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黄虞稷，字俞邰，福建泉州人，家居南京，生于崇祯二年，卒于康熙三十年。黄虞稷父子聚书两代，在其父黄居中千顷斋六万余卷藏书的基础上，黄虞稷又增益数千卷，并编成《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该书目主要收录的是明人著作。
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开明史馆，经徐元文荐举，黄虞稷入明史馆负责编修《明史·艺文志》。由于明代没有一部像样的政府藏书目录，故黄在编修《明史·艺文志稿》
时所依据的主要是自己编纂的《千顷堂书目》。后明史馆总纂修官王鸿绪又在黄稿的基础上作了删改。而由张廷玉定稿的《明史·艺文志》，则基本上就是王鸿绪删改过的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之翻版（参见高路明：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１７３～１８０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因此， 《明史·艺文志》
所著录的《绪山集》实即来源于《千顷堂书目》。
［１６］对此，笔者还可举出一证：据绍武《复杨斛山书》按语曰：“此钱先生复书也，出先生《会语集》（即《绪山会语》）中。先生系狱数年，与公同讲学圜中，《处困记》（杨爵撰）称其为同志旧友，则夫未入狱，既入狱与夫既出狱，其往来论订亦非一二言明矣。而概同佚阙，可胜忾欤！”（杨爵：《杨忠介集·附录》，《四库全书》集一二七六，１５４页）这不仅说明绍武是见到过《绪山会语》的，而且还可看出绪山著述的“佚阙”之程度。
［１７］《姚江书院志略》卷首。
［１８］《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邹南皋语义合编》称： “是编乃其门人所辑，以讲学者曰会语，说经者曰解义，故总名曰《语义合编》。元标以气节重一时，其立首善书院。卒酿门户之争，功不补过。其学亦源出姚江，不能一一淳实。然其人则不愧于儒者，故仍存其目于儒家焉。”（８１５页）绪山门人萧良幹在钱氏墓碑上题曰“大儒绪山先生之墓”（《余姚县志》卷一五《冢墓》），目的也是为了凸显绪山“不愧于儒者”的身份。
［１９］其实阳明生前就已看到了在自己家乡讲学传道的困难程度，时有“得无（书院）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的担忧，并反复告诫绪山、龙溪勿使会讲活动“遂致荒落”。当他听说“龙山之讲至今不废”的喜讯后，真是喜出望外（参见《王阳明全集》卷六《与钱德洪、王汝中》二，２２４页）。笔者认为，阳明的这种忧虑，既有地缘教育方面的原因，又有对绪山、龙溪在家乡讲学传道不力的担心。
［２０］参见万安玲： 《南宋时期浙东的道学与心学———论明州四先生》，见方祖猷、腾复主编：《论浙东学术》，２４～２５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１］据张岱《西湖梦寻》载：“明嘉靖三十九年，督抚胡宗宪建（钱王）祠于（杭州）灵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孙德洪者守之。”（２４２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所以到晚年，绪山的注意力已有所转移，每“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没，故凡遗墓在临安、钱塘、崇德、天台者，罔不表章恢复。
又请建英烈庙于越，表忠观于杭，立表忠世庙于胜归山，置祭田，修祀事，每岁仲秋，大会台、杭、苏、越族属二十余支，合祭表忠观后寝，以联族谊，具载《吴越世家》，是公无一日而忘亲恩也”（《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
而且还把在杭州天真书院开展的讲学运动，也纳入到彰显先祖功德的祭祀联谊活动中，以至无暇顾及其他地区的讲学活动。于是，嘉靖二十七年，邹守益想趁绪山远聚青原的机会，邀请他来与“同志因缘一晤，可以图除旧布新之策，使至，收手札，知复不遂”（《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六《答刘崇直》）。嘉靖四十一年，罗洪先为考订《阳明年谱》稿而希望他来怀玉“复聚”，然他却“久之无来耗，远承书问，始知又留天真也”（《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九《与钱绪山》）。仔细想来，在编纂阳明著述和表彰先世功德这两项工作之外，我们确实也很难再要求绪山能把过多的精力投身于别处的讲学运动。
