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２］吴越王钱镠父名宽。然至少在嘉靖十年前后，绪山尚未以字行，如嘉靖九年其撰《阳明先生诗录序》时自称“门人钱宽”。邹守益的《四然翁赞》作于嘉靖二十五年前后，亦称绪山为“宽”（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〇）。然几乎撰于同时的钱薇《云夜吟序》，则称其为“德洪”（参见《承启堂稿》卷一七，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２６４～２６５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其原因恐怕在于邹守益等江右学者知道绪山改名的消息要比浙中学者晚一些。据笔者推测，绪山不称“宽”而称“德洪”，应在嘉靖二十二年出狱归乡之后。但也有例外，如《四刻瀛山书院志》卷六《三贤祠记》（万历间刻本）的署名是“侍郎钱宽德洪”，末尾是“隆庆庚午五月绪山居士钱宽撰”，说明至隆庆四年，绪山仍在使用钱宽这一姓名。
［６３］参见钱德洪：《后端云楼记》。按：张岱《于越三不朽图赞》说钱氏为山阴人（参见沈云龙：《明清史料汇编》集９册，３６页，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４），有误。
［６４］钱德洪：《鲁氏重修世谱序》，《徐爱·钱德洪·董澐集》。
［６５］钱德洪：《瀛山三贤祠记》，《徐爱·钱德洪·董澐集》。
［６６］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６７］当时阳明的名声并不太好，尤其在其家乡余姚。所以其弟子入门时常有遭到家人反对者，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心斋与钱绪山。据史料记载：“王艮往谒阳明，请于父，不允。其父令祷雨，应，而后允行。”（《夏峰先生集》卷八《祷雨说》，３０３页）而《阳明年谱》则谓：绪山“久思及门，乡中故老犹执（阳明）先生往迹为疑，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然心渔翁仍不放心，后又往越城规劝之（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２８２、１２９２页）。如果说心斋父亲只是想验证一下其子去谒见阳明的祸福利弊，那么绪山父亲则是与家乡故老一样对阳明抱有疑虑和戒心。
［６８］刘鳞长：《浙学宗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一，１０７页。
［６９］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７０］绪山曾自称：“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甚至还说过“事先生八年”（《王阳明全集》，１５７７、１４６８页）这样的话。所谓“八年”是从正德十六年在余姚认识阳明时算起，所谓“在越七年”是从嘉靖元年算起，二说皆有夸大之嫌。绪山本人曾在《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中说：“后十年侍师于越，横山子已遗世五年矣。”徐爱殁于正德十二年，“遗世五年”即嘉靖元年，至嘉靖六年十月阳明于桐庐岩滩告别绪山等人而奔赴两广，满打满算不过六年，何来“在越七年”？而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也只有七年时间，又怎么会有“事先生八年”？至于罗洪先所说的“钱子事先生最久”（参见《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一三《瑞云楼遗址记》），则更属臆测夸大之言。
［７１］参见何乔远：《名山藏》卷一三《儒林记》。
［７２］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７３］《圣学宗传》卷一四《王畿》。
［７４］《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绪山钱子》。
［７５］过庭训：《圣学嫡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〇八，７０５页。
［７６］《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绪山钱子》。
［７７］参见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７８］《王阳明全集》，１３２９页。
［７９］《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奉绪山先生书》。
［８０］《龙溪集》卷二〇《在庵王公墓表》。
［８１］过庭训：《圣学嫡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〇八，７０５页。
［８２］湛若水：《赠掌教钱君之姑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五六，７０５页。
［８３］《王阳明全集》，１３２９～１３３０页。
［８４］参见《中离集》卷一二《寄钱绪山》。
［８５］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４７４页。
［８６］《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三《崇玄寿言》。
