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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梁启超讲国学——读书指导(9)

《诗经》之传授,在汉初则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而古文《毛氏传》晚出。东汉以后,毛独行而三家废。今官书题此书为“毛诗”,而村学究且有呼为“毛经”者,可叹,亦可笑也!《毛传》真伪,久成问题。吾于他书论今古文公案者已屡及之,今不再赘;而其伪中出伪、贻误后学最甚者,尤莫如所谓《诗序》。《诗序》今附《毛传》以行。每篇之首,序说所以作此诗之意,或并及作诗之人。首篇《关雎》之序特长,盖千数百言,总论全书旨趣,谓之《大序》。自余各篇,短者不及十言,较长者数十言,谓之《小序》。夫读《诗》者恒欲知作诗之人与作诗之旨,此人情也。而《诗》三百篇一一求其人与其旨以实之,殆不可能。故孟子贵“以意逆志”,《左传》称“断章取义”。申公之授鲁诗,“无传疑,疑者盖阙不传”。韩婴作《韩诗外传》,刘向作《新序》,皆实行逆志断章之教。西汉以前之说《诗》者,类皆如此。今所谓《诗序》者,乃逐篇一一取其人与其旨凿言之,若有所受焉,此所以为学者所共乐习,二千年奉为鸿宝以迄于兹也。

《诗序》谁所作耶?《后汉书·儒林传》述其来历甚明。《传》云:“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则《序》为宏作,铁案如山,宁复有疑辩之余地!乃隋唐以后之传说则大可异。或云《序》之首句为大毛公作,次句以下为小毛公作;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隋书·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尤可骇者,宋程颐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当时国史所作。以《史记》、《汉书》从未齿及之《诗序》,范蔚宗时“传于世”共知出卫宏手者,乃展转攀引嫁名及于孔子、子夏,而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不可思议之怪象矣!

《诗》非必皆无作者主名,然断不能谓篇篇皆可得作者主名。《诗》非必皆无本事,然断不能谓篇篇皆有本事。以三百篇论,则无主名无本事者其数必远过于有主名有本事者,又至易见也。鲁、齐、韩三家书虽亡,其佚说时时见于他籍,间有述各篇之主名或年代或本事,则其义率较所谓《毛诗序》者为长。(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以《宾之初筵》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作之类,盖有所受之也。)毛诗家所谓大毛公、小毛公者是否有其人,本已属问题。藉曰有之,然质诸刘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而卫宏生东汉之初,果何所受而能知申公、辕固、韩婴所不知,或另树一说以与为难者?故但考明《诗序》之来历,则其书之无价值本已不待辩。若细按其内容,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例如《郑风》,见有“仲”字则曰祭仲,见有“叔”字则曰共叔段,余则连篇累牍皆曰“刺忽”、“刺忽”。郑立国数百年,岂其于仲、段、忽外遂无他人?而诗人讴歌,岂其于美刺仲、段、忽外遂无他情感?凿空武断,可笑一至此极!其余诸篇,大率此类也。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矣!(看崔述《读风偶识》卷一通论诗序、卷二通论十三国风。)

朱熹《集传》,亦每篇述作诗之旨而颇纠正卫序,较絜净矣,而又别有其凿空武断之途,故学者宜并举而廓清之。

风、颂、雅、南释名

“四诗”之说,见于《孔子世家》。其说是否为后人附益,尚难断定。若古有此说,则甚易解,盖三百篇本以类从,分为四体,曰南、曰风、曰雅、曰颂。自《毛诗序》不得“南”之解,将周、召二《南》侪于《邶》、《鄘》以下之诸风名为“十五国风”,于是四诗余其三,而析小、大雅为二以足之,诗体紊矣。今分释其名如下:

