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阳明平宸濠归越，“始决意师事焉”；及阳明归余姚省祖茔，经王正心引见，得以与阳明相识，此后力排众议［６７］，“率诸友７０余人，辟龙泉中天阁，请文成升座开讲，首以所学请正”［６８］。然此时绪山尚未随阳明居越，故有所谓“德洪自辛巳冬始见先生于姚，再见于越，于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头处”［６９］之言。
嘉靖元年，领乡荐，中举人，翌年下第归，始“侍师于越”［７０］，并欲以阳明高弟徐爱为楷模。
嘉靖三年，绪山携二弟钱德周读书越之城南，其父心渔翁往视之。
嘉靖五年，与龙溪、金克厚同登进士，然不就廷试，引疾归，卒业于阳明；凡及门者，阳明皆使绪山先引导之，俟志定有入，方与请见。［７１］嘉靖六年九月初八日，绪山、龙溪访张元冲于舟中，因论为学宗旨，两人产生分歧，遂请教阳明，史称“天泉辨正”和“严滩复申”；后绪山又“与四方同志相守（阳明）洞中，究竟此件事”［７２］。
嘉靖七年冬，绪山偕龙溪赴廷试，传阳明归，迎至严滩，闻讣。
与龙溪议服制，“绪山以为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加焉。龙溪请服斩衰，以从”［７３］。
嘉靖八年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丧归越，内讧外侮并作”［７４］，遂“与龙溪相与保孤宁家，日夕不相离，且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文成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遗教（又称天泉遗教）”［７５］。
嘉靖九年，薛侃“建天真书院，钱子与龙溪子合同志资为之继”［７６］，并与龙溪“叠为居守”于精舍，以接引四方来浙者［７７］，并刻《阳明先生诗录》于杭州胜果寺。
嘉靖十年五月，与龙溪“趋金陵，为正亿问名”。黄绾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专。”遂与龙溪复走天台，“得太夫人命，于是同门王艮遂行聘礼焉”［７８］。
嘉靖十一年，始赴廷试，“倡道京师，兴起多士”，“乐取诸人以为善”［７９］；与龙溪“诸君相处益密，且众至六七十人。每会舆马塞途，至不能行，乃分处为四会，而江右同志居多”［８０］。后登进士第，“就苏学教授，至则定祀典，申学规，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谓有东鲁沂水遗风”［８１］；同年秋，“问教学之道于甘泉子”［８２］。
嘉靖十二年，“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旸、黄弘纲嗣讲东南，洪亦假事入金陵”，“或讲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８３］。
嘉靖十三年，聘主广东乡试，薛侃前来问学。［８４］归时，“道经江西，访问龙光，始获间书、间牌诸稿，并所闻于同门者，归以附录”，成《征宸濠反间遗事》［８５］；又“偕访双江子，聚诸友于崇玄、丽泽，乾乾惕若之功”［８６］。三月，“李遂建精舍于衢麓，……洪、畿乃与（王）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８７］。
嘉靖十四年，“过金陵，与黄子绾、闻人子诠等议刻《文录》，作《购遗文书》，搜猎于江、浙、闽、广、直隶，乙未二月刻于姑苏”［８８］。后又“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８９］；同年冬，丁内艰归姚，与亲友修复中天阁之会。
嘉靖十五年冬，服阕补国子监丞，“立省愆堂，教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９０］，以明“大易之训”。
嘉靖十七年，任刑部湖广司主事，后转陕西司员外郎。
嘉靖二十年，因依法奏武定侯郭勋［９１］死罪，触帝怒，下诏禁，与御史杨爵、都督赵乡在狱中讲《易》不辍。［９２］嘉靖二十二年，诏革冠带归农，丁父忧。
嘉靖二十四年，撰《慈湖书院记》，“窃叹（慈湖）先生之学，直超上悟者乎”。
嘉靖二十五年，至江西安福，游复古书院。［９３］季夏，“避嚣西湖禅舍”，将自己所编的其父之诗集《云夜吟》赠予钱薇，并向其“索序”［９４］。