［２２］《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
［２３］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６１页。
［２４］值得注意的是，甘泉学派的湛若水和洪垣曾分别撰写过《赠掌教钱君之姑苏序》和《钱绪山寿序》，前者见于通行本《湛甘泉先生文集》，而后者已佚，仅被略摘于《明儒学案》（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卷，２２１页）。另外，湛若水与其门人钱薇还为绪山父心渔翁撰写过墓铭、像赞和诗序。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绪山与甘泉学派的紧密联系（详见第７章）。
［２５］万斯同《儒林宗派》卷一五记载于钱德洪门下的仅有９人，即徐用检（克贤，鲁源，兰溪）、罗大纮（公廓，匡湖，安福）、查铎（子警，毅斋，泾县）、萧彦（念渠，泾县，定肃）、萧良幹（以宁，拙斋）、程大宾（汝见，心泉，歙县）、王守胜（以敬，德兴）、吴林（用茂，歙县）、杜质（惟诚，太平）。
［２６］据刘宗周《钱绪山先生要语序》记载：“先生有裔孙集生氏，颇能读先生遗书，尤念先生之教不尽行于后世也，因出旧编，请政于予。”而宗周实际上也并不清楚绪山论学书究竟有多少卷，只是含混地说：“固尝有论学书数十卷……予后进识浅，愧未窥先生万一。”（《刘宗周全集》第３册，６９７～６９９页）说明笔者关于绪山著述仅限于家族内传播的推测并非妄断。正因为此，才使得绪山在当时的影响力有逐渐衰减的迹象，犹如陶望龄所言：“人知龙溪先生妙得师传，而于绪山语殊阔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于是。”（《歇庵集》卷一五《与余山阴舜仲十首》十）至于绪山在晚明的阳明学界********的原因，本书第７章将作详尽阐释。
［２７］黄宗羲在谈到数百年来余姚之诗文集“不胜其逸者之多”时，曾列举了两条理由：一是“科举抄撮之学，陷溺人心，谁复以此（指诗文集之编撰）不急之务，交相勤勉”（《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１０页）；二是“姚江之为富贵者何限，即有子孙，守其遗集，装潢投赠，偶揭一二板，便呕哕弃去，以充糊壁覆瓿之用不少矣”（《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１４页）。尽管梨洲所言的这两条理由并无普遍性可言，但若借以作为对绪山著作失传的解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２８］据笔者所知，现仅存《平濠记》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四九，１４７～１５３页。《四库提要》曰：“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纲具于叙功疏，其细目具于《年谱》。德洪受业守仁，据师友所见闻，其阴谋秘计及一切委曲弥缝之处，有疏及《年谱》所不详者，因作此记以补之。凡黄绾所说四条，龙光所说二条，雷济所说一条，附载德洪随事附论者五条，又自跋一条。”（《四库全书总目》，４８２页）然《平濠记》的内容大部分与附录于《王阳明全集·世德记》中的《征宸濠反间遗事》相同，惟有黄绾、蔡文所记部分的钱德洪之附论未见于《征宸濠反间遗事》。钟彩钧认为，前者“当系后者的初稿”（《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８１页，１９９８ （３）），余以为是。
［２９］比如笔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曾根据绍兴市方志办傅振照先生所提供的线索，专程到绍兴等地寻访《绪山会语》，但结果却令笔者大失所望，就连该书的踪影（目录）也没见着。
［３０］参见宇野哲人、安冈正笃监修： 《阳明学大系》第五卷《阳明门下》上，４０９～４３２页。其中从《明儒学案》中辑出语录１９条、书简１１篇，从《王门宗旨》
中辑出语录２９条、书简３篇、序说２篇，从《圣学宗传》中辑出语录２条，从《王文成公全书》中辑出书简２篇、序说５篇，另从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中辑出《续刻传习录序》（原为闾东本《传习录》所收）１篇，并附录了王畿的《绪山钱君行状》。
［３１］黄宗羲编，清康熙五十七年南雷怀谢堂刻倪继宗重修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四〇〇虽有收录，然因缺页而少了有关钱德洪的内容。