［８７］《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０页。
［８８］《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绪山钱子》。
［８９］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９０］何乔远：《名山藏》卷一三《儒林记》。
［９１］郭勋为明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玄孙，嘉靖十九年进勋为翊国公，加太师，权倾朝野。
［９２］有关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绪山入狱的具体时间，然据杨爵“与君同难两年分”、“二载相逢一旦离”等诗句及《狱中诗集序》（参见《杨忠介集》卷二，《四库全书》第１２７６册，１０４、１１５、１１页），可推定绪山入狱当在嘉靖二十年。
［９３］《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６页。
［９４］《海石先生文集》卷一七《云夜吟序》。
［９５］《龙溪会语》卷一《水西会词题词》。
［９６］此据湛甘泉诗序：“钱绪山秋官同诸友骆君举、邓天德、郭以平、黄如礼、黄如道、钟体嘉来访甘泉，三日告归，予方登飞云，遂与分袂，诗以送之：四千里路携诸友，三日甘泉共一门。岁晚独怜归草草，飞云月下未同论。”（《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一九）
［９７］参见《龙溪集》卷四《过丰城问答》。
［９８］据《王塘南先生自考录》载：嘉靖二十七年，“钱绪山、王龙溪二先生自浙来，东廓先生邀入青原大会，九邑缙绅士人皆集，与会者七八百人，其徒步往听教”。从而凸显出阳明去世后钱、王二人在王门中“导师”地位。
［９９］参见《罗念庵先生全集》卷五《夏游记》。
［１００］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７页。
［１０１］参见《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三《天关语通录》。
［１０２］据湛甘泉《赠韶郡侯陈君豹谷考绩之京诗有序》载：“甘泉子日居西樵烟霞之洞，或有告曰：‘为良知之学者钱子绪山，称韶守豹谷曰陈子几圣人矣，精诚感通矣’。又有告于甘泉子曰：‘豹谷子亦犹从良知之学，称钱洪甫几圣人矣，假年则化矣’。……语及于学，则犹若有遗憾之意于绪山者。”（《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一九）绪山在明经书院讲学教化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１０３］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６０５页。按：湛甘泉爱以道学自饰，不仅打着复兴古礼的旗号，随处讲学兴礼，而且在细枝末节上对时人亦频频指责，以邀名希誉。王阳明曾碍于当地习俗，居丧之际以酒肉招待前来吊孝的宾朋，未必便说明不孝，岂料甘泉却不惜辞费，亲自致书责难，害得阳明只好回信自责了事（参见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１６９页）。阳明去世后，甘泉成了学界之“大腕”，绪山遭其斥责，所受压力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与江右地区相比，浙东地区在当时显得较为开放，故在服阕期间，绪山不为旧习所缚，离家远游，在浙东恐非异常，而在江右却属大逆不道。故王时槐尝曰：“丧礼尤废，不但蔬食、外寝、庐墓罕见其人，甚至有墨衰晋谒上官，出贺亲友，及赴宴听乐，酣歌淫狎者。……又有平居服御交游，一慕江左吴越华靡之风，务为侈艳，且渐习为，圆转流动，放达不羁，以为高致，遂使吾吉先辈澹朴淳庞，劲直之古意，浸以荡失。”（《友庆堂合稿》卷六《西原会规十七条》，２８页）而时槐本人，则确实做到了在“执丧三年之内，未尝听乐与宴会，未尝以缞服入公门”（《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嘉靖二十九年条，１３页），可谓严守礼制、中规中矩。与之相比，绪山的确显得“圆转流动，放达不羁”多了，而这不能不说与两浙的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１０４］《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卷二七。
［１０５］《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７页。
［１０６］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二《赠竹溪林郡侯考绩序》。
［１０７］《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嘉靖二十八年条。
［１０８］《敬所王先生集》卷一〇《与成井居年兄》。
［１０９］参见《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三《达寿说》。
［１１０］参见《龙溪会语》卷一《水西会约题词》。另据《宁国府志》卷三一《人物志·流寓》载：“嘉靖间，郡守刘起宗置水西书院，延德洪与王畿主教。德洪冲雪临之，与者数百人，僧舍无所容，见邹守益《水西精舍记》。又尝讲学宁邑狮岩山，多所题咏。”（２１７２页，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７）