嘉靖二十七年，与龙溪相约“会于水西，岁以春秋为期”［９５］，又为父心渔翁墓志铭而赴广东访湛甘泉，“三日告归”［９６］；六月，与龙溪聚合罗念庵于丰城［９７］；同年夏，与罗念庵等相会于庐山天池，并同赴“青原会”［９８］，其间顺便为其父而向东廓、念庵企撰祭文；会后同游龙虎山，择冲玄观为“江浙同志大会”之会所［９９］；同年八月，朱衡等迎绪山“讲学于精修观，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又“责洪作疏纠材”，建云兴书院［１００］；九月，至广东韶州，谒湛甘泉，并与之论学［１０１］，后应陈大伦之邀，留明经书院讲学［１０２］，因尚在服丧期间，离家远游，引起湛甘泉、胡庐山等的不满。［１０３］此事在甘泉与洗桂奇的答问中有详细记载：“奇问：‘秦幼贞承祖母重服，来卜居讲学于樵，我师翁以为大孝矣。而钱绪山有亲之丧，不远四千里来讲学，与秦子事一也，况钱子且为亲求墓铭矣，我师翁则责之以礼，何耶？朋友会问，多致疑于此者。伏乞示教。’（湛答：）‘先师（指白沙）有云：三年之丧，在人之情。秦幼贞承重葬后先来时，想在大小祥之间，其持丧太严，常独静坐密室，不与人言，惟啖荠盐，不食肉。后归迎母来山，又隔一年，其志实欲避地迁居，筑楼奉母。其与钱洪甫之来大不同也，何疑焉？少汾说起此子来，令我伤心饮涕，有志不就，婴疾而归，今不知生死何如也，岂胜叹哉！’”［１０４］故此，绪山在韶州仅滞留月余，遂冬逾庾岭，与诸生邓鲁等谒阳明祠，相与入南华二贤阁，以“共阐师说”［１０５］。后应“俞尹迎请”，赴吉安，“会于永和，同志胥集”，名声大振。［１０６］嘉靖二十八年初春，自广东舟返，过螺川，王塘南“舟次听教，至南浦而别”［１０７］，其间举“南浦大会”，“至数百人，留连旬日”［１０８］。其间，相聚永和，为张元冲母亲唐太恭人祝寿。［１０９］五月，与龙溪同赴泾县“水西会”，与会者达２３０余人［１１０］；会后又偕浙、徽诸友前往江西，与邹东廓等在龙虎山冲玄观共举“江浙同志大会”［１１１］；后又与龙溪、东廓等在安福共举“复古大会”，会后“大聚于青原”［１１２］。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史际在溧阳建嘉义书院，延请绪山主教事［１１３］，绪山撰《天成篇》，“揭嘉义堂示诸生”［１１４］，并重刻《山东甲子乡试录》于嘉义书院；四月，吕怀等建大同楼于新泉精舍，绪山“送王正亿入胄监，至金山，遂入金陵趋会焉”［１１５］，近溪约绪山、龙溪“大会于留都天坛道观，竟不果行”［１１６］；同年，“谋修《王子年谱》”于嘉义书院，钱“分年得王子始生至谪龙场，越十年，接续其后，得三分之一，以丁丑以后五年属罗子洪先”［１１７］。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重阳，与龙溪一起访戚南玄于南谯，举“南谯会”［１１８］；同年冬，与龙溪“再往南谯”［１１９］；后在南畿增录并刊刻《朱子晚年定论》。［１２０］嘉靖三十二年秋，吕怀聚徒于滁州阳明祠，“洪往游焉”，并“与吕子相论致良知之学无间于动静，则相庆以为新得”［１２１］。
嘉靖三十三年秋，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闾董、宁国知府刘起宗建水西书院于泾县，举宁国府六邑大会，礼聘绪山、龙溪“间年至会”［１２２］；是年，于水西精舍刊刻《传习续录》［１２３］，并“自宁国与贡安国谒师祠”于琅琊山。［１２４］又据夏子羽《史惺堂先生年谱》嘉靖三十三年癸丑条和三十五丙辰条，期间歙县知县史桂芳常与绪山、龙溪等人“相质正不倦”［１２５］，表明绪山此间在徽州活动频繁。
嘉靖三十四年，倭奴焚掠乡居，绪山“作《团练乡兵议》以赞成之。首荐门下士，今都督戚继光、总兵梁守愚，卒赖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谢君曰：‘始疑公儒门，不娴将略，乃知善将将也’”［１２６］。
嘉靖三十五年，与龙溪共“主水西会，往来广德”［１２７］；同年四五月间，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在蕲州建仰止祠于崇正书院［１２８］，绪山游学于此，遂“复取逸稿（指《传习续录》），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宗梅尹张君增刻之”［１２９］，而沈宠则“属洪撰《仰止祠记》”［１３０］；同年，“钱子德洪聚青原、连山之间，议葺阳明先生年谱”［１３１］。
嘉靖三十六年，黄九成移居天真书院，从绪山、龙溪游，“绪山大器之，黄因执贽为弟子，愿终身禀学焉”［１３２］；同年，再至青原复古会。［１３３］嘉靖三十七年，龙溪过宛陵，定会于水西，与绪山分主教席［１３４］；同年，“应当道聘主怀玉之教事，诸生悦其教，惕然有省也”；后王守胜等构屋于十五都，建文麓精舍，三年后，御史张浮峰更名为“绪山书院”［１３５］。
嘉靖三十八年，王宗沐延请绪山、吕怀至怀玉书院主教事［１３６］，并应邀为怀玉书院《朱子晚年定论》重刻本作序。
嘉靖三十九年春，“复约于怀玉，同志自远而集，凡百余人”［１３７］。期间，邹东廓亦赴绪山怀玉之约，偕刘狮泉、陈明水、管南屏等“论致良知之学于信（今上饶）之闻讲堂”［１３８］；会后绪山又推介东廓去越地祭扫阳明墓。［１３９］同年，“督抚胡宗宪建（钱王）祠于灵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孙德洪者守之”［１４０］。时绪山“闲住吴越国”，“念先德不白，往来于怀”，遂编刻《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于杭州。［１４１］嘉靖四十一年十月，赴江西，“舟发章江，南昌诸友追送”，向诸生评论念庵之学，“诸生闻之，俱觉惕然有警”［１４２］；十一月至广信怀玉书院，与念庵考订《阳明年谱》稿。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谱成”［１４３］；五月，绪山持《年谱》稿复访念庵，延请念庵为谱作序。
