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明的浙中弟子，从入门时间看，可大致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类；而从亲疏关系看，则可分为门人型、道友型和私淑型三类。早期的王思舆、王琥、许璋、黄绾可谓阳明的道友型弟子，中期的季本、顾应祥可谓阳明的入门型弟子，而晚期的孙应奎则可谓阳明的私淑型弟子。本节我们就先挑选几位对浙中王门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精英”或“草民”作些个案研究，以揭示浙中王门学者的多元化倾向。
（第一节 王阳明的早期越中道友
———王思舆、王琥、许璋论
据《阳明年谱》弘治十五年壬戌八月条记：“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１］其中的王思舆等四位“友人”（从后文所引史料分析，应包括许璋和王琥），都是阳明早期的道友，抑或《明儒学案》贾润序中所谓的“其他崛起而无师承者”。关于这三人，通行的《阳明全书》（不包括《年谱》）本未见，笔者搜集的阳明撰于正德九年的一篇佚文——— 《寄梁郡伯手札》倒有记录，曰：“越民有王文辕、王琥、许璋者，皆贫良之士，有庠生孙吴、魏廷霖者，门生也，未审曾有进谒者否？与进之。”［２］特地将三人与“门生”孙吴、魏廷霖相区别，这为我们解读三人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证据。作为阳明在弘治年间就已相识的道友，三人与阳明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正德后期。然不知何故，阳明对先于自己辞世的这三位道友［３］，似未写过任何纪念性文字。莫非阳明是另有隐情？
阳明的浙中高足季本尝以标题式的语气指出：“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从阳明早年尝与三人相互取益、共同修炼来看，认为阳明在思想创设初期曾得到过三人的帮助和启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阳明之所以很少提及三人，或许是出于思想垄断、门户纯洁（因三人皆属隐儒，近于二氏）之考量。其实，三人虽地位低下，但对浙中王门思想性格的形成还是产生过一定作用的。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多少找到一些初创时期浙中王门的影子。
一、王思舆
“思舆”，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作“思裕”，又写作“司舆”。
季本《王思舆传》［４］云：
余少师黄轝子，黄轝子姓王氏，名文辕，字司舆，山阴人，厉志力行，隐居独善，乡人慕其德者，皆乐亲之。少学为古文，级类庄、列，诗逼唐人，读书不牵章句，尝曰：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成化、弘治间，学者守成说，不敢有私议朱子者，故不见信于时，惟阳明先师与之为友，独破旧说，盖有所本云。
及阳明先师领南赣之命，见黄轝子，黄轝子欲试其所得，每撼激之动，语人曰：伯安自此可胜大事矣。盖其平生经世之志，于此见焉。其后黄轝子殁，阳明先师方讲良知之学，人多非议之，叹曰：使黄轝子在，于吾言必相契矣。［５］可见，“隐居独善”、“级类庄、列”的王思舆，与“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的阳明不仅具有共同的道教情结，而且还与阳明一起“私议朱子”， “独破旧说”，可谓阳明早年最相契的志同道合者。［６］不惟如此，“诗逼唐人”的王思舆在诗才上亦堪与阳明比肩。《绍兴府志》载有王思舆《越王峥》诗一首，这是笔者所知的王思舆留下的惟一诗作。
正因为王思舆在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故而早年师从过王思舆的季本在自己的另一部哲学著作《说理会编》中，干脆把这篇《王思舆传》改名为《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７］，把王思舆归入到阳明学创始者的行列。