［３２］参见日本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研究所编：《阳明学》第５号，９２～９８页。
［３３］参见《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载《中国哲学史》，１１１～１２８页，２００３（３）；《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１３～５６页，第１３卷，第２期。彭氏从吉田公平未见的池上客的《证心录》（日本内阁文库藏）中辑出３条语录，又从《王门宗旨》和《圣学宗传》中辑出５条语录（这５条语录的内容均能从吉田公平辑于《阳明年谱》
之《天成篇》和《王门宗旨》之《复杨斛山书》中找到），并且经过互校，还从《王门宗旨》和《圣学宗传》中辑出被吉田公平忽略的２条语录和１篇序文（即《贺程后台序》）。
［３４］参见张如安：《钱德洪佚文补辑》，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７７～９３页，２００６ （３）；永富青地：《钱德洪〈朱子晚年定论〉について》，载《人文社会研究》第４７号，早稻田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会，２００７。其中张如安辑文录１０篇，篇名为：
《终命》、《舟过札》、《省方亭记》、《阳明师与晋溪书跋》、《倪小野突兀集跋》、《程溥传》（略）、《符氏双节传》（略）、《慈节传》（略）、《王节妇传》（略）、《陆节妇传》（略）；永富青地辑文录２篇，即《怀玉书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引》和《增刻朱子晚年定论序》。
［３５］参见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按：本书出版后，笔者又补充了数篇钱德洪的散佚诗文，并对个别错误作了订正（参见钱明：《关于钱德洪的文献学调查与研究》，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２００８ （３））。又，在该书出版前，笔者尚不知张如安和永富青地教授的辑佚成果，故而未于采纳编入，这是该书的一个遗憾。
［３６］阳明讲学重参究体验，轻文字传授，坚称“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王阳明全集》，９７６页）。故尤西川搜寻阳明言行不遗余力，所谓“考究阳明之言行，虽寻常声咳，亦必籍记”（《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７４４页）。绪山承阳明之教，“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王阳明全集》，１２６页）。故吾人若要搜集绪山语录，“言”固重要，“行”更要紧，言行皆需“籍记”矣。
［３７］其中《明儒学案》１９条， 《王门宗旨》３３条， 《圣学宗传》５条， 《证心录》（池上客辑。按：池上客，明僧侣，与李贽相交，除《证心录》外，还辑有《了心录》二卷，万历二十五年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抱璞子批校本）３条。在《圣学宗传》（第３条）中辑出的一条语录（《理学宗传》为第１条），彭文补为第３５条（见《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其内容与《王门宗旨》，卷一〇所收之《复杨斛山书》及《杨忠介集·附录》（《四库全书》集一二七六收入）卷三所收之同文基本一致。然比较而言，彭文所补第３５条不仅缺文较多，而且末尾还遗漏了一大段不见于《宗传》和《宗旨》而见于《杨忠介集·附录》的文字。后者在其结尾处还附有绍武的一段按语（参见《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１５８页）。可见， 《王门宗旨》尤其是《杨忠介集·附录》所收的《复杨斛山书》较之《圣学宗传》第３条所录之内容要完整许多，所以笔者在编校整理时，选择了《杨忠介集·附录》所收的《复杨斛山书》。另，彭文所收第３６条，即“汝礼自叹平日多过”条，录于《圣学宗传》第７条，而谓“《王门宗旨》无”。其实该条《王门宗旨》录于卷一四《龙溪语抄》中。疑“汝礼”即汝中，为王畿字，故《王门宗旨》将其录于《龙溪语抄》中。
［３８］其中《明儒学案》１１篇，《王门宗旨》５篇，《阳明全书》６篇，《阳明年谱》１篇，《传习录栏外书》１篇。
［３９］该文载于《四刻瀛山书院志》卷六《记》。其与《瀛山三贤祠记》（载于《严州府志》卷三一《艺文》）虽为同篇，但内容差异较大。比较两文，知《瀛山书院志》的编者耿橘在收录本文时，曾作过较大删改，主要是把与王学有关的内容统统删去，而保留了与朱学有关的内容。
