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３］金波园系王畿在杭州的寓所，估计在天真书院附近，是当时阳明学者的重要聚集地，不少学者在金波园留下了著述，如唐枢的《咨言》、王畿的《金波晤言》等。
［１３４］《王龙溪先生全集》（简称《龙溪集》）卷一六《书见罗卷兼赠思默》。
［１３５］《沈太史全集》所收《洛诵编·水南徐先生当湖会语叙》。
［１３６］《木钟台集》《六咨言集·金波园聚友咨言》。
［１３７］《丁清惠公遗集》卷五《贺奉常陆安石先生膺封司寇郎叙》。
［１３８］《龙溪会语》卷三《愤乐说》；《龙溪集》卷五《竹堂会语》。
［１３９］《龙溪集》卷一六《别曾见台漫语摘略》。
［１４０］《龙溪集》卷一三《书贞俗卷序》。
［１４１］参见《邓定宇先生文集》卷三《秋游记》。
［１４２］《敬和堂集》卷一〇《祭罗康洲宗伯》。
［１４３］《沈太史全集》所收《石林蒉草·龙溪王先生过当湖邑人士一百八十五人集于五老峰塔院会讲记》。
［１４４］《龙溪集》卷一七《重修惠民桥碑记》；卷六《答五台陆子问》。
［１４５］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２９６～２９７页。
［１４６］参见上书，３１１～３１２页。
［１４７］《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浙东学术》。按：王士性认为姑苏人好古尚雅，并说：“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广志绎》卷二《两都》，３３页）。而章学诚则是把“雅”的审美情趣与“博”的为学方法相链接，使之成为与“专家”相对的特定概念。一般来说，博指经文，雅为诗文，偏重由工夫而合本体。“专者，志之聚也”（《横山遗集》卷下《送陆子清伯行序》），专家即专志、简约之谓，偏重由本体以至工夫。由“博雅”而理学经学并举，谓经学即理学也；由“专门”而心学史学并重，谓六经皆史也。浙东人“以六经之义奥，非专门莫究”（同上）。章学诚虽曰：“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文史通义》卷二内篇二《博约下》）即主张博雅与专家的统一，但其实他看重的仍是“专家”：“诚贵乎其专也”（《章氏遗书》卷二二《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 “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章氏遗书》卷二九《又与正甫论文》）。
［１４８］黄宗羲所关注的就是其弟子们尤其是家乡高足在各个方面的专长。全祖望说：“先生（黄宗羲）讲学遍于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乡。尝历数高第，以为陈奎献（赤衷）、万充宗（斯大）、陈同亮（自舜）之经术，王文三（之坪）、万公择（斯选）之名理，张旦复（汝翼）、董吴仲（允璘）之躬行，万季野（斯同）之史学，与高州（郑梁）之文章，惓惓不置。”（《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七《二老阁藏书记》）
［１４９］黄宗羲似乎是个例外。全祖望在谈到黄宗羲学问之广博时说过：“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２２０页）但也有学者认为：“‘专家’之学，往往是指精通某一门学问，以对立于‘通人’之学的广博而不精。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来界定‘专家’之学，那么称黄宗羲的学问为‘专家’之学，似乎掩盖了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渊博一面，与其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不符。从表面看，这个问题难有合理之解决，但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则未必如此。解决之法，就在于要正确认识在黄宗羲身上其学问的渊博性与学问的精深性是统一的，他之伟大正体现在他在多种学问领域都成就为‘专家’，而不仅仅是某一种学问的专家。”（蒋国宝：《黄宗羲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见吴光主编、钱明执行主编：《黄宗羲与明清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０］黄宗羲的门人后学，或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如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梓材等，或以经学为主兼擅史学，如黄宗炎、万斯选、万斯大等，惟有以文学见长者最少，这也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笔者所说的浙西以词章之学风流于近现世、浙东以心性之学辐射于海内外的观点。
［１５１］梁启超尝谓：“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清代学术概论》，９５页）视章太炎为浙东学术的传人，则略显片面。
［１５２］钱穆语。朱熹所言之“浙学”偏重于史学，其曰：“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又曰：“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蔡克骄：《二十世纪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 （１））所以何炳松说：“自南宋以后，浙东史学大兴，当时道学家至诟浙学为知有史迁而不知有孔子，其极盛一时之情形，即此可见。”（《浙东学派渊源》，４页）至于浙西讲经学，则可以清乾隆年间诏开“三礼馆”后，浙西籍学者纷纷厕身修纂之列为佐证。据说“在当时参加‘三礼馆’的纂修儒臣中，浙江籍学者占有相当大比例，如浙东学者梁国治，浙西学者吴廷华、杭世骏、诸锦、王锦、朱佩莲、徐以升、陈顾联、姚汝金诸人，于纂修《三礼义疏》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林存阳：《杭世骏与三礼馆》，见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７１３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可见在浙江籍学者中，浙西儒臣又占了绝对多数，何况此处所言“浙西”还不包括苏南地区。