徐爱在《贤思叙》中也对王思舆（徐称“黄司舆”）和下面即将介绍的王琥作过很高的评介：
予同年进士张侯五奎，来令山阴，独朴然将以古道化民。
予尝因阳明先生善其治民曰黄文辕司舆、王琥世瑞者，二子之抱道怀才，不干声利，予既信之。昔者，亲视侯以实礼延二子，相与揖让，献酬于稽山书院之中，左右亡不惶汗骇顾，以为尝所未见于侯之屈，而二子之抗也。君子曰：古之道也。张侯，贤侯也；二子，贤民也。衰薄之世，然而侯独焉其难矣！然山阴之贤，不止二子，盖予未之尽识而闻之。礼亡，不视二子而加焉。侯之擢安吉而去也，集山阴之贤而在下者，为文章歌诗，各致其慕念之意以赠别，殆成巨册。予因览焉，既叹侯之得士心，辄题其端曰“思贤”。思贤何？曰：贤者之思贤者也。乃作《贤思叙》。叙张侯之能希古也，足表师矣；叙山阴之多贤也，足以当礼矣。若侯之善政、善教，则司舆、世瑞之叙叙之矣。［８］建于元代的绍兴稽山书院，经王琥等人提议而修复（详见后述）。修复后，“抱道怀才，不干声利”的王思舆、王琥，即成为稽山书院讲学论道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对浙中王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季本所谓“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的论断，虽有些片面，但的确揭示了一个被历代治王学者忽视的事实：
阳明学是由一批当时活跃于绍兴一带的“抱道怀才”、“厉志力行”、敢“破旧说”的“贤民”、“儒士”共同创立的，而并非王阳明一人之独创，至少在其创设初期。
王阳明在正德七年所撰的《答徐成之》［９］书中，曾专门对一名叫王舆庵的人作过详尽评论。王舆庵基于“坚定”的心学立场，竭力非朱子而是象山，然阳明则批评其说不得要领，过于简单化，指出：
以某所见，非独吾兄（指徐成之）之非象山、舆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舆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
今舆庵之论象山曰：“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虚空，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若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非复圣门诚意正心之学矣。”……舆庵是象山，而谓其“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是舆庵之是象山，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舆庵之说，仆犹恨其有未尽也。［１０］日本学者认为王舆庵即王思舆［１１］，不知有何根据。若果真如此，那就更加说明阳明与王思舆在思想上的对话与交流是相当密切的。两人从“私议朱子”、“独破旧说”开始，到阳明产生对“舆庵之说”“犹恨其有未尽”而遗憾地结束［１２］，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阳明对王思舆产生了不满，其实这恰恰反映了阳明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超群的独立思考能力。王思舆在朱陆之辨上的简单化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阳明早年“私议朱子”、“独破旧说”时所采用过的，只是阳明能够及时改换思路、“学后三变”，不仅能超越朱子，而且能超越象山，而这种思想“节奏”，显然是王思舆所难以企及的。而同为王思舆弟子的季本，却在朱陆之辨上与阳明保持了一致，他在《跋朱陆二先生论尊德性道问学书后》（按：“书”指程敏政的《道一编》）中说：“朱陆之辩，各就其析而为二者言之，而其合一处则固未能离也。但所见各有所重，则未免为偏，若论本末先后之序，则象山差胜耳。”［１３］只不过季本略偏向于朱子，与倾心象山的阳明有一定距离。另据季本传文推测，王思舆可能死于正德末年，当时阳明刚提出“致良知”说不久，故而“人多非议之”，阳明遂叹曰：“使黄轝子在，于吾言必相契矣。”说明对王思舆的思想进步，阳明还是比较有把握有的。遗憾的是，王思舆最终未能接触到阳明的成熟思想，因而也就谈不上与阳明的晚年思想“相契”了。
