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心学化的史学”，乃相对于何俊所说的朱熹等人的“理学化的史学”（何俊：《南宋儒学建构》，２９３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而言。梁启超曾论述过浙东学术史上的心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指出浙东学术源出于王学，是阳明学与史学的结合，期间扮演关键角色的是黄梨洲和邵念鲁（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５０～５１页，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５）。与此相联的还有心学与事功学的关系问题，对此，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详论（参见腾复：《论宋明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及其合流》，载《东南文化》，１９８９ （６）；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事实上，浙东学者所说的“史”，包括文献、经制、事功、器用等人情事变的各个方面，故心学与史学的关系包含了心学与事功的关系，“心学化的史学”狭义地说即“心学化的事上工夫”，而这正是阳明的精神诉求之一。
［２１］比如张元忭不仅独立完成了十卷《馆阁漫录》和五卷《云门志略》，而且还与孙鑛纂修了五十卷《绍兴府志》，与杨惟新纂修了十六卷《会稽县志》，与张元复增补了二十卷《广皇舆考》等史地方面的著作。其长子张汝霖特设读史社，使读史、研史在晚明的浙东地区蔚然成风。后张岱又继承了祖父张汝霖的读史精神，一生以著史自任，第一部史学著作《古今义烈传》完成于崇祯元年，直至去世还在刊刻《越人三不朽图赞》。张氏祖孙四代，皆与阳明学有关，且都有志于史学，这就说明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所谓“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讲史学，可是他不是阳明学派里一重要的人”的论断，是失之偏颇的。至于季本，据黄宗羲说：“先生悯学者之空疏，只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罢官以后，载书寓居禅寺，迄昼夜寒暑无间者二十余年。而又穷九边，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逾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０８页）他著有各类经史著作１２０卷，应属阳明门下的经史学家。
［２２］朱熹原籍江西婺源（明代属安徽），章学诚称浙东之学“出婺源”，其故在此。
［２３］［２４］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五《浙东学术》，６５页，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８。
［２５］《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２１３页。
［２６］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４２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２７］《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清儒》，４７４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８］参见《台州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９］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３１页。
［３０］参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２６６～２７０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６。
［３１］参见吕思勉：《理学纲要》，１２８～１４３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
［３２］《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１７８～１７９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３］参见何炳松：《浙东学派渊源》，１８９页。
［３４］“近世”之称，有用来指明清的，也有仅指清代的，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则以“近世”指宋元明清（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１～２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亦以“近世”称宋元明清，而以“近代”称清末以后，岸本美绪则主张把明代中叶看成近代早期的开始。因“浙学”
的形成发展期主要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故又可称“近世浙学”。
［３５］《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１８２２页。故古时闽中又有“闽越”、“东越”
之称，如陈鸣鹤之《东越文苑》，即记闽中文人之行实。
［３６］“钱塘”之名乃“浙江”、“淛江”、“渐江”之慢读，而“浙”、“淛”、“渐”皆一音之转，以江道曲折或江涛反折以为名（参见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２２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７］故浙西又称“浙右”，明人汪道昆在比较浙、吴、闽等地举业之盛时说：
“自近世经术兴，则闽士为嚆失……彼都人士，斐然与江左、浙右同风。”（《太函集》卷三《赠黄全之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一七，９３页）