［１１１］《龙溪会语》卷一《冲元会纪》。按：此为龙溪所记，而据邹东廓的记载，冲玄观共举“江浙同志大会”是在嘉靖二十九年（参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二《怀玉书院志序》）。东廓尝曰：“东廓子与绪山子游于泷冈，双江子肃客于崇玄之宫，四乡同志自远而切磋，盖钟氏预者五人焉。”（《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一《天申集序》）“泷冈”、“崇玄宫”，估计皆为龙虎山之名胜。
［１１２］《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惜阴申约》。
［１１３］［１１４］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７页。
［１１５］同上书，１３４０页。
［１１６］《盱坛直诠》卷下。
［１１７］《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绪山钱子》。
［１１８］《龙溪集》卷一九《祭戚南玄文》。
［１１９］《龙溪集》卷二〇《南玄戚君墓志铭》。
［１２０］据永富青地考证， 《朱子晚年定论》的单行本至少有三种：一是正德十三年袁庆麟序刻本，简称原刻本。二是嘉靖三十一年钱德洪增录序刻本，简称南畿增刻本。据《阳明年谱附录》载：“（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论》。《朱子定论》，师门所刻止一卷，今洪增录二卷，共三卷，（史）际令其孙致詹梓刻于书院。”（《王阳明全集》，１３４０页）因《年谱附录》所记要晚于钱德洪《增刻朱子晚年定论序》二十年，故应以钱序所称嘉靖三十一年为是，而《年谱附录》所记则可能是钱氏年久记忆有误所致。三是嘉靖三十八年怀玉书院周俶重刻本。今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朱子晚年定论》，即为嘉靖三十八年怀玉书院周俶重刻本，内载钱德洪《怀玉书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引》。该本卷上内容与《阳明全书》本完全一致，卷首载：阳明先生原录，后学成都周俶重刻，临安黄纹校正。卷中和卷下的卷首皆载：后学余姚钱德洪增录，成都周俶重刻，临安黄纹校正；卷末载：院生董良材、陈维新监刻，潘应奎、徐谏之、李道福、程一麟校录（参见永富青地：
《钱德洪〈朱子晚年定论〉について》，载《人文社会研究》第４７号，早稻田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会，２００７）。至于钱德洪何以要如此热衷于增录《朱子晚年定论》，则有待笔者在下章作详细剖析。
［１２１］《王阳明全集》，９８２页。
［１２２］同上书，１３４６页。
［１２３］参见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
［１２４］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４５页。
［１２５］史桂芳：《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附录，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二七，４７２页。
［１２６］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１２７］《王阳明全集》，１３４８页。
［１２８］蕲州在楚地，今属湖北长江以北、蕲春以东地区。黄宗羲说绪山“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４页）。其中楚之奥地，疑即指蕲州之崇正书院。此前，绪山还曾于嘉靖十七年担任过刑部湖广司主事，偶赴楚地，然属公干，恐与讲学无关。
［１２９］《王阳明全集》，１２６页。
［１３０］同上书，１３４８～１３４９页。
［１３１］《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五《勉董明建兆明诸友丈量》。此事《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四《天真书院改建仰止祠记》亦有记：“嘉靖丙辰（三十五年），钱子德洪聚青原、连山之间，议修阳明先师年谱，且曰：‘仰止之祠，规摹耸旧观矣。宜早至，一记之。’”可见绪山还为天真书院撰写过《仰止祠记》。仰止祠即阳明祠，存在于各处王门弟子所建之书院中，绪山可能分别为天真、崇正等书院撰写过《仰止祠记》（如为混元书院写过《仰止祠碑记》），抑或一篇多用亦未可知。
［１３２］《澹园集续》卷一〇《参议黄公传》。
［１３３］参见《青原志略》卷三《惜阴会语》，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二四五，５６１页。
［１３４］参见《郊居遗稿》卷五《王龙翁老师八十寿序》。
［１３５］《饶州府志》卷二八《艺文三·杂著》。
［１３６］参见《敬所王先生集》卷一六《怀玉书院碑》。
［１３７］《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二《怀玉书院志序》。