［４０］其中的第４和第１０被吉田公平以《答念庵》之篇名收录于《阳明学大系》。
［４１］以上４８篇分别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九《徐曰仁语抄》、马荩臣《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卷首（明嘉靖三十九年钱德洪刻本）、《姚江景嘉桥鲁氏宗谱》卷首（清光绪二十二年孝思堂木活字本）、钱文选《钱氏家乘》卷八《遗文》、《朱子晚年定论》卷首（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严州府志》卷三一《艺文》（清光绪九年吴士进修、吴世荣增修重刊本）、《四刻瀛山书院志》卷六《记》（明万历间刻本）、《余姚县志》卷一四《古迹》、卷一六《金石下》、《慈溪县志》卷四（清雍正八年刊本）、《饶州府志》卷七《学校志·书院》（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泾县志》卷七《学校》（清嘉庆十一年刻本）、《宁国府志》卷二五《艺文志·诗下》（清乾隆年间刻本）、《青原志略》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二四五）、《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卷四《谱余》、夏浚《月川类草》卷六《易简堂记》、《王文成公全书》卷首（明隆庆六年刻本）、日本九州大学藏《阳明先生诗录》本，以及新版《王阳明全集》等文献。
［４２］其中第１首见于乾隆版《余姚县志》卷一四《祠祀》，后２０首载于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详见叶树望：《王阳明の后学钱德洪について》，见日本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研究所编：《阳明学》第５号。
［４３］《四库全书总目》，１４６９页。
［４４］以上各篇分别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４８、３４２、６７３、１９４页。据《明儒学案》卷九《忠介杨斛山先生爵》载：“冢宰罗整庵翁家居，刘公（晴川）辞行，整赠之以诗。既刘公下狱，与予（杨爵）诵之。予与绪山钱子皆依韵和之。后人传其诗于整庵处。”（《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１９３～１９４页）故以《和罗整庵赠刘公诗韵》称之。
［４５］黄宗羲撰，乾隆五十九年刻本，《中国历代书院志》第９册，２９０页。
［４６］参见《龙溪集》。《龙溪集》卷一〇《与罗念庵》载：“得绪山兄书，云与兄商订《年谱》，已有次序。”可知绪山为编纂修订《阳明年谱》而曾寄书王龙溪，可能还不止一封。然不知何故，这些书信皆不见于《龙溪集》（笔者将在本书第７章中对此问题作详细探讨）。
［４７］参见《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
［４８］参见《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九、一一。
［４９］参见《玩鹿亭稿》卷四。
［５０］参见《大学通考》卷八。
［５１］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三。
［５２］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４页。
［５３］《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５、１３３７页。
［５４］参见卷一四《寺观》
［５５］参见卷八《书院·水西书院》。
［５６］参见《饶州府志》卷七《学校志·书院》。
［５７］《王阳明全集》，９８６页。
［５８］全２０册，其中正录５卷、外录９卷、别录１０卷，嘉靖三十六年序，江西赣州府上梓本，日本名古屋大学藏（参见佐野公治： 《名古屋大学藏〈阳明先生全集〉について———王阳明〈文录〉の一资料》，载《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２００２ （１））。
［５９］参见《徐爱·钱德洪·董澐集》，３９６～４６８页。
［６０］参见姜德成： 《徐阶与嘉隆政治》，６２～６５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１］参见《阳明学》第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