［３８］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２～１０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９］《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１８２１页。
［４０］同上书，１８２０页。
［４１］顾炎武：《日知录集释》，３５９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
［４２］同上书，１０８５页。
［４３］同上书，１０８６页。
［４４］许伯明主编：《吴文化概观》，１２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５］参见《徐渭集》，６２２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两浙名贤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三，１４２页。
［４６］周子美：《嘉业堂抄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２０７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７］“三吴”之称，历代所指不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水》：“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治今湖州）、吴郡、会稽其一焉。”唐指吴兴、吴郡、丹阳。宋以后则指常州（吴上）、苏州（吴中）和湖州（吴下），而“苏郡为三吴会府”（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４７８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其中浙西之湖州从来就属“三吴”之一，然称“吴下”，则在宋明时期。
［４８］《碧里后集·达存》上《瀛阳细柳序》。张履祥在评述茅坤时说：“世风浅薄，西吴为甚。”（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１２７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此处之“西吴”即指浙西，因茅坤是浙西人。又说：“三吴气习，重僧，重堪舆，重养生家……湖州益甚。”（《杨园先生全集》，１０３７页）此处又视湖州为“三吴”之一。
［４９］《两浙名贤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三，２２页。
［５０］魏源：《圣武记》，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２４５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１］《慈城县志》卷首，清光绪年间刊本。
［５２］《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１８２２页。
［５３］比如徐象梅所撰的《两浙名贤录》，在《硕儒》、《理学》之章节中，宋、元、明三代共录有３３０人，其中出身浙东的有２７９人，而出身浙西的仅为５１人，接近６∶１。如果考虑到编撰者徐象梅是钱塘出身，而参阅者绝大多数系海盐、嘉兴人（所以在该书所收录的５１个浙西人中，大部分为海盐、嘉兴人，以至使为该书作序的朱国祚亦发出了“徐君自表两浙士重于今天下，余更表嘉（兴）所产且以重两浙”的惊叹，而四库馆臣则干脆指斥该书是“以乡闾粉饰之语依据成书”（《四库全书总目》，５６２页））的乡土文化背景，那么以上这组数字便更能反映文化上的“东”强“西”弱之程度了。而且从《两浙名贤录》的大量记载中，亦的确使我们看到了浙西人士以“雅好文学”、“经学世家”、“究心理学”者为多而浙东人士以“博综子史百家”、“不徒事章句”者居多的“奇特”人文景象（详见后述）。
［５４］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便能看出，王阳明的宁绍门人与温台门人在思想倾向和价值趣向上存在一定差异，这是我们在分析浙中王学时须特别留意的。
［５５］陆容曰：“苏、松、嘉兴，地居浙之西…… 绍兴、温、台，地居浙之东。……其杭州府仁和、许村二场，虽居浙西，场分则归浙东。”（《菽园杂记》卷一二，《四库全书》子三四七，３４３页）此处讲的虽是明代盐运所辖之范围，但亦反映了杭州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游离于浙西、浙东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
［５６］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学术领域，而且还表现在其他话语系统中。如以音乐琴派为例，产生于明代末年的虞山派和广陵派，虽属于吴派的两大分支，但都渊源于宋代杭州的浙派（参见刘承华：《南宋浙派对后世琴派的影响及其脉络》，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３）），从而凸显出浙西文化与吴中文化的相通性。
［５７］关于“海派”文化，可参见方明伦等主编：《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８］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１５５２页，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４。
［５９］学术界过去一般也都认为，吴、越两地民族同根、文化同源、语言相通、民俗相近，但最新的ＤＮＡ调查却表明，吴人与越人原本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越人各民族的身上有大量的Ｍ１１９突变，吴人则很少有，他们更多的是Ｍ７突变，那是从苗瑶语系分化出来的”（参见《钱江晚报》，２００５ ０５ １１）。
［６０］李邺嗣：《杲堂诗文集》，４１２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１］《黄宗羲全集》第１册，８０页。
［６２］何良俊：《四友斋丛说》，１１２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６３］《万历野获编》卷一二《劝农》，３１８页。
［６４］《黄宗羲全集》第１册，２０９页。
