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参见沈懋孝《沈太史全集·讲学述》,见吴震: 《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231~232页。《沈太史全集》所收《贲园草·览程伯淳定性书示同学一首》 又载:“嘉靖中,胡柏泉先生为太宰,默示同学《疏定性解》,会讲……是日也,天下计吏在京师十五路,文学诸贤与计吏偕来者,及京朝官与四方岩薮有志之士,咸会于象所,约五千余人,分五日圜听,莫不饱沃斯义。近溪罗先生、天台耿先生、都峰周先生、龙湾徐先生并参讲席焉。”吴震按:“‘象所’者,不明。疑即‘灵济宫大会’。”(同上)
[40]参见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四《寿大司成东廓邹公七十序》。
[41]参见《龙溪集》卷二《宛陵会语》。
[42]沈学懋所谓:“甲子(嘉靖四十三年),郡守罗公即开元寺故址,建志学书院,先生(指王畿)数过之。深山穷谷,戴白垂髫,圜法堂观听者几数千人,而弦歌之化,遍四境矣。”(《郊居遗稿》卷五《王龙翁老师八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六三,659页)就是指这次讲会。然据罗汝芳《盱坛直诠》记载,此次集会的参加者不过“百余人”(304页)。
[43]《颜钧集》,26页。据颜钧说:此次于嘉靖年间举行的会讲活动,竟“召州县官吏、师生、民庶近八千人,斋道、禅林亦聚数千,听铎(即颜钧)绪皙圣学中正以作人,保身善世,从心率性,如此聚会,凡三月”(同上)。
[44]刘遇奇:《西原惜阴会序》,见光绪《吉安府志》卷一九。
[45]参见程玉英:《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系年》,107页,台北,广文书局,1995。
[46]杨起元:《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三《文塘黎先生墓志铭》。按:杨起元在另文中却说,当时与会者“无虑千人”(《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三《知好录序》)。
[47]参见《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8页。
[48][49]《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8页。
[50]《王阳明全集》,118页。
[51]《黄宗羲全集》第7册,201页。按:“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最早由王畿提出(参见《龙溪集》卷二《滁阳会语》),其中虽不能排除王畿对阳明晚年讲学越城的过分赞誉,但若联系阳明本人对自己晚年思想的评价,则并不为过。
[52]《王阳明全集》,81~82页。
[53]《震川先生集》,545页。
[54]《中离薛先生全集》(简称《中离集》)卷一七《寄冷塘》。
[55]《龙溪集》卷二〇《刑科都给事中南玄戚君墓志铭》。
[56]《王阳明全集》,126页。
[57]《万历野获编》卷二七《紫柏评晦庵》,689~69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58]比较而言,李材的思想倾向更近于朱学。他曾这样抨击阳明之学:“阳明天启聪明,于学岂有悟之不彻,特有激于训诂支离,若将就地掀翻,谓圣门之所谓致知者,是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闻见之知识也。不知沿着致科臼则一,而直以知作体,蠹害更深。”(《正学堂稿》卷九《答夏用德书》)[59]《敬和堂集》卷二《唐一庵先生祠堂记》。
[60]《敬和堂集》卷五《答沈实卿》。
[61]《敬和堂集》卷一《胡子衡齐序》。
[62]管州,一说号“南屏”(孙应奎:《燕诒录》卷七《管子行墓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〇,596页),嘉靖辛卯举人,师事阳明。阳明“没五载,子正亿内衅渐萌,管子(指管州)同欧阳南野等,与王佥事臣、李推官逢议,以正亿趋金陵,将依舅氏以居。管子中怀甚坦,官终兵部司务。晚岁,家贫,有黔娄之风”(《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63]范引年,字兆期,“同复吾(夏淳)诸子师王子(阳明)……庚寅,与蒙泉子(孙应奎)董天真事。壬寅,以经师为有司延主教事,从游甚众。范子于讲艺中,时发师旨,诸生于青田县治纠村作宇,为混元书院,祠曰仰止,肖王子像于中堂”(《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64]夏淳“四岁丧母,不为后母所爱。闻讲孝道,始于事亲,终于四海。泫然曰:‘今有母,未得欢心,况四海乎?’自是孝道益进,宗党称之。正德辛巳,事师王子。嘉靖戊子,举于乡……后判肇庆府,迁思明同知,立社学,以礼教为急,卒于官”(《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65]柴凤,“翰林广敬孙。正德辛巳同复吾、半野、蒙泉诸子师事王子。王子卒于南安,丧过玉山,柴子(指柴凤)与半野子至。庚寅,与半野子董天真事,衢、严之从学者甚众”(《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66]闻人诠,阳明姑表弟,执贽称弟子。正德十一年举于乡,嘉靖五年成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嘉靖十二年,以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政,尝与南京太仆寺卿陈沂纂辑《南畿志》六十四卷。“时王子(阳明)没已六年,仅存《文录》、《传习录》、《居夷集》,余或散亡讹错。黄子绾与绪山子简(检)订存稿,绪山子携之吴中,厘为《文录》、《别录》,谋诸闻人子,梓以行。己亥(嘉靖十八年),改河南道御史,已出备兵辰、沅。请告归,卒,年六十四”(《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67]黄骥,“副使肃子,七岁丧母,画像以事,感时悲恸,见者伤之。父没,筑坟,躬自负土,不资人力……嘉靖中,表为孝子。学于王子,有往复书,尝语学者曰:‘阳明先生始亦未成片段,惟不自放倒,乃造于至。’”(《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68]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阳明归余姚省祖茔时,黄文焕与夏淳、范引年等从学阳明。余皆未记。
