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可汗皈依
在西方基督徒考虑并尝试与蒙古人结盟的时候，生活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通过在地理、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也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蒙古征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自己的未来。
前文提到过的一个例子是，公元1282年，伊尔汗国可汗阿八哈去世之后，他的兄弟贴古迭儿继承了汗位。贴古迭儿年少时是位基督徒，还曾取拉丁名为“尼古拉斯”，但长大后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登位后曾狂热地宣扬伊斯兰教，并要求部下都改宗伊斯兰教，几乎使伊尔汗国成为伊斯兰教国家。
然而，贴古迭儿并非是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伊尔汗国也并非惟一受伊斯兰教影响的蒙古汗国。
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金帐汗国可汗别儿哥。至于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的具体时间，西方史学家至今并未达成共识。大致存在两种看法，其中一种看法认为，在公元1257年登上汗位之前，别儿哥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他是在登上汗位后皈依伊斯兰教的，但时间应该不会迟于公元1261年。[1]
现代历史学家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因为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史料实在太有限，而且这些史料往往还具有某种倾向性。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例子，无论是欧洲的信仰基督教的编年史记录者，还是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编年史记录者，在记录与蒙古入侵相关的历史事件时，总是会带有某种情绪，因而会让后人怀疑其记录的真实性。
这些编年史记录者们笔下流淌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蒙古人确实给他们带去了沉重的灾难。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蒙古统治者亲近甚至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穆斯林编年史记录者笔下的倾向性。
如果术兹札尼——公元13世纪的波斯编年史记录者——的记录是客观而准确的，那么，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应该是在拔都去世之前，即公元1255年之前。
术兹札尼在《卫教者表》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拔都可汗去世后不久，其长子撒里答在觐见大汗蒙哥并被授予可汗之位的归途中，特地绕远路以避开别儿哥的住处，因为他执着地认为，“（别儿哥）是一名伊斯兰教徒，而我（撒里答）信奉基督教，见到伊斯兰教徒的面是不幸的”。
然而，接下来的内容却影响了整个故事的可信度，从而影响到对别儿哥皈依时间的判断。据说，别儿哥听到撒里答这番话后，将自己锁在帐篷里达三日之久，他以绳绕脖并祈祷道：“真主啊，如果穆罕默德教和伊斯兰教法是真的，让我向撒里答讨回公正吧！”果然，别儿哥祈祷的次日，撒里答突然去世了。[2]
[1]Robert Irwin，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1250—1382，Routledge，1986.
[2]术兹札尼：《卫教者表》；张文德：《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
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撒里答突然去世后，为了增加伊斯兰教的神圣性，术兹札尼杜撰了别儿哥祈祷上天、而后上天降灾于撒里答的情节。但即便如此，至少在《卫教者表》成书之前，或者至少在术兹札尼去世（约公元1260年）之前，别儿哥已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术兹札尼或许会杜撰秘闻，却不会篡改众所周知的事实。
实际上，术兹札尼还记载了其他一些有趣的秘闻，比如，为了让别儿哥成为一名真正的穆斯林，在别儿哥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术赤即将他交由一位穆斯林助产士看护。到了公元16世纪的穆斯林历史学家笔下，这个故事又发展成另一个版本：婴儿期的别儿哥拒绝吃生母的奶，甚至不吃其他任何食物，直至交由一名穆斯林奶娘看护之后，他才愿意吃奶以及其他食物。
困扰现代历史学家的另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谁将别儿哥领入了伊斯兰教。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专门研究中亚和小亚细亚历史的迪威斯教授认为，布哈拉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巴哈儿昔对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教授在他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说，西方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几乎一致。[1]
迪威斯教授的主要根据之一，是一则由公元14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宾·哈勒敦讲述的故事。这则被19世纪出版的《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一书所收录的故事讲道：[2]
他（别儿哥）由涅只蔑丁·忽不剌的门徒之一舍木薛丁·巴哈儿昔接纳入教……巴哈儿昔住在不花剌（即布哈拉），派人劝别儿哥入教。他（别儿哥）
[1]Devin A.DeWeese，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Pennstate，1994.
[2]《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的编著者是俄国历史学家齐曾高曾（1825—1902年）。这本书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公元13—14世纪的阿拉伯文史料（主要为埃及马穆鲁克朝史籍），以及用波斯文记载的相关史料。
成了伊斯兰教徒后，就派人颁发给他（巴哈儿昔）一张文书，准许他在他的其余领地随意处置一切，但他（巴哈儿昔）辞绝了。
别儿哥动身去会见他（巴哈儿昔），他却不许他（别儿哥）进去，直到他（巴哈儿昔）的亲近请求他接见别儿哥时为止……他（别儿哥）便进去了，又重复了一遍入教的誓约。司教责成他公开传（伊斯兰）教。于是，他（别儿哥）在自己的全体人民中间传播它，在自己的全部领地内建起了清真寺与学校，亲近学者与法学家，与他们为友。
值得一提的是，讲述这则故事的伊宾·哈勒敦并非只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经济学家、伊斯兰教学者、法理学家、数学家、军事学家、哲学家、营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人口统计学、文化历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等几门社会学科的先驱者之一。[1]
根据这位博学多才的阿拉伯史学家的自传，他出生在北非的突尼斯，其先祖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即公元7世纪的时候，生活在也门的哈德拉毛地区。尽管伊宾·哈勒敦的阿拉伯人身份遭到了同是阿拉伯人的传记作家鄂南的质疑，现代学者仍然愿意相信他记载的史料的真实性。[2]比如，关于上面提到的这段史料，前苏联时代的历史学家格列科夫以及雅库博夫斯基在《金帐汗国兴衰史》一书中写道，“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它。”
这两位前苏联历史学家的言外之意是，中世纪记载蒙古帝国的史料太过稀少，无论是穆斯林历史学家的记载，还是基督徒历史学家的记载，都是极其难得的研究
[1]Dr.S.W.Akhtar，“The Islamic Concept of Knowledge”，Al-Tawhid：A Quarterly Journal of IslamicThought&Culture 12，1997.
[2]Mohammad Enan，Ibn Khaldun：His life and Works，Ashref Lahore，1993.
史料，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是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的。换句话说，只要不是过于不合逻辑或情理，我们将不得不相信其真实性。
而在格列科夫以及雅库博夫斯基看来，别儿哥“克制自己的被贬抑的尊严感，并以此向整个伊斯兰教世界表示自己对伊斯兰教政权的虔敬与尊严”，是十分的“英明与有远见”，他虽然是一个“要求惟命是从地服从自己的严厉的统治者”，却“能够从政治考虑出发，克制个人的自尊心。”
不过，这两位前苏联的学者同时也认为，伊宾·哈勒敦的某些记载有夸张的成分，比如，至少“在钦察草原上，在蒙古与钦察游牧民劳动群众中，伊斯兰教没有推行成功。”[1]但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的城市中有比较大的影响。
卢布鲁克修士的报告从侧面也证实了这一点。公元1253年，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奉命出使蒙古帝国时，经过了金帐汗国的领土。后来，他在一份写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中，提到了金帐汗国的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地穆斯林的生活情况，他还在报告中表达了在看到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情况后的沮丧心情。
2.文明的气场
而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则是，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这当然属于动机论的范畴。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明到底有何种吸引力，因为这是触发别儿哥皈依动机的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解释，也适用于
[1]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其他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包括贴古迭儿。
前文已经提到过，在遭到蒙古铁骑入侵的前夜，伊斯兰世界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胜于西欧的基督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