［６５］《泾皋藏稿》卷五《柬高景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６６］然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故而黄宗羲的政治判断力亦随之受到了影响。诚如钱穆在比较黄、顾二人时所言：“梨洲五十四岁成《明夷待访录》，其后即不谈政治，专究性理。而亭林《日知录》始终以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为意。盖梨洲自中年以后，蠖居浙东，轻易不渡钱塘。身值姚江、山阴故里，流风犹在，故以阐承道统、发明心性自负。而亭林栖栖京国，朝政时事，感触者多，故亦以治道经济为念也。比观梨洲、亭林两人……惟梨洲近于狂，而亭林近于狷，为二人性格之不同。梨洲终于里门，晚年足迹不越浙江两岸，而亭林则东西南北，为四方之人。一老于南，一老于北，为二人环境之不同。而学术之异，亦若由此而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１５２～１５３页）
［６７］按：陆楫质疑禁奢的这篇重要文献，后被选入赵靖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中，题为《禁奢辨》，学者多沿用之（参见林丽月：《晚明的消费与文化》，载《明清史研究》，第２０辑，２０９页，韩国明清史学会２００４年刊）。林丽月曾对明代中后期政府颁布的禁奢令作过统计，即正统朝（１４３６—１４４９）５条，景泰朝（１４５０—１４５６）２条，天顺朝（１４５７—１４６４）４条，成化朝（１４６５—１４８７）１２条，弘治朝（１４８８—１５０５）２７条，嘉靖朝（１５２２—１５６６）２４条，隆庆朝（１５６７—１５７２）６条，万历朝（１５７３—１６１９）２１条，泰昌朝（１６２０）１条，天启朝（１６２１—１６２７）３条，共计１１５条（参见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论》，２５９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其中弘、嘉、隆、万四朝的一百三十年间，就有７８条，占了三分之一强，这反映了明中后期崇尚奢侈生活的严重程度。
［６８］《碧里后集·达存》上《陈将军祠记》。按：王士性记杭州习俗曰：“杭俗环巧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６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杭州府志》（康熙二十五年刊本）卷六《风俗》则称杭俗为“贫作富态，富作贵态”。这些都是反映“杭俗之奢靡”的第一手资料。
［６９］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 《四库全书》子三四七，３４９页。按：陆容（字文量，号式斋，成化二年进士）是江苏太仓人，官至浙江右参政，其对浙东、浙西之民风的比较，当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同理，接下去将涉及的许孚远（１５３５—１６０４，字孟仲，号敬庵，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是浙江德清人，顾璘（１４７６—１５４５，字华玉，号东桥，弘治九年进士）是江苏上元吴县人。他们对浙西的情况应该说都相当了解，因而所提供的史料亦具有极高的价值。
［７０］《徐渭集》第２册，４９７页。
［７１］《敬和堂集》卷九《中宪大夫梧州、嘉兴太守思仞李公墓志铭》，明万历二十三年叶向高序刊本。
［７２］《客座赘语》，２７１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７３］《横山遗集》卷上《王烈妇神异记》，明嘉靖十三年刻本。
［７４］《小柴桑喃喃录》卷上。
［７５］《空同集》卷六二《答周子书》，《四库全书》集二〇一，５６９页。
［７６］《朱舜水集》，４２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７７］《杨园先生全集》，５８８页。
［７８］同上书，１０３５页。
［７９］《澹园集》，４２７、５４４页。
［８０］《林居漫录》卷一，《清代禁毁书丛刊》第１辑，９４页。
［８１］《四库全书总目》，５６２页。
［８２］《王阳明全集》，１０５６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８３］《世经堂集》卷二四《送银台大夫景山钱君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七九，６００页。
［８４］《世经堂集》卷二四，５７２页。
［８５］《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２２８页。
［８６］《石龙集》卷一二《送张太守治台序》。
［８７］《杲堂诗文集》，４４２页。
［８８］同上书，３９４页。
［８９］《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８页。
［９０］同上书，５８页。
［９１］《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１０５８页。
［９２］《从吾道人诗稿》卷下《游会稽次韵》。
［９３］《聂双江先生文集》（简称《双江集》）卷四《赠重庵刘侯赴召便省荣行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七二，３１１页。
［９４］《理学宗传》卷一〇《罗文恭传》。
［９５］《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９６］《初谭集》卷二〇《道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９７］《刘宗周全集》第２册，１３３页，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１９９８。
［９８］参见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１５０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按：明人叶盛曾不无忧虑地说：“农工商贩，钞书绘画，家蓄而人有之……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人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水东日记》卷二一“学说戏文”条）对乐于此道的为官者以及民间的“推波助澜者”，甚为不满。