不仅如此，即使就整个浙中王门的形成发展来说，王思舆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绍兴一带，王思舆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许多名人都纷纷投奔于他的门下，如王门中著名的经学派思想家季本，就曾从学其门下。再比如，人称“范圣人”的阳明弟子范瓘（字廷润，号栗斋），也是先入王思舆、许璋之门，然后才入阳明之门的。浙中王门后学张元忭撰《范栗斋传》云：
先生（栗斋）首师王司舆、许半圭两先生。两先生者，并以道德重于时者也。既又师阳明先生，所造益深。……里中人无老幼，皆以范圣人呼之。［１４］正德十一年十月，阳明奉旨巡抚南、赣、汀、漳，顺道归省至越，翌年正月至赣，期间他又利用两个多月时间，与王思舆等本地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走后“王思舆语季本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触之不动矣。’”［１５］此时的王思舆，似乎仍未消弭早年“隐居独善”、“级类庄、列”的思想情结，在猜测阳明此行之命运时，俨然像个算命的道士，而这也许正是阳明喜欢与其进行交流的重要原因。［１６］孙奇逢曾将此则轶事与嘉靖三十二年罗汝芳途经山东问道于泰山丈人的“神秘”经历作过一番对比：
思舆语人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触之而不动矣。”
罗近溪自有生以来，遇触而气不动。一翁谓之曰：“此君心痼疾，可不亟图疗耶！”近溪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体出天常，随物感动，原无定执。”近溪惊起拜下，执念渐消。阳明之不动，孟子之不动心也；近溪之不动，强力把持，天体渐失，故为心病。学者要破此执念，方自有得。［１７］孙奇逢所要强调的是“破除执念”的必要性［１８］，而笔者则从这则轶闻中看到了王阳明与王思舆、罗近溪与泰山丈人之间所隐含着的道士风骨和仙家气象。应该说，阳明喜欢与王思舆交友，与思舆半仙半儒的思想性格不无关系。
二、王琥
此人在上文所引徐爱的《贤思叙》中已有涉及。据《王心斋年谱》记载：
（嘉靖）三年甲申， （心斋）先生四十二岁，在会稽。是年春，四方学者聚会稽日众，请阳明公筑书院城中以居同志……未几，阳明公谢诸生不见，独先生侍左右，或有论诸生，则令先生传授。会守庵公（心斋父）寿日，先生告归上寿，阳明公不听，命蔡世新绘吕仙图，王琥撰文具上，因金克厚持往，寿守庵公并作歌以招之。于是守庵公至会稽，与阳明公相会。［１９］如此看来，王琥不仅是阳明早年的道友，还可能是阳明晚年的弟子。
陆深的《海日先生行状》其实是王琥撰写的，而陆深只不过是“按王君琥所录（王华）行实，泣而叙之”罢了。［２０］所以笔者推测，王琥可能要比阳明年长几岁，且与其父王华、其女婿徐爱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正德十二年徐爱归省越城，王琥尝与之商定：“秋冬之间欲与曰仁乘兴来游（赣州）”，以助阳明一臂之力。阳明闻讯，曾兴奋地说：“果得如此，足以稍慰。艰奈之怀，今见衰疾之人，颠仆道左，虽不相知，亦得引手一扶，况其所亲爱乎！”［２１］。可见王琥在阳明眼里，是“所亲爱”的志同道合者，其地位似可与徐爱比配。又据张焕《重建稽山书院记略》记载：正德年间， “刑部尚书王公明仲、楚府长史王公文冕与儒生王琥，素怀兴复（指越城稽山书院），唱鸣义举”［２２］。这说明王琥只是个隐居乡间的“儒生”，但就是这么个普通人，居然能与刑部尚书等高官一起“唱鸣义举”，兴复书院，可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除了道学，王琥还以诗文见长， 《绍兴府志》载有王琥《亭山》诗一首，诗云：“如盖亭亭矗镜心，淡蒸浓发变晴阴。势凌万仞云霞表，地锁千峰紫翠深。无忌旧亭基已没，野翁高躅客重寻。郡城楼阁瞻来近，风角霜钟送曙音。”被徐爱誉为“贤民”的王琥，却自称“野翁”，故此笔者推测，与“隐居独善”的王思舆一样，王琥亦属于当时活跃于越中一带的隐儒。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阳明书札在内的多数史料，都把王琥与王思舆或者许璋合并记述。如徐爱的《游雪窦因得龙溪诸山记》便记叙了阳明与许璋、王琥等人同游雪窦之事。［２３］倾心阳明的永嘉学者项乔在《书文江集后》中所提到的王定斋、许杞山，据编校者说：