［１３８］《邹东廓先生文集》卷首吕怀序。据邹守益说：“江浙同志大会，初举于冲玄，再举于怀玉，予与刘师泉、陈明水束装而赴焉。”（《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四《乌土溪水利记》）又说：“先师云亡，浙江（指浙江与江西）为大会，以振微言。
己酉会于冲玄，庚申复会于怀玉。怀玉高邃，无力者不能往，乃会徽、宁、苏、湖。”（《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广信讲语》）而这两次全国性的学术大会，都与绪山密切相关。
［１３９］据邹守益《书同志诸生谢石矶梁翁册》：“嘉靖庚申春，予年七十矣，念阳明先师墓道久旷洒扫，而同志约江浙大会于怀玉之上，梅林胡总制方靖海寇，修天真书院，介绪山子以请，遂乘兴赴之。聚静寺，谒兰亭，历武夷以归，而劳与暑并，为痰火所困，延石矶梁翁疗之。”（《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九）［１４０］张岱：《西湖梦寻》，２４２页。
［１４１］参见钱德洪：《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六三，３１１页。
［１４２］钱德洪：《答论年谱书》六。
［１４３］《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绪山钱子》。
［１４４］参见钱德洪：《答论年谱书》一〇。
［１４５］参见钱德洪：《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 《余姚县志》卷一六《金石下》。
［１４６］《圣学宗传》卷一四。
［１４７］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５２页。
［１４８］《王塘南先生自考录》隆庆四年庚午条。
［１４９］瀛山书院位于原遂安县西北陲的郭村，距今淳安县城排岭４０公里。其创始人是邑人詹安，初名“双桂堂”。詹安是北宋熙宁年间举人，曾任浦江主簿，赠宣奉大夫，其著作后裔辑为《瀛山集》。书院开创伊始，主要吸收詹氏“群族戚子弟”入学就读，詹安“躬教五子，皆登科第”。其后，外地士子也慕名而“负笈往学焉”。到了其孙詹仪之（字仁体）时，由于大儒朱熹经常“往来论学于斯”，于是声名大振。又由于詹仪之的侄孙詹骙于淳熙二年（１１７５）高中状元，遂取“登瀛”之义，改名“瀛山书院”。詹骙中状元后，官龙图阁学士，宋孝宗亲赐詹骙及第诗（参见《遂安县志》卷一〇），从而使瀛山书院一时闻名遐迩。明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宛陵周恪令遂安，遂聚材鸠工，重建书院，凡为屋２４楹，中为格致堂，前为登瀛亭，后为三贤祠。翌年，钱绪山于祠后建大观亭，并构一鉴亭于方塘旧址。所谓“三贤”者，中列朱熹，左列詹仪之，而虚其右位也。今瀛山书院仅存大观、得源二亭和“半亩方塘”遗址，及清代闵鉴重书的朱熹《题方塘诗》碑文（参见洪波： 《朱熹在淳安瀛山书院讲学及其佚文墨宝考》，载《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８ （４））。
［１５０］即收录于《朱文公文集》卷二中的《观书有感》之一。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两句被绪山视为“朱子悟道之言”，并认为是朱熹“上承千圣之绪，下启后学之端”（钱德洪：《瀛山三贤祠记》，《严州府志》卷三一《艺文》）的见证。绪山、龙溪皆为瀛山书院写过记文（按：龙溪的《瀛山书院记》，载于明万历六年刊刻的《严州府志》卷二五《艺文志》六），而该书院在清末浙江大儒陆登鳌眼里又具有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并成鼎足”（陆登鳌：《〈瀛山书院记〉辩》，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 《中国书院史资料》，５８１页）的地位，这说明距离朱熹祖籍安徽婺源仅数十公里浙江淳安这块深受朱子学影响的地域，对阳明学诞生地的浙省学者来说，是个不得不面对或必须在思想上加以重点清理的地区。而钱、王二人无非是想借为瀛山书院撰写记文的机会，阐释自己对朱、王二学的看法，并对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作出评价，从中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差异。
［１５１］《王阳明全集》，９６７、１２７页；《四库全书总目》，１４９８页。
［１５２］周汝登说“卒于十月二十五日”（《圣学宗传》卷一四）；《明儒学案》称“十月二十六日卒”（《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４页），皆有误。
［１５３］参见《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
［１５４］参见《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
［１５５］《余姚县志》卷一五《冢墓》。按：据笔者所知，王门中被称作“大儒”
的，除了徐爱（参见《王阳明全集》，９８４页）、徐阶（参见李材： 《观我堂集》卷一三《答存翁徐老先生书》），也就是钱德洪了。说明绪山在王门弟子的眼里，是能与徐爱相匹配的人物。又，许孚远亦被誉为“名德大儒”（《敬和堂集》卷首，万历甲午叶向高序文），然许氏并不属于正宗的王门学者。
［１５６］《龙溪会语》卷首《龙溪先生会语后序》。
［１５７］参见张尧文：《复建水西书院记》，《泾县志》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