一、释南

《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则南亦必为诗之一体甚明。《礼记》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传》之“象箾南龠”,皆指此也。此体诗何以名之为“南”,无从臆断。毛氏于《鼓钟》传云:“南夷之乐曰南。”《周礼》旄人郑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云:“南方之乐曰任。”“南”、“任”同音,当本一字。乃至后此汉、魏乐府所谓“盐”,所谓“艳”者(河鹊盐、归国盐、突厥盐、黄帝盐、疏勒盐、三妇艳),亦即此字所变术,盖未可知。但《毛诗序》必谓《鼓钟》之“南”非二南之“南”,其释二《南》则谓“南,言王化自北而南”,则望文生义,极可笑。此如某帖括家选古诗解《昔昔盐》为食盐矣。窃意“南”为当时一种音乐之名,其节奏盖自为一体,与雅、颂等不同。据《仪礼·乡饮酒礼》、《燕礼》,皆于工歌间歌笙奏之后终以合乐,合乐所歌为《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鹊巢》、《采蘩》、《采》。《论语》亦云:“《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曲终所奏也。综合此种资料以推测,“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歌者不限于乐工,故曰“其乱洋洋盈耳”矣。

二、释风

《毛诗序》释“风”字之义,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亦是望文生义。窃疑风者讽也,为讽诵之讽字之本文。《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风”殆只能讽诵而不能歌者,故《仪礼》、《礼记》、《左传》中所歌之诗,惟风无有。《左传》述宴享时所及之风诗则皆赋也,正所谓不歌而诵也。(《左传》季札观乐篇遍歌各国风,其文可疑,恐是孔子正乐以后之学者所记。详《左传》解题。)后此风能歌与否不可知;若能,恐在孔子正乐后也。

三、释雅

雅者正也,殆周代最通行之乐,公认为正声,故谓之雅。《仪礼·乡饮酒》云:“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工告于乐正曰:正乐备……”(笙诗六篇有声无辞。晋束皙谓其亡而补之,妄也。窃疑歌与笙同时合作,相依而节,如今西乐所谓“伴奏”。例如歌《鱼丽》时,即笙《由庚》以为伴,《由庚》但有音符之谱而无辞可歌,其音节则与所歌《鱼丽》相应也。《南陔》之与《鹿鸣》,《白华》之与《四牡》,《华黍》之与《皇皇者华》,《崇丘》之与《南有嘉鱼》,《由仪》之与《南山有台》,并同。)凡小雅、大雅之诗皆用此体,故谓之正乐,谓之雅。

四、释颂

后人多以颂美之义释颂,窃疑不然。《汉书·儒林传》云:“鲁徐生善为颂。”苏林注云:“颂貌威仪。”颜师古注云:“颂读与容同。”颂字从页,页即人面,故容貌实颂字之本义也。然则《周颂》、《商颂》等诗何故名为颂耶?南、雅皆唯歌,颂则歌而兼舞。《周官》:“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礼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为《周颂》中主要之篇,而其用在舞。舞则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类诗曰颂。《乐记》云:“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今本《周颂》惟“于皇武王”一章下句标题为“武”。然据《左传》宣十二年楚庄王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本惟“耆定尔功”在《武》之章。“敷时绎思”云云其章名曰《赉》,“绥万邦”云云其章名曰《桓》,而春秋时人乃并指为《武》之一部,且确数其篇次。可见今本分章非古,而《大武》之诗不止一章矣。)观此则《大武》舞容何若,尚可仿佛想见。三《颂》之诗,皆重舞节,此其所以与雅、南之唯歌者有异,与风之不歌而诵者更异也。(略以后世之体比附之,则风为民谣,南、雅为乐府歌辞,颂则剧本也。)

右“四诗”之分析解释,前人多未道及,吾亦未敢遽自信,姑悬一说以待来者。

读《诗》法之一

诗三百篇,为我国最古而最优美之文学作品。其中颂之一类,盖出专门文学家、音乐家所制,最为典重矞皇。雅之一类,亦似有一部分出专门家之手。南与风则纯粹的平民文学也。前后数百年间各地方各种阶级各种职业之人男女两性之作品皆有,所写情感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家庭、对于朋友个人相互交际、对于男女两性间之怨慕……等等,莫不有其代表之作。其表现情感之法,有极缠绵而极蕴藉者,例如: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如: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如: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有极委婉而实极决绝者,例如: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有极沉痛而一发务使尽者,例如: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如: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有于无字句处写其深痛或挚爱者,例如: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有其辞繁而不杀,以曲达菀结不可解之情者,例如:《谷风》、《载驰》、《鸱鸮》、《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桑柔》诸篇。(全文不录。)