“疑即王琥字世瑞及许璋字半圭者，均系山阴人。”［２４］黄宗羲在《永乐寺碑记》中也记录了正德八年阳明与许璋、王琥等人“流连信宿，赋诗于此”的一段遗事。［２５］说明王琥、许璋、王思舆三人与阳明的友谊，一直从弘治年间保持到正德后期。由于王琥比许璋、王思舆要去世得晚些，所以他与阳明弟子的交往也略多于许、王二人。比如邹守益于嘉靖初年在绍兴陪阳明、王琥等人游浮峰山时［２６］，许、王二人已早就不在人间了。从时间上看，阳明应该有为他们撰写祭文的可能，而且其晚年文字遗失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笔者所谓“也许阳明是出于思想垄断、门户纯洁之考量”，还是能够站住脚的。
三、许璋
较之王琥，此人的史料略微丰富些，惟这些材料，大都出于耿天台的《先进遗风》。［２７］耿氏的记载是：
（阳明）先生养疴阳明洞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益云。璋，上虞人，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其于世味泊如也。尝蹑走岭南，访白沙陈先生，其友王司舆以诗送之，曰“去岁逢黄石，今年访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道之学。先生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笋舆访之山中，菜羹麦饭，信宿不厌。没后，先生题其墓曰“处士许璋之墓”，属知县杨绍芳立石焉。［２８］张岱《于越三不朽图赞》的记载是：
（许璋）为王文成塾师，教以奇门遁甲诸书及武侯阵法。文成抚江右，嘱曰：“勿错认帝星。”及宸濠将叛，遣子贻以枣、梨、江荳、西瓜（隐语：早离江西）。文成惊悟，出查乱兵，遂不及难。后得诛，反擒王，皆先生力也。［２９］光绪《上虞县志》卷八《人物》据万历志的记录是：
许璋，字半圭［３０］，家贫，潜心性命之学，不求仕进，凡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奇门九遁，靡不精晓。尝蹑走岭南，访陈献章，至楚，见白沙门人李承箕，留大崖山中者三时，质疑问难，亦不至岭南而返。尝为王文成塾师，教以奇遁诸书及武侯陈法。文成抚江右，璋指干象谓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于兴邸，其占之奇中，类如此。宸濠将叛，璋遣子遗文成枣、梨、江豆、西瓜。文成惊悟，出查乱兵，遂不及难。后得诛叛擒王，皆璋力也。岑孟为梗，文成奉命督师，走璋问计。
璋曰：“抚之便卒。”用其言，得孟。遗之金帛，不受；欲荐之于朝，曰：“爵赏非吾愿，何以相强？”自谓所居当大发祥顾子孙无当之者。比邻陈氏兄弟不凡，足当此归之去。已而陈述、陈逑果相继登第。人呼为神仙，云山阴范瓘常师事之。年七十余岁卒，文成以文哭之，题其墓曰“处士许璋之墓”，邑令杨绍芳为立石，时嘉靖四年。
《两浙名贤录》卷四四《高隐》的记载是：
王文成初养疴阳明洞，唯与璋及王（遗“文”字）辕辈一二山人，兀坐终日，共参道妙，互有资益。［３１］不难看出，《上虞县志》中这大段文字，其实只是耿天台《先进遗风》与张岱《于越三不朽图赞》中有关许璋材料的简单拼凑，而文中提到的陈献章门人李承箕，则撰有《送许生还上虞序》［３２］，黄宗羲对该序的评语是：“璋字半圭，与阳明为友。”［３３］认定许璋与阳明是道友关系。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无论是敢于“私议朱子”王思舆，还是“人呼为神仙”的“塾师”许璋，抑或“儒生王琥”，其实都是阳明早年的道友，所不同的只是王思舆为阳明的合作型道友，许璋为阳明的塾师型道友，而王琥为阳明的弟子型道友。他们三人都是阳明早年曾经“取其资益”的重要对象，对阳明学说的创设及阳明学派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过自己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