此之后，朝鲜与日本才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上。
在公元1世纪由班固编写的《汉书》中，日本的事情被记录在《地理志》章节：“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分为一百多个国家，都定期来向汉朝朝贡，而日本人则被称为“倭人”。
南北朝时期由范晔编写的《后汉书》中，则将日本的事情记录在《东夷列传》章节，以与“西域”、“南蛮”相对应。书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2]这段史料的意思是，公元57年，倭奴国使者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光武帝赐其官爵名分。
[1]《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2]《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东夷列传》还记载说，东汉桓、灵两帝期间（146—189年），“倭国大乱，互相攻伐，历年无主”，后来，出现了一位奇女子，能“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被拥立为倭国之王。
南北朝时期由沈约编写的《宋书》中，日本的事情被记录在《夷蛮列传》。书载：
倭赞万里修贡……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太祖元嘉）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1]
这段文字是说，从公元5世纪初开始约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有赞、珍、济、兴、武等五王向南朝“万里修贡”，并以获得南朝官爵和封印为荣，因为来自大陆帝国的承认，有助于稳定他们在日本的统治。
直到元朝，即殷弘、黑的两位侍郎第一次出使日本之后，关于日本的信息仍然极少。元朝周致中所写《异域志》可以证明这一点。书载：
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有遁去不返之意，遂为国焉。而中国诗书遂留于此，故其人多尚作诗写字。自唐方入中国为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发为桑门，穿唐僧衣。其国人皆髡发，孝服则留头。
[1]《宋书》卷九十七，《夷蛮列传》。
《元史》本身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其《外夷列传》中，除交代元日交战之事外，关于日本最新的内容是，宋代雍熙元年（984年），有一位日本僧人带着五位徒弟来到中国，带来了一些铜器等物，后来，又来了一位叫寂照的僧人，书法非常不错。“至熙宁（1066—1087年）以后，连贡方物，其来者皆僧也。”[1]
值得一提的是，《元史》的编著者是明代宋濂等人，也就是说，直到明代，中国对日本了解都非常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相隔遥远、对日本不够重视之外，政府对商业及商人的不重视，政府与佛教界人士交流不够，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往来大陆与日本的商人、僧人其实并不在少数。
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信息的缺乏，必然会导致大陆政权在战略上判断的失误。蒙元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对于前人而言，后人所有的评论，都仅仅是事后诸葛，是马后炮而已。或许真应了那句古话，当局者迷。
2.被搁置的国书
再回到1268年1月。
潘阜等人到达了九州岛，并拜访了九州的管理机构太宰府。太宰府现在是一个旅游景点，距离福冈约30分钟车程。当时，主管太宰府的人是守护（地方军事长官）武藤祐吉。忽必烈写给日本国王的那封信，首先是交到了武藤祐吉手上，而后武藤又马上交给了镰仓幕府。
藤原家族是九州的大家族。公元1019年，在中国东北及日本海沿岸居住的女
[1]《元史》卷二百○八，《外夷列传一》。
真人，曾经突袭过一歧、对马和九州北部，其结果是，在太宰府藤原隆家等抵抗之下，女真人最终败走。日本史书把这件事称为“刀伊入寇”。可以想像，日本人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
公元1268年2月，即收到蒙古大汗书信一个月后，镰仓幕府将其送至京都。毕竟，这封书信不是写给幕府的，而是写给日本国王的。尽管幕府在当时已掌握了国家实权，但能代表日本外交权威的只有日本国王。不过，或许是遵照幕府的意思，龟山天皇收到这封书信之后，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日本天皇的实权，是在公元12世纪末期的时候被幕府夺了去的，而幕府夺权的种子，却是在四百多年前由天皇朝廷自己埋下。
在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仿效中国唐朝的做法，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推行所谓的“班田收授法”，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班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凡6岁以上的日本人，区分性别与身份，由政府班给口分田；这些田地不允许买卖，受田者死亡后由国家收回。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土地不能私有，所以没人愿意垦田，也就是说，田亩的总量没有增加，而与此同时，由于6岁以上就能受田，因而人口大量增加。更加严重的是，贵族与官吏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公田变成自己的私田。于是，国家最终没有公田可以维持班田制。
为了鼓励垦荒以增加国库收入，在公元723年与743年，日本先后颁布《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财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土地私有化。但是，这两项土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仍然是地方贵族与官吏。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财富以及精良的生产工具，大肆垦殖扩大领土，促进了庄园的发展。
而为了继续扩大并保护庄园，同时也为了免交赋税，庄园主将庄园在形式上献给更有权势的大贵族，也就是所谓的“领家”。庄园主每年都给“领家”上贡，当然，这种上贡远比交赋税划算。但是，这种做法被朝廷识破了，并出台了更严厉的管理措施。于是，“领家”又将庄园献给更有特权的人，比如皇族或高官，这就是所谓的“本家”。最终，谁最享有特权，谁就拥有了最多的土地收益。到了11至12世纪，天皇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逐渐完全被侵蚀了。
关于庄园制的发展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他的著作《亚洲史》中写道：
庄园主开始向中央政府主张真正的独立性，声称自己应不受政府审查或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庄园开始拥有大片宜农土地……（大庄园）支配了全部社会和政权，以为它们的所有者成为了地区主要掌权人。甚至在约占全部土地一半仍属国有的土地上，作为当地官员的贵族们，也在很多方面成为类似的庄园主，他们的地位也逐渐变成世袭。到12世纪，从中央统治的效能来看，日本的制度实际上已经崩溃。[1]
中央朝廷显然不会甘心自己的权力被侵蚀，它们一直试图将已经私有化的土地重新收归公有，于是，天皇与贵族、贵族与贵族、朝廷与地方、地方与庄园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为了抵制中央朝廷、保卫自己的庄园，庄园主都组织了自己的武士集团。在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这些武士集团逐渐壮大，最终成为控制某一片地区的武士集团。
11世纪的时候，日本形成了两大武士家族：平氏家族和源氏家族。最终，源氏家族在源赖朝将军（1147—1199年）的领导下，战胜了平氏家族，并在今东京南郊的镰仓地区建立了幕府政权。幕府时代就此开始。不过，幕府虽然掌握了统治日本的实权，其合法性却需要天皇认可。
[1]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源赖朝于1199年去世之后，在他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帮助下，岳丈北条时政掌控了镰仓幕府，由此开始了北条氏掌权时代。由于天皇拒绝给予北条氏将军身份，所以，北条氏只能以“执权”身份掌权。公元1268年，当蒙古侍郎殷弘、黑的到达日本时，镰仓幕府的执权是17岁的北条时宗（1251—12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