［９９］叶权：《贤博编》，３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００］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４ （４）。
［１０１］《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２４３页。
［１０２］《王叔杲集》，２５３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３］即使同为词人，浙之东西或吴越之间亦各具地域上的美学特征，诚如董其昌所言：“方内制义各有偏至，吴以韵致，越以色泽，楚以才情，闽以结构，中州以蕴藉，其大都也。”（《容台文集》卷三《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七一，３４６页）
［１０４］参见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２６３～２６７页，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１。
［１０５］黄宗羲尝曰：“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搘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１２８页）梨洲此论虽未免有夸大自是之嫌，但其言的确大体反映了明代学术发展的大势和当时的历史实况。
［１０６］《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２１３页。按：有学者根据《明儒学案》的人名索引统计，能够明确地望的理学家共有２４１人，其中浙江籍４７人，占１９５％，居江西之后；然若以县论，超过１０人的全国只有三个县，浙江占两个，即余姚和山阴，都在绍兴府；如果按府级单位计算，绍兴共有２５人，居全国第一。因此，明代中期以后绍兴是全国学术之中心的说法绝非溢美之词（参见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１３９页）。若再联想到宋元时期浙东的金华府一带曾为全国学术之中心并且一直延续到明初的历史现实，就更有理由相信，黄宗羲所谓“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的评语，不仅可用来概括中晚明，甚而可用来概括整个近世。
［１０７］据今人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所记，当时浙江的６０位戏曲剧作家在钱江两岸的分布极不均匀，浙西三府有３５人，宁绍二府有２１人，而位于浙南山区的仅有４人。至于江苏的５７位戏曲剧作家的分布情况，亦大致如此，基本上集中在苏、松、常三府，仅苏州府就有３０人，是明代戏曲剧作家最集中的地方。
［１０８］参见羽床正范：《王阳明と同时代の文人》，《阳明学の世界》，东京，明德出版社，１９８６。黄宗羲也曾谈到过浙东之诗与浙西之诗的区别（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９３页）。
［１０９］此事后曾遭到同门的谴责，“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者，以此节也”
（《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６９０页）。然黄宗羲却认为：“先生（指薛应旂）为考功时，寘龙溪于察典，论者以为逢迎贵溪，其实龙溪言行不掩，先生盖借龙溪以正学术也。”（同上）说明薛应旂排斥王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正学术”，以肃清思想上的流毒。
［１１０］《吴县志》卷四《苏松财赋》中。
［１１１］“才子文化”的概念，见吴子林：《金圣叹与吴中文化》，载《浙江学刊》，２００５ （３）。
［１１２］《陈眉公全集》卷一六《藏说小萃序》。
［１１３］［１１４］《从吾道人语录·题王著作先生语录后》。
［１１５］参见王守仁：《湖海集序》，《湖海集》卷首。
［１１６］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 《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２２册，１４７页。
［１１７］《惕若斋集》卷二《寄邓太史定宇年兄书》。
［１１８］《惕若斋集》卷二《寄涂光禄念东年兄书》。
［１１９］《敬和堂集》卷五《简张阳和年兄》。
［１２０］《颜钧集》，１６７页。
［１２１］《歇庵集》卷三《潜学编序》。
［１２２］《歇庵集》卷六《修会稽县儒学碑记》。
［１２３］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把罗近溪（汝芳）、李见罗（材）和唐一庵（枢）、许敬庵（孚远）分别视为“姚江身后其高足王龙溪辈”在江西和浙江的传人，他们“分曹讲学，各立门户，以致并入弹章”（６９０页）。说明王畿的思想不仅在浙东，而且在浙西也有较广泛的影响。
［１２４］参见《罗明德公文集》卷首。
［１２５］《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３页。
［１２６］若再联想到嘉靖四十五年嘉兴知府徐必进命王门同志董启予刻阳明《文录续编》六卷并《家乘》三卷于嘉兴（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５２页）的历史实情，那就更有理由相信，笔者所言并非臆测。
［１２７］《沈太史全集·洛诵编》卷首《长水先生集叙》。
［１２８］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１９１、２６５页，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９］参见上书，２７７～２７８页。
［１３０］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３３页。据湛甘泉《湖州宗山精舍阳明王先生祠堂记》（《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三，嘉靖十五年闻人诠刻本），可知当时嘉兴、湖州一带建有阳明祠堂的书院不在少数。
［１３１］《崇雅堂文集》卷一二《岘山逸老堂铭》。
［１３２］《沈太史全集》所收《淇林馆钞·湖上读书堆六先生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