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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梁启超讲国学——读书指导(8)

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自《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左列数项:

一,《国语》即《左氏春秋》,并非二书。

二,其书分国为纪,并非编年。

三,刘歆将鲁惠、隐间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取以与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四,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传释经”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余全书中经刘歆窜入者当不少。

关于考证《左传》真伪之参考书:

刘逢禄《左传春秋考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左传》之部。

崔适《史记探源》关于《左传》之部。

《左传》、《国语》之著作者年代及其史的价值

考证至此,则此书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将皆成问题。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则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谓为孔子弟子,《表》谓为鲁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既为孔子弟子,则《仲尼弟子列传》何故遗之?因此则《十二诸侯年表》有无经后人窜乱,且成问题(崔适直指为窜乱——说详《史记探源》卷四页二)。谓为“孔子弟子左丘明”者,作伪者因《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因影射之谓“好恶与圣人同”耳。其书既“不传《春秋》”,则所谓“与孔子观史记”云云皆属虚构,而其人殆不名丘明。但此属小节,且勿论。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时人耶?《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尤足怪者,“腊”为秦节,“庶长”为秦爵,而此两名乃见于《左传》。且“庶长”者,商鞅所设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书乃在商鞅相秦后耶?记陈敬仲事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记季札适鲁听乐曰:“郑其先亡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左氏》好语神怪,种种“浮夸”之词(用韩愈评语)本数见不鲜。然当敬仲初亡命于齐时,而决言其八世之后必篡齐;当郑七卿辑睦时,而决言其必先亡;当晋范、中行全盛时,而决言其必萃于韩、赵、魏。预言吻合至此,宁复情理?以常识判之,则谓其书成于田氏伐齐、三家分晋、韩灭郑以后,殆不为过。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

右所指摘者,皆非关后人窜乱,实原书固有之瑕类也。浮夸如此,然则其所记述,尚有史的价值否耶?换言之,则吾辈应认此书为信史否耶?平心而论,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官之实录。试将前半部与后半部比较,其文体不同之处,尚可以看出。知其所据原料,多属各时代旧文,故时代精神,能于字里行间到处表现也。要之,《国语》、《左传》实二千年前最可宝贵之史料,不容以小疵掩其大醇也。

读《左传》法之一

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记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淡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皆仿袁枢治《通鉴》之例,以一事之起讫编年,此亦读《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诸细碎,而大者反割裂遗漏。学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断制之,所得或较多也。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学家应采之通法,无论读何史皆可用之,不独《左传》。但《左传》既为最古之史,且内容甚丰,取材较易,先从彼着手,最可引起趣味也。

读《左传》法之二

《左传》自宋以来,列于五经,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故虽非专门史学家亦当一读。其中嘉言懿行,有益修养及应世之务者不少,宜暗记或钞录之。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第六章)诗经

《诗经》之年代

《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未述《诗》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终局,似论三百篇皆春秋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征者为《商颂》五篇。《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后世说《诗》者或以今《商颂》为考父作,此误读《国语》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宋国沿用之,故得传于后,犹汉、魏郊祀乐府,至今虽失其调而犹存其文也。其次则《豳风》之《七月》一篇。后世注家谓周公述后稷、公刘之德而作,然羌无实据。玩诗语似应为周人自豳迁岐以前之民间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为夏正,故亦可推定为夏时代作品(?)。果尔,则三百篇中此为最古,且现存一切文学作品中亦此为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风》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相传为秦襄公送晋文公之诗;如《陈风》之“胡为乎株林,从夏南”,相传为刺陈灵公昵夏姬之诗。果尔,则为春秋中叶作品。然尽人皆可有舅,不必秦襄,夏南为夏姬虽极近似,亦无以证其必然,故《诗》讫何年,实难论定。惟《鲁颂·宫篇》:“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其为鲁僖公时作品更无可疑。则《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时作品,盖可推断。然《国风》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旧国,二《雅》有多篇可考定为周厉、宣时事,则假定全书诸篇以西周末东周初——约西纪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时人所作为中坚,其间最古之若干篇约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约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虽不中不甚远矣。

然则何故惟彼时代独有诗——或诗独盛耶?其一,社会文化渐臻成熟之后,始能有优美的文艺作品出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中国社会脱离僿野状态,实自周始。周初犹属启蒙时代,故可传之作品尚少。至东迁前后,人文益进,名作乃渐多。又,诗本为表情之具,周初社会静谧,冲动情感之资料较少,东迁前后,乱离呻吟,不期而全社会强烈之感情被蒸发焉,此或亦多诗之一因也。其二,问者曰:若尔则春秋中叶以后诗宜更多,曷为反少?此问题复可作两种解答。一,文体本逐时代而变迁,此类之诗,盛行已数百年,或春秋中叶以后,渐为社会所厌倦,不复有名作。二,“轩采诗”之制度,传记屡言,吾侪应认为事实的存在。三百篇之辑集成书,殆由于此。此事本为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废。虽有歌什,莫为撷纂,遂至沦逸。《孟子》所谓“王迹熄而《诗》亡”也。

孔子删诗说不足信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说若确,则今本《诗经》,实为孔子所手选,如徐孝穆之选《玉台新咏》,王介甫之选《唐百家诗》。然汉、唐学者多不信此说。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谨案:《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诗篇数,辄举三百,可见孔子素所诵习即止此数,而非其所自删明矣。《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外者,益可为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证。且孔子如删诗也,则以何为标准耶?如后人所谓“贞淫”耶?郑、卫言情之作具在,未尝删也。且如逸诗之见于传记者,如《论语》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如《左传》之“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凡此之类,何字何句悖于“礼义”,而孔子乃删之哉!是故以吾侪所信,则孔子决无删诗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经一度有意识的编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则编纂者或史官太师之属,不能确指为谁。要之,春秋时士大夫所同讽诵者即此三百余篇。纵有佚亡,亦不过百之一二。此则按诸故实而略可断言者也。

然则孔子之于《诗经》未尝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论语》述孔子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庄子》曰:“孔子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窃意前此之诗不皆能入乐,或入乐而沦紊其谱;孔子最嗜音乐,最通音乐,故反鲁之后,以乐理诏鲁太师,又取三百篇之谱阙者补之,舛者订之,故云乐正而《雅》、《颂》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颂》之文犹昔也。失所得所,则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见;孔子正乐即正《诗》也。故乐无经,以《诗》为经。“雅言诗书执礼”而无乐,乐在《诗》中,不可分也。诗乐合体,其或自孔子始也。(看魏源《诗古微》上编之三《夫子正乐论》。)

《诗序》之伪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