[69]《黄宗羲全集》第7册,245~246页。
[70]此据康熙三十年万贞一始刻、至乾隆四年郑性刻毕的《明儒学案》二老阁本(沈芝盈标点整理的《明儒学案》,即以该本冯全垓光绪八年重印本为底本)。
[71]紫筠斋本不仅增补了二老阁本未记的许璋、王文辕等人,而且还在排序上表现出不同。紫筠斋本依次为河东、三原、崇仁、白沙,而二老阁本则依次为崇仁、白沙、河东、三原。依笔者之见,紫筠斋本以吴与弼、陈白沙为明学之始,但不录隐儒游侠之士许璋、王文辕等人,目的是为了突出王学,且不让其被具有二氏倾向的人所侵蚀;而二老阁本以薛瑄为明学之始,并加入许璋、王文辕等人,目的则是为了突出朱陆合一,以划清王学正统派与出入二氏者的界限。
[72]胡瀚,字川甫,号今山,余姚人,自幼承家学,以恩贡,就华亭训导,迁崇明教谕。年十八从阳明游,“论及致良知之学,反覆终日,则跃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作《心箴图》以自课。就质于阳明,阳明面进之。先生(指胡瀚)益自信,危言笃行,绳简甚密。阳明殁,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之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永丰聂文蔚,四家各有疏说,骎骎立为门户,于是海内议者群起。先生曰:‘先师标致良知三字,于支离汩没之后,指点圣真,真所谓滴骨血也。吾党慧者论证悟,深者研归寂,达者乐高旷,精者穷主宰流行,俱得其说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别太支。汝中无善无恶之悟,心若无善,知安得良?故言无善不如至善。《天泉证道》
其说不无附会。汝止以自然为宗,季明德又矫之以龙惕。龙惕所以为自然也,龙惕而不恰于自然,则为拘束;自然而不本于龙惕,则为放旷。良知本无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别。文蔚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则感无不通。似又偏向无处立脚矣。宋儒学尚分别,故勤疏;明儒学尚浑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厌训诂支离,而必标宗旨以为的,其弊不减于训诂。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晚年造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师表,求其卓然之见,一贯之唯,似隔曾、颜一级。文成明睿,学几上达,若夫动不逾矩,循循善诱,犹非孔氏之家法。
白沙煞有曾点之趣,而行径稍涉于孤高。敬斋慎密,似有子夏规模,而道业未臻于光大。孟子愿学孔子,而于颜、闵犹曰姑舍,吾于四先生亦云。’”(《明儒学案》卷一五)由此可见,胡瀚虽对阳明致良知之学颇为推崇,但后来对白沙、阳明及王门诸子皆有批评,对宋明儒学的概括,亦可谓精到。故而“论者称其善守师传”,而黄宗羲则特地交代要把他补入县志(参见《姚江书院志略》卷上《附议》)。因此很显然,紫筠斋本将其补入《明儒学案》,秉承的是梨洲之意。遗憾的是,胡瀚所著的《今山集》一百卷今已不存,要不然他在浙中王门中是不会像今天这样默默无闻的。
[73]《黄宗羲全集》第7册,4页。
[74]同上书,7页。
[75]此前五年,同为阳明弟子的冀元亨,曾在有司以“格物致知”发策时,“不从朱《》,以所闻于阳明者为对,主司奇而录之”。时人则对“先生(指冀元亨)之对与徐珊之不对,一时两高之”(参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738页)。
[76]《王阳明全集》,922~924页。
[77]同上书,1287页。
[78]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四《辰州虎溪精舍记》。
[79]《黄宗羲全集》第7册,738页。
[80]浙江省图书馆藏有《卯洞集》四卷,沅陵门人陈煦校,嘉靖二十三年胡鳌序,嘉靖二十四年南士元跋。
[81]《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
[82]参见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139页。
[83]不包括泰州王门。屠用锡、王梓材注:“黄梨洲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今万氏所列寥寥数人,盖泰州门人之纯者也。”(《儒林宗派》卷十五)说明还有许多泰州门人未被万斯同收录。
[84]参见钱明:《王学在新安地区的曲折与遭遇———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载《黄山学院学报》,2008 (3)
[85]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嵊州人。万历五年进士,历仕南京工部屯田主政,督税芜湖。谪迁两淮盐运判官。升南京兵、吏两部郎官、广东按察佥事、云南参议。后升南京尚宝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通政使、户部右侍郎。崇祯二年,起为南京工部尚书,以病未任。著述颇富,有《圣学宗传》、《四书宗旨》、《王门宗旨》、《宋明四先生语录》、《东越证学录》、《周海门先生文录》(彭国翔说,明刻《东越证学录》有十六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版本,而十二卷本的《周海门先生文录》虽年代早于十六卷本,但却是后者之略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所收的《东越证学录》即通行的十六卷本(参见周汝登:《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探讨》,载《清华学报》(台湾)第31卷第3期,新竹,2001))、《佛法正轮》等二十几种(参见张克伟:《周汝登生平及其著述论略》,《张克伟论文著述汇辑》,香港,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5)。在浙中王门中,周汝登的一支人数相对较多。在会稽有二陶,在嵊县有王三台、袁祖乾、袁祖宪、吴应芳、王心纯等。此外,姚江书院的创始人沈国谟也深受其影响(参见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24页)。如果把海门这一支剔除出浙中王门,那浙中王门就真可谓名存实亡了。
