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王畿合论
史载：嘉靖七年，即阳明去世那年，罗念庵“计偕北上，求友于四方，咸曰：‘君不闻阳明之门所评乎？ 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盖指雩都何善山秦、黄洛村弘纲，与绍兴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也。”［１］也许是由于这一说法流传较广的原因，后来《明儒学案》和《明史》的作者均借此来凸显钱、王、何、黄四人在王门中的位置。然《明史》是从“善推演师说者”的高度来强调四人的学术贡献，而《明儒学案》虽未对此作出明确解释，但从作者所透露的意思看，似可推定：这一传闻原本是在“接引来学”亦即“教授师”的意义上所作的客观陈述。阳明在教学手段上素有让门下高足接引来学之传统。其早年讲学，因“四方同志云集，文成至不能应，每令（徐）爱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２］。晚年讲学，绪山、龙溪“一时称为教授师”，亦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善山则是先在南赣接引来学，后又随阳明至越，“接引越中，一如南赣”［３］；洛村曾被列入“接引来学”的高足之一，而且阳明归越，洛村亦“不离者四、五年”［４］。正如徐阶在《龙溪王先生传》中所言：“（龙溪）廷试而还（按：指嘉靖二年龙溪试礼部不第而还），其后文成之门来学者日益众，文成不能遍指授，则属公与钱公等高第弟子分教之。”［５］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传闻至多不过是对四人在阳明在世时作为王门预科教员所作成绩的一种肯定，而实在与他们在王门中所起的传道作用和所作的学术贡献关系不大。所以切不可把这一传言看得过高，不然就难以解释在王门中享有崇高地位的邹东廓为何未受推崇［６］，而偏偏以何、黄二人为江右王门之代表？当然，笔者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开场白的用意，并不是想抹杀钱、王二人在同门中的领袖作用，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基于更客观的立场、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两人作为王门之双擎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钱、王性格之比较
徐爱去世后，王阳明曾有一段时期颇感心灵之孤独，在极度寂寞中，甚至寄厚望于从事养生、擅长神仙之学的陆澄。［７］直到平濠归越后，才逐渐对钱绪山、王龙溪二人另眼相看，有了将衣钵传于二人的打算。此后在王门中，钱、王二人“受锻炼最久”、“得证问最明”［８］、“所得最深”［９］等“最”字级评语，才为诸同门所公认，进而使他们成为阳明以后王门中的导师级人物。
一、钱、王评价论
钱、王二人从同时入门到“天泉辨正”，从“俱不廷对”（嘉靖五年）到奔丧贵溪（嘉靖八年），从轮守师庐到聚会阙里，从同登进士（嘉靖十一年）到周游四方，从授业讲学到究竟遗教，可以说都是形影不离、难分伯仲的。所以包括阳明在内的同辈或后辈学者，在论学时，大都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１０］，只不过这种“并论”，大都是以“分别”的目的呈现的。如王阳明认为“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１１］；薛侃认为“心斋善耸发人，绪山善汲引人，龙溪善省悟人”［１２］；魏良器认为“绪山临事多滞”，“龙溪工夫懒散”［１３］；等等。
然至明末清初，对两人的评论有大幅提升，而且给人以“火药味”愈来愈浓的感觉。如陈大绶在《王门宗旨叙》中说：“钱氏守绳墨，二王多超悟，然于以发明良知，则一致无枝指也。”刘宗周在《钱绪山要语序》中说：“予独喜其（绪山）言良知不作有无善恶诠解，堕学人执见，尤为善发师蕴……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教者，必自先生始。”［１４］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绪山）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梨洲还把龙溪的思想比喻为“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糸缚”，而把绪山的思想比作“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１５］。
