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几个学校的几千学生集会在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等等字样。他们整队出中华门，前面两面很大的国旗，中间夹着一副挽联，上款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泪挽”。他们沿路散了许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一张传单是这样写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 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 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 同胞起来呀！
他们到东交民巷西口，被使馆界巡警阻止不得通过，他们只能到美国使馆递了一个说帖，又举了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国使馆去递说帖。因为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
大队退出东交民巷，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赵家楼的曹妆霖住宅。曹家的大门紧闭，大家齐喊“卖国贼呀！”曹宅周围有一两百警察，都站着不动。有些学生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片，有几个学生爬上墙去，跳进去，把大门打开，大家就拥进去了。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这屋里，群众人太多了，反寻不着这两个人。他们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们打毁了不少的家具。后来他们捉到了章宗祥（驻日公使），打了他一顿，打的头破血流。这时候，有人放了火，火势大了，学生才跑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队赶到，大众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后的三十三个人。
这是“五四”那天的经过。（那时我在上海，以上的记载是根据《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国的波动。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压迫的手段，拘捕学生，封禁《益世报》，监视《晨报》、《国民公报》，下令褒奖曹、陆、章三人的功绩。学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长保释了。北京各校的学生天天组织露天讲演队，劝买国货，宣传对日本的经济抵制。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来了几次抗议，使中国青年格外愤慨。这样闹了一个多月，到6月3日，北京政府决心作大规模的压迫，开始捉拿满街讲演的学生。6月4日，各校学生联合会也决议更大规模的爱国讲演。6月3、4两日被捉的学生约有两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马神庙的北大理科也被围作临时监狱了。5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队出发讲演，合计三千多人，分作三个大纵队：从顺治门到祟文门，从东单牌楼到西单牌楼，都有讲演队，捉也无从捉起了。政府才改变办法：只赶跑听众，不拘捕学生了。
那两天，两千多学生被关在北大法科理科两处，北河沿一带扎了二十个帐棚，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帐棚。我们看6月4日警察厅致北京大学的公函，可以想象当日的情状：
径启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学校学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说，当经本厅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命令，派出员警尽力制止，百般劝解，该学生等终不服从，犹复强行演说。当时地方秩序颇形扰乱，本厅商承警备总司令部，为维持公安计，不得已将各校学生分送北京大学法科及理科，酌派军警监护，另案呈请政府，听候解决。惟各该校人数众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请贵校速予筹备，以资应用。除函达教育部外，相应函达查照办理。此致北京大学。八年六月四日。
6月4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拘捕学生的电报，各地人民都很愤激，学生都****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罢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罢市了。上海罢市消息传到北京，政府才惊慌了，5日下午，北河沿的军队悄悄的撤退了，二十个帐棚也撤掉了。
这回学生奋斗一个月的结果，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免职，二是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不敢在断送山东的和约上签字。政府屈服了，青年胜利了（以上记载参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期的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