[86]说黄宗羲与多数史家“作对”,是因为多数史家皆把海门等人归于龙溪门下。说黄宗羲自相矛盾,是因为他在《子刘子行状》中尝曰:“当是时,浙河东之学,新建一传而为王龙溪畿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则湛然澄之禅入之。三传而为陶石梁奭龄,辅之以姚江之沈国谟、管宗圣、史孝咸,而密云悟之禅又入之。会稽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阖之术,鼓动以行其教。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指刘宗周)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黄宗羲全集》第1册,253页)也许正因为海门、石篑等人使“新建之传扫地”,才让梨洲下决心把他们剔除出浙中王门而归入泰州学派。
[87]《东越证学录》卷五《剡中会语》。
[88]《歇庵集》卷三《海门文集序》。
[89]《歇庵集》卷三《盱江要语序》。
[90]陶奭龄在《海门先生挽章》中一段话,证明了周氏在浙中王门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海门先生得髓于龙溪子,以缵文成公之续。主盟斯道,寿考作人,东越僻隅,而海内望为邹鲁。山颓梁坏,岁轮屡更,赐茔既成,诹日发引,四方从学之士,会葬如林。奭龄昔从先文简(指陶望龄),负墙请事,服膺绪论,于兹有年。灵旗俄迁,瞻望靡及,敬抒短韵,以助虞讴。”(《今是堂集》卷一〇;《四库禁毁丛刊》集八〇,670页)
[91]关于周汝登,日本学者关注得较早,冈田武彦的《王阳明と明末儒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9)和荒木见悟的《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等,均设有专章作过深入研究。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陆续有力作问世,如张克伟的《周汝登生平及其著述论略》(《书目季刊》,台北,第22卷第4期)、《周汝登哲学思想初探》(《汕头大学学报》第8卷第1期,1992),渡边贤的《周海门の社会思想》(《阳明学》第7号,东京,明德出版社,1995)、《周汝登における心学的思想史の构想》(《阳明学》第12号,东京,明德出版社,2000),彭国翔的《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探讨》(《清华学报》(台湾)第31卷第3期,新竹,2001),佐藤炼太郎的《周汝登〈圣学宗传〉と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学》第15号,东京,明德出版社,2003),钱茂伟的《姚江书院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周汝登与万历、天启间的浙东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以及刘哲浩的《周海门的哲学思想研究》(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许馨元的《周海门及其〈圣学宗传〉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等。
[92]钱谦益:《有学集》卷一七《赖古堂文选序》。
[93]《龙溪集》卷一二《与贡玄略》。
[94]《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九《诸儒类》,239页,台北,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光绪丁丑江苏书局刻本。
[95]黄宗羲甚至把周汝登视为浙东佛教宗风的开创者:“东浙宗风之盛,始于周海门先生。”(《黄宗羲全集》第10册,93页)
[96]参见《徐爱·钱德洪·董澐集》,170~171页。
[97]据《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九月条载:“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洪(即钱德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因王正心通贽请见。”(《王阳明全集》,1282页)
[98]汪应轸(1522年前后在世),字子宿,号青湖,山阴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正德十四年,武宗南巡,百姓不堪负担,临清以南相率弃业罢市,逃窜山谷。汪见状,会同翰林院修撰舒芬抗疏以谏,受廷杖几毙。后出任泗州知府,政绩卓著。世宗接位,召为户科给事中,离泗之日,父老送者,无不泣下。嘉靖三年春,出任江西佥事,因执法得罪巡抚被劾。廷臣交荐起原官,任江西学政,父丧归乡。晚年陶情于酒,人谓其外常醉而内常醒。卒后,乡人私谥为清献先生。著有《青湖文集》。季本《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汪公墓志铭》载:“青湖汪公之居乡也,与州东吴君士美、龙溪王君汝中及余实为道谊交……又余以女采苹妻其子延乾,情尤相戚也……平生学问一以朱子为宗,每读朱子书,见其析理精详,考文博洽,则叹以为非人所及,不敢妄有所訾。人或论学有与朱子不合者,辄忿然作色,如闻毁其父母。故阳明公讲道东南,天下皆尊信之,公独以其言戾于朱子,不能相下。”(《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
[99]《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汪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