［１５３］阳明学虽亦传播到浙西、吴中区域，但所受到的各种政治因素和学术环境的干扰却要远大于浙东、江右等地区。岭南湛甘泉的一批高足弟子如唐枢、周冲、钱薇、蔡汝楠、许孚远等，皆以浙西为学术活动的主要舞台，从而使甘泉学在浙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此仅举两例：一是与晚年阳明论学颇多的宜兴人周冲（号道通），曾“以病不能禄仕，将归耕于洞山乡市桥之西，以养母而迪其子侄焉。甘泉先生大书‘耕乐堂’以相之”（《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〇《耕乐堂铭并序》），与王、湛二家均保持着密切关系。二是同为宜兴人的杭封（字锡贤），尝“闻甘泉先生之教而乐之，以‘日惺’名其弦诵之斋”（《邹东廓先生文集》（简称《东廓集》）卷三《日惺斋说》），对甘泉之学更是情有独钟。若就阳明学传播的各种条件而言，当时的浙西地区的确不如浙东。据王畿说，折中湛、王的戚贤曾于嘉靖六年“出宰归安（今吴兴），与越临壤，余尝与玉溪扁舟过苕溪，期兄出会。兄泥于时忌，意向虽切，行迹稍存。余以脚跨两家船戏之，兄即幡然愧悔，出头担当，兴学育才，能声大起。每公事过越，必谋数日之会，而情益亲”（《龙溪集》卷一九《祭戚南玄文》）。从而折射出阳明弟子戚贤因受制于当地的政治环境而“脚跨两家船”的无奈之举。而这种现象在当时恐怕并不孤立。
［１５４］黄宗羲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２１９页）笔者据此认定：浙东之学具有由“专门”而心学史学并重的传统。
［１５５］从南宋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到明中叶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再到明末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和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都无不体现出这种心学与史学、本体与工夫相一致的“实学”传统。故顾宪成《二大辨序》曰：“江西‘顿悟’，永康‘事功’，今且兼而踞之，朱子复起，忧更何如？须捣其窠巢始得。”（《思复堂文集》，６０页）意谓阳明心学兼有象山、同甫之病。近人曹聚仁亦曰：“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异，以其各有事事故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２７７页）
［１５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８５页。
［１５７］《歇庵集》卷三《十三经注疏序》。
［１５８］参见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１６页。
［１５９］《四友斋丛说》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１０３册，３１１页。
［１６０］也有学者把南宋浙东诸流派归纳为性理、经制、事功三家。如义乌人黄溍曰：“盖婺之学，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其在温（永嘉），则王道甫（自中）之慷慨名义，尝合于陈氏矣，而其言无传焉。陈君举（傅良）……为说不皆与唐氏合……叶正则（适）推郑景望、周恭叔，以达子程氏，若与吕氏同所自出。”（《黄溍全集》，２３７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近人蒙文通认为：“南渡之学，以女婺（浙东）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具体而言， “吕氏尚性理，则本于程（颐）者为多；唐氏尚经制，则本于王（安石）者为多；陈氏先事功，则本于苏氏（轼）者为多”（《蒙文通文集》第３卷《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后邓广铭亦持相同之说（参见粟品孝：《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载《浙江学刊》，２００５ （３））。
［１６１］《黄宗羲全集》第６册，３９４页。
［１６２］参见陈国灿：《论宋代“浙学”与理学关系的演变》，载《孔子研究》，２０００ （２）。
［１６３］参见董平：《浙东学派之名义及其内涵》，《思想家》（南京大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６４］《思复堂文集》，５２页。
［１６５］管志道为王襞所指点的“当下本体”说而深受感动（参见管志道：《理学酬谘录》卷下《自纪师友幽明印心机感大略》，见荒木见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３７～３９页，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９。按：有关管志道的思想研究，据笔者管见，此书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专著），故黄宗羲将其归入“泰州学案”，似不无道理。然管志道对泰州一派的思想特别是主张出世一番、担当世界的观点，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甚至把泰州后学的这种张皇性格追溯至王艮本人。管志道对泰州学派所持的批评立场，曾引起过黄宗羲的很大关注。然梨洲虽然认为管氏对“泰州张皇见龙”有所批评，却仍把他列入泰州门下，而理由据说就是管氏主张三教合一，甚至“决儒释之波澜”，因而终究属于泰州之“派下人也”
（《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７０８页）。
［１６６］《思复堂文集》，１２６页。
［１６７］参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二〇《书龙溪天心题壁后》，５９３～５９４页。按：该文还收入于《杨园先生未刊稿》卷八，海昌后学陈敬璋辑，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清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