邵廷采则概括道：“天下多归钱之笃实，而訾王为近禅。”［１６］而陆世仪说得较为武断：“姚江弟子，吾必以绪山为巨擘，其序《传习录》曰……此盖为龙溪而发，而救正王学末流之功甚大。绪山当日，虽以天泉之会压于龙溪，然不负阳明者，绪山也，终背阳明之教者，龙溪也。”［１７］后来沈佳亦谓：“绪山在阳明之门最为切实，如心斋之衣冠怪异，龙溪之混儒入释，予未敢信为真儒也。”［１８］不难看出，以上各家对钱、王二人的评论有着明显的历时性和层次性：这就是从阳明及其弟子不分优劣的资性之分，到刘宗周、黄宗羲等人的学术批评，再到清初朱子学者扬钱斥王的政治审判［１９］，而这三个阶段又大致分属于性格、学术和政治三个层面。事实上，在刘宗周之前，主流学术圈是不怎么关注绪山的，在论述明嘉隆时期的学术精英时，亦极少有人提及绪山。如蕺山的老师许孚远认为：“本朝状元及第者无虑数十辈，其以理学著闻，则惟高陵吕泾野、吉水罗念庵两先生。”［２０］如果说许孚远因局限于“状元及第者”而眼光不够开阔的话，那么几乎与其同时的焦竑、耿定向等人，则可以说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对明代学术界作了评估，指出：“嘉靖中，唐应德（顺之）、王汝中（畿）、罗达夫（洪先）三先生者，以理学名于时。”［２１］ “海内如公（龙溪）与念庵，虽身处山林，顶天立地，关系世教不小。”［２２］黄宗羲在驳斥“阳明之后，流弊甚多”的指责时说：“其间如江右之王塘南，毗陵之孙淇澳，皆卓然圣学，岂可埋没。”［２３］即使是刘宗周，在《明儒学案师说》中亦未见其对绪山作任何评论，倒是在严厉批评龙溪的同时，给了东廓、念庵以极高的评价：“阳明之后不失其传者，邹东廓、罗念庵耳。”［２４］到后来刘宗周才对“善发师蕴”的绪山之学给予了较高评估，甚至提出了“欲求端于阳明子之教者必自（绪山）先生始”的宗门之定律。至黄宗羲，则又赋予这种评估以新的意蕴，并对其师的观点作了微调。［２５］梨洲在谈到学术界的分化时说过：“然知佛之后，分为两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则无垢、慈湖、龙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经》者，则濂、洛、考亭、阳明、念庵、塘南是也。”［２６］但他在批评龙溪的同时，却又毫不吝啬地给他以较高的评价：“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而（龙溪）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２７］这一评价，与其同乡赵锦在《龙溪王先生墓志铭》中的褒奖之词有异曲同工之效。赵氏说：“先生（指龙溪）英迈天启，颖悟绝伦，阳明以为法器。故其欲得先生也，甚于先生之欲事阳明。”［２８］然而对绪山，梨洲除了肯定其“不失儒者之矩矱”外，则仅给了句“虽无大得，亦无大失”的不痛不痒的中性评语，这倒是十分符合绪山“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指阳明）皆为我先发之”［２９］的一味遵循师门的保守安稳心态。反观刘宗周的另一弟子主张朱、王折中的孙奇逢［３０］，对绪山的评价却相当之高。他不仅认定经过阳明“炉锤”的“绪山能发挥师说”［３１］，而且还与黄宗羲的“把缆放船”、“未尽通释”的绪山评价论不同，而同样视其为“大家发明，理益显露”的“嘉惠后来”者。因此，孙奇逢在评述绪山时，对其思想的解读也比较到位。比如他在解释绪山的“天下安得无事之人与之论学乎？必无事之人而后可与论学，然则所学者竟何事耶”时点评道：“学在事上学。”这完全符合绪山“实地用功”的思想。
由于孙奇逢的辑录而使我们了解到：对于龙溪喜爱谈论的“超脱”，绪山曾提出“非是离却事物以为超脱也”的主张与之相对，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事上工夫”的重要性。但绪山同时又提出“只在良知上求”的观点，并使之与“事上用功”相配合。因事上之事不可自然而知，而必须本体上的把握与求证；本体即良知，“良知者事物之纲也”，故曰：“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尽人之性。”对此，夏峰的评语是：“良知不在事求。”［３２］因此，“学在事上学”与“良知不在事求”是一对看似矛盾而其实相辅相成的命题，绪山的目的，就是试图在肯定“事上工夫”的前提下强调良知的主宰作用。［３３］二、资性相异论值得注意的是，在钱、王二人学术品格的塑造上，除了学术环境、个人经历等诸多客观因素之外，两人迥然相异的性格特征，亦是导致其思想分歧的重要因素。阳明及其弟子常从资性上来分别他们二人，是有其深刻考量的。
与阳明的“负性不羁”［３４］、龙溪的“性资夷旷”［３５］不同，绪山的“资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迟端严”：
王畿谓绪山“自幼端严若成人，不作婴儿之态”［３６］；吕本则谓其“自幼重迟不戏，周旋中规矩……当为大儒”［３７］。二是“临事多滞”［３８］：“细行必矜，居常无隋”，“虽盛暑必衣冠而坐”［３９］，缺少灵活。三是“赋质鲁钝”［４０］，表现在学业上便是“性好博览，而不长于记，读未成诵，虽千百弗措也”［４１］。四是“与人为善”：
“汲汲与人为善，而尤重志节”，“善以及人为乐”［４２］。故王艮言及其“倡道京师，兴起多士”时曾赞叹道：“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非先生乐取诸人以为善，其孰能与于此哉？”［４３］。五是“敦实厚道”：“君笃毅悃诚，厚于伦理，处家庭上下，宁过于厚，不流于薄。”［４４］六是“佩服师言，终身不替”［４５］，这与“负高才，不喜学，倡论与阳明相角”［４６］的王龙溪之个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绪山的这些思想性格的养成，应首先归功于他的家庭教养。
