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方人真与蒙古人结盟，并且诚实地贯彻了盟约，十字军国家的寿命将极大延长。马穆鲁克即便不被消灭，也不可能成大器。波斯地区的伊尔汗国将作为西方国家和基督徒的强大盟友而存在。
——朗西曼
公元1220年2月或3月的某一天，布哈拉市内的大清真寺内人头攒动。不过，这些人不是来听布道的，而是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话。不久之前，蒙古大军攻下了这座城市。在训话时，成吉思汗甚至还没脱下盔甲。他说：
你们知道，你们已经犯下了大罪，你们中的大人物已经犯下了大罪。如果你们问我说这些话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们，因为我就是上帝派来惩罚你们的。如果你们没有犯下大罪，上帝不会派我来惩罚你们。
正是在布哈拉——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奉行上帝(God)的旨意对有罪行的人类进行惩罚”，第一次成为成吉思汗征伐别国的理由。
在此之前，正如在前文中不断被强调的，这个游牧民族奉行了上千年的“生存”及“复仇”诸原则，是他们征伐别的家族、部族、民族与国家的主要原因或借口。而在此之后，“替天伐罪”逐渐成为他们为自己的征伐行为进行辩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理由。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判断：在征伐其他民族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已经逐渐了解到，“因罪而受到惩罚”，是许多笃信宗教的民族愿意接受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可以使他们变得更加顺从，因为这些宗教信徒们不断被告知，顺从“来自上帝（God）的惩罚”是洗清“罪孽”的途径或方式之一。
这个理由确实具有说服力。正如前文里已经提到过的例子，俄罗斯与波兰的编年史作者都认为，他们的国家之所以遭到蒙古人的征伐，他们的人民之所以遭到蒙古人的屠杀，就是因为他们犯下了罪。
然而，不无讽刺同时又值得深思的事情是，成吉思汗本人肯定没有想到，在他征服布哈拉三十多年后，他的孙子、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正是在这座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心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两件事情似乎体现了某种轮回的性质：成吉思汗用武力征服了被征服者的物质世界，而被征服者则用宗教和文化征服了他的子孙的精神世界。
但是，对于宗教与文化的影响，蒙古人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敌意，经常会被他们用来作为实现征服战略的武器。
如果说文化作为一种征服或反征服的手段，它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地影响，那么，作为另一种征服或反征服手段的宗教——通过掌握物质力量的宣扬者——则更多地表现为有意识地渗透。而无论是文化上的无意识的影响，还是宗教上的有意识的渗透，都贯穿着蒙古人征服与统治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