嘉靖四十三年春，与王宗沐共举“赤城会”，归趋天真书院［１４４］；十二月十六日，葬妻诸敏惠及长子钱应度、次子妇王氏于余姚。［１４５］嘉靖四十四年，“作《颐闲疏》，驰告四方，自是不复远游，相期同志春秋会于天真”［１４６］。
嘉靖四十五年，刻阳明《文录续编》六卷并《家乘》三卷（后《世德记》）于嘉兴。［１４７］
隆庆四年春，王时槐北上过浙，谒绪山于钱王祠，谓“钱公论学谆切”［１４８］；同年五月，撰《瀛山三贤祠记》［１４９］，赞叹朱熹的《题方塘诗》［１５０］乃“朱子悟道之言”。
隆庆六年九月，协助浙江巡按谢廷杰将自己所删订的《传习录》上、中卷，以及当时已“各自为书，单行于世”的《传习续录》、《文录》、《别录》、《外集》、《续编》、《年谱》和《世德记》，“合梓以传”，并遵谢命把《朱子晚年定论》“附《语录》（即《传习录》）后”［１５１］。
万历元年，患病身衰，次子应乐力劝其归姚养病。
万历二年九月，“念同志之会，忽戒仆，束装西游，寓先祠表忠观”。同年十月二十七日［１５２］卒于杭州钱王祠，享年七十九［１５３］；逾十日，次子应乐扶衬还姚，十二月三日，葬胜归山玉屏峰下［１５４］，门人萧良幹题曰“大儒绪山先生之墓”［１５５］。
万历三年春，门人查铎与俞允升、程平甫、萧以宁一行四人“由武林吊绪山先生”［１５６］。
万历十五年，安徽泾县之水西书院毁后重建，书院祀阳明，以心斋、东廓、南野、绪山、龙溪配祀。［１５７］
【注释】
［１］即著名的“天泉辨正”和“严滩复申”（又称“严滩请益”），参见方祖猷：
《王畿评传》，８４～１１０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
［３］参见钱德洪： 《后瑞云楼记》，见钱明编校整理： 《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７０页。后阳明长孙王承勋自号“瑞楼”（《万历野获编》卷五《嗣封新建伯》），又编有《瑞云楼集》（《余姚县志》卷一七《艺文》上），似有纪念祖父王阳明和师祖钱绪山之意图。不仅如此，甚至绪山出生时其母亲的梦兆亦“与阳明公同，相传以为奇”（《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据《三祠传辑》载：“弘治丙辰，祀灶前夕，德洪母梦祥云款款空中，呼认太乙，而德洪生。”
（《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九）王畿的《绪山钱君行状》对此事亦有详细记述。
［４］王阳明外舅诸让，字养和，号介庵，成化乙未进士。弘治元年阳明娶诸让长女为妻。诸让卒后，阳明于弘治八年和正德十六年分撰祭文二篇（《王阳明全集》，９５７、１２１２页）。后阳明又分别为诸让妻张氏、子诸绣、孙诸衮写过《祭张淑人文》、《南野公像赞》和《白野公像赞》（《王阳明全集》，１２１３、１２１４页）。另外阳明还写过《寄诸用明》、《书诸阳伯卷》、《诸用文归用子美韵为别》（《王阳明全集》，１４７、２７７、７３９页）等诗文。可见阳明与诸氏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而绪山的前妻即为余姚开元乡的“旧族”诸敏惠（即《绪山钱君行状》中所谓的“朱孺人”，“诸”为“朱”字之避讳）。或许正是因为诸敏惠与阳明外舅家族有某种亲缘关系，所以才使得绪山从追忆恩师的心情出发，为前妻既作《行状》又撰《墓铭》（参见钱德洪：《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见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７８页），这种情形在王门中是很少见的。另据《张阳和先生不二斋稿》卷一二《工部主事余姚诸公行状》记载：“今海内谭《易》者，并推姚江，而诸氏尤号专门。”这里所说的易学专家诸公与上面所说的余姚诸氏究竟有何关系，尚不清楚。
但阳明、绪山皆精于易学，又皆与余姚诸氏家族关系密切，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
［５］王阳明继子正宪之女是钱德洪次子应乐之妻（参见钱德洪： 《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钱应乐，“举人，三为县令，而居业萧然，无忝家学”（《三祠传辑》，《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九）。应乐对家学的贡献，也许就在于编辑出版了印数极少的《绪山会语》（详见后述）。