其父心渔翁对他进行的是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勉以忠孝”［４７］，盼立功名，而绪山则“能继先生（指心渔翁）之志而发其所未尽也”［４８］。其母对他的教诲亦甚为严厉，用其友钱薇的话说，即“人知心渔伟丈夫，而佐之者实含其辉；人知绪山奇男子，而训之者能慎其几”［４９］。
当然，古人在述及自身或他人之“资性”时往往会有一些自贬之辞或过誉之辞，故而不必把他们所讲的话太当回事。但若将时人有关绪山、龙溪的“资性”评语作番比较的话，还是颇能看出两人不同的个性特质的。诚如明人沈德符所言：“惟王龙溪聪明机警，辨材无碍，闻其说者解颐心折，即王文成当时亦叹服，以为门墙第一人……又龙溪性好游，以故安乐行窝所至，四方共重逾于王公，同时同乡钱绪山、唐一庵诸公，俱不尔也。”［５０］所谓“俱不尔也”，是说绪山在性格上不像龙溪那样任率夷旷。大体上说，绪山的性格偏向于拘谨淳厚，属实实在在的安分保守型，而龙溪的个性明爽颖悟，属真真切切的随任开放型。［５１］若撇开其他因素不说，龙溪在学问上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一切的叛逆精神与绪山在学问上所表现出来的固守绳墨的惇儒气质，应该说是与两人的个性特质密不可分的。
如果说龙溪属于那种“颖敏异常”［５２］、“条析详甚”［５３］的“慧辨之士”［５４］，那么绪山则可谓是不善论辩、端严纯笃的老实之人。［５５］阳明曾把自己的及门之士分为两类，并曰：“朴厚者，未尽通解；颖悟者，未尽敦毅。”［５６］倘若以此为标准来考量钱、王二人，绪山便可视为王门的“朴厚者”，龙溪则可看成王门的“颖悟者”。而所谓“未尽通解”，就是没有完全领悟，所谓“未尽敦毅”，就是缺乏扎实工夫。前者可能导致创新意识的匮乏，而后者则可能导致怀疑精神的喷发。［５７］用龙溪的话说就是：“明爽者或失诚实，笃实者或失颖慧。”［５８］在时人看来，龙溪“之学玄矣”［５９］，然龙溪的“玄”，恰好可衬托出绪山的“实”。一“玄”一“实”，可谓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阳明要求两人“互相取益”，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互相取益”的过程和结果如何，而只想指出：钱、王二人后来在王门中的相对分工，即龙溪主要从事理论性的创设工作，而绪山主要从事资料性的编纂工作，单从两人的“资性”来看，的确有其合理性。其实，这种分工也完全符合阳明的一贯做法。当年阳明就是根据绪山、龙溪的不同资质，把众多来学者，“以资之所近，分送两人会下，使涤其旧见，迎其新机”［６０］。由此可见，绪山、龙溪二人的资质之差异，在当时的王门内部，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而阳明的做法无非是想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从而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地培养王学后备人才。
然而，这种不偏不倚的教学法，却为钱、王二人后来的不和埋下了“隐患”。
（第二节 钱、王思想之异同
吕本的《绪山钱公墓志铭》对钱、王二人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评语：
予惟公（绪山）与龙溪同学阳明公，数十年间发明致知之说，志同道合，相得欢甚，即司马君实与范景仁不是过。君实、景仁相约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今读龙溪书公事，无一字不可信而传者。予辱从公举进士，因此托名不朽，岂非至幸哉！
吕本登进士，绪山帮过大忙，所以绪山没后，其次子应乐找吕本写墓铭，并无什么不妥。但吕本虽为绪山同乡，但并非阳明学派中人，他对王学内部情况的了解，大都来源于阳明门人。［６１］其所谓钱、王二人“数十年间发明致知之说”，就反映出他对阳明门下学术活动是比较生疏的。至于他把钱、王之关系说成是“志同道合，相得欢甚”，甚至将二人比作北宋的司马光与范镇，以为钱、王亦应“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６２］，则更属主观比附。且不说“相得欢甚”不能成立，即使“志同道合”亦甚为不确。
一、志同道不合
要说绪山、龙溪在入门之初，关系的确比较融洽。阳明回绍兴讲学，惟绪山、龙溪“最先及门［６３］，戴玉台巾，服小中衣，睢睢相依，咸指以为异言异服，共排讪之”［６４］，然“二人毅然弗顾”［６５］，照样我行我素。［６６］说明两人当时不仅关系紧密，“睢睢相依”，而且言行服饰亦标新立异，形同一人，故此时谓“志同道合”，诚非虚言。然入门不久至阳明去世，两人的思想出现分歧，直至在王门中引发了著名的“天泉辨正”，此时不仅谈不上“志同道合”，甚至可谓“分道扬镳”。然同门中由于他俩久炙阳明晚年之说，而希望二人能“精确指授，因人异施，预救其弊”；以为“二先生……道谊精确，执丧筑场之义，风驱海内，若传衣法而受顾命者，同志取衷焉”［６７］。撮合之心，隐然可见。此后至嘉靖二十年绪山入狱前，两人在政治上相互依靠； “谁知行路艰，中途失相保”［６８］，绪山入狱，两人暂时分手。两年后，绪山出狱，归乡讲学，两人又“聚处者二十余年，心迹合并，益得以究极所闻，会归于一”［６９］。其间虽有矛盾，“然于以发明良知，则一致无枝指也”。故此时谓“志同道合”，亦不为过，用龙溪的话说，即“予与君数十年交与之情，异形同心，知君莫如予”［７０］。
但即使如此，钱、王二人入师门时的及门方式亦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