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这里的：
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大家不可忘了！ ……这次运动里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
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这次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卖国贼）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 以后的社会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次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求政府，直接惩办卖国贼，是对内自决的第一声。
这篇文章发表在“五四运动”收到实际政治的效果之前，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
现在这个壮烈的运动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仁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伏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
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但单有文学礼教的争论，也许还不至于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北京各学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放了三天假，庆祝协约国的战胜。那几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用陈独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话）。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演说辞散见《新青年》五卷五号及六号）。他老人家也演说了好几次。
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难道蔡先生和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蔡先生最热心，也最乐观，他在那演说大会上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先生言行录》页八四——九十），他说：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大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这几句话可以显出蔡老先生的伟大精神。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他老人家忍了两年，此时他真忍不住了！他说：
但我们的演说大会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要这样高兴？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吗？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真是世界进化的状态。……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
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
第三是武断（独裁）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
第四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
我们在十六七年后回头重读这篇伟大的演说，我们不承认蔡先生的乐观完全失败了。但我们不要忘记：第一，蔡先生当日的乐观是根据于他的哲学信仰上的乐观，他是诚意的信仰互助论必能战胜强权论的，所以他的乐观是有热力的，能感动人的。第二，他的乐观是当日（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们同心一致的乐观，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为四月底巴黎和会的恶消息传来，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完全被现实政治的妥协主义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然而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况且我们看那几千学生5月4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