［６］钱蒙，字希明，人称四然翁，晚慕严陵之操，别号心渔，阳明弟子马明衡曾为之传。事迹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〇《四然翁赞》、《程文恭公遗稿》卷一三《心渔小引》等。
［７］如其弟钱德周（字仲实，嘉靖二十二年举人）、族兄钱大经（嘉靖十年举人；按：《余姚县志》曰“从子”，有误）、侄子钱应扬（字俊民，号后峰，嘉靖十四年进士，广东巡按。乾隆《余姚志》案：应扬长于说经，归安茅坤师事之白华楼。著有《尚书说意》， 《后峰存真稿》六卷。其逸事可参阅《澹园集》，１０３８页；《杨园先生全集》，１２４０页；《余姚县志》卷一七）曾先后就学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１２９２、１３３４页）；此后其长子应度（绪山尝曰：“应度幼笃闻道，早辅吾学，同游日亲，临没有悟，赉志而往。”（《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次子应乐、侄子应量、应礼，以及女婿郑安元、侄女婿叶迈等，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开始定期会于溧阳之嘉义书院，春秋奉祀阳明（《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７页）。因此可以说，在阳明门徒中，家族性的整体参与活动，惟有江右的邹东廓家族（东廓祖孙三代都信奉王学，其家学深为耿定向所羡慕（参见《耿天台先生全集》卷一二《河南按察司佥事邹伯子墓志铭》））与淮南的王心斋家族（心斋五子“皆有立”（《续藏书》卷二二《理学名臣·心斋王公传》）），才能与钱绪山家族相媲美。惟绪山家族只是参与，要说学术贡献，则不可与东廓家族和心斋家族同日而语矣。
［８］参见钱明：《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王阳明全集》，１６３２～１６４８页；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６９～８９页，１９９８ （３）。
［９］陈来在《〈遗言录〉与〈传习录〉》一文中曾就钱德洪所编纂的《传习续录》之种种遗误进行了指正（参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５８９～６０４页）。此外，在绪山所编纂的《文录》、《诗录》及《年谱》等文献中也有不少遗误（参见钱明：
《谱牒中的王阳明逸文见知录》，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１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钱明：《新发现的十六篇王阳明佚诗文》，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明史·艺文志四》和《余姚县志》所录的《绪山文集》二十四卷，疑即《绪山会语》二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儒家类存目二》录《绪山会语》
曰：“是编为其子应乐所刊，前四卷为会语、讲义，五、六两卷为诗，七卷以下为杂文，第二十五卷则附录墓表、志铭。虽其诗文全集，而大致皆讲学之语，故仍总名曰《会语》。”（８１２页）可见，名为“会语”，实则“大致皆讲学之语”的“诗文全集”。故笔者推测，《绪山文集》二十四卷本即为去掉了第二十五卷附录后的《绪山会语》本。
［１１］参见沈懋学：《郊居遗稿》卷八《答徐鲁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六三，６１０页。
［１２］参见刘宗周：《钱绪山先生要语序》， 《刘宗周全集》第３册，６９７～６９９页。张如安说：“此本或即《光绪余姚县志》所录之《绪山语录》一卷。”（《钱德洪佚文补辑》，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７７页，２００６ （３））按：据《姚江书院志略》
卷下《王徵士传》：“绪山钱子有《论学书》数十卷，徵士摘其粹者为《要语》，呈刘子。刘子曰：‘何俭乎？’徵士曰：‘先生之书，虽不止是，而教法已备。阳明子云德洪接下根，殆为吾侪而设。’刘子曰：‘有是乎？其下也，乃所以为上也。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言，亦可谓善学者也。’”既然是从数十卷《论学书》中摘录出来的，故疑《要语》与《语录》并非一书。
［１３］参见《余姚县志》卷一七《艺文》上。按：原文仅记“《绪山语录》一卷”，除附有陆世仪的一段重要论述外，再无其他评语。陆氏认为绪山“救正王学末流之功甚大”，并声称“姚江弟子吾必以绪山为巨擘”。
［１４］《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