有极淡远而一往情深者,例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有极旖旎而含情邈然者,例如: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凡此之类,各极表情文学之能事。(以上所举例不过随感忆所及随摭数章,今学者循此以注意耳,非谓表情佳什仅此,亦非谓表情法之种类仅此也。)故治《诗》者宜以全《诗》作文学品读,专从其抒写情感处注意而赏玩之,则《诗》之真价值乃见也。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于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看出最真切,故能有此言。古者以诗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养成美感,有玩赏文学的能力,则人格不期而自进于高明。夫名诗仅讽诵涵泳焉,所得已多矣,况孔子举三百篇皆弦而歌之,合文学、音乐为一,以树社会教育之基础,其感化力之大云胡可量!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对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谓以诗教也,谓美感之能使社会向上也。吾侪学《诗》,亦学孔子之所学而已。

《诗》学之失,自伪《毛序》之言“美刺”始也。伪《序》以美刺释《诗》者什而八九,其中“刺时”、“刺其君”、“刺某人”云云者又居彼八九中之八九。夫感慨时政,憎嫉恶社会,虽不失为诗人情感之一,然岂舍此遂更无可抒之情感者?伪《序》乃悉举而纳之于刺,例如《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明为夫行役在外而妻念之之作,与时君何与?而一以为刺卫宣公,一以为刺周平王。《邶风》之《谷风》、《卫风》之《氓》,明是弃妇自写其哀怨,而一以为刺夫妇失道,一以为刺时。诸如此类,指不胜指。信如彼说,则三百篇之作者乃举如一黄蜂,终日以螫人为事,自身复有性情否耶?三百篇尽成“爰书”,所谓温柔敦厚者何在耶?又如男女相悦之诗什九释为刺淫,彼盖泥于孔子“思无邪”之言,以为“淫则邪,刺之则无邪”也。信如彼说,则搆淫词以为刺,直“劝百讽一”耳,谓之无邪可乎?不知男女爱悦,亦情之正,岂必刺焉而始有合于无邪之旨也。是故自美刺之说行,而三百篇成为“司空城旦书”,其性灵之神圣曶没不曜者二千年于兹矣。学者速脱此梏,乃可与语于学《诗》也。

读《诗》法之二

前段所说,专就陶养情感一方面言。但古人学《诗》,尚有第二目的,在应用一方面。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学诗何故能言能专对,授之以政何故能达耶?为政者不外熟察人情,批其窾郤,因而导之。而吾人所以御事应务,其本则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古人学《诗》,将以求此也。《左传》襄二十八年云:“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断章取所求,即学诗应用方面之法也。是故“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读之则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读之则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孽孽,毙而后已。”司马迁读之则曰:“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读之,悟所以处贫富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夏读之,明“礼后”之义。孔子并赞叹之曰:“赐也、商也,始可与言诗也已矣。”“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读之则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鸬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荀子读之则曰:“故君子结于一也。”自余如《左传》所记列国卿大夫之赋诗言志,以及《韩诗外传》、《新序》之或述事、或树义,而引诗以证成之。凡此之类,并不必问其诗之本事与其本意。通吾之所感于作者之所感,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此亦锻炼德性增益才智之一法,古人所恒用,而今后尚可袭用者也。

读《诗》法之三

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

所谓可以为史料者,非谓如伪《毛序》之比附《左传》、《史记》,强派某篇为某王某公之事云也。《诗经》关系政治者本甚希,即偶有一二属于当时宫廷事实者(如卫武公饮酒悔过、许穆夫人赋《载驰》之类),亦不甚足重轻,可置勿论。(《诗经》中关于具体的政治史料反不可尽信。盖文人之言华而不实者多也,如《鲁颂·宫》有“庄公之子”语,明为颂僖公无疑,而篇中又云“戒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何从有此丰功伟烈耶?)虽然,历史决不限于政治,其最主要者在能现出全社会心的物的两方面之遗影。而高尚的文学作品,往往最能应给此种要求。《左传》季札观乐一篇对于十五国风之批评,即从社会心理方面研究《诗经》也(其果否为季札所批评且勿论)。吾侪若能应用此方法而扩大之,则对于“诗的时代”——纪前九至六之中华民族之社会组织的基础及其人生观之根核,可以得较明确的概念;而各地方民性之异同及其次第醇化之迹,亦可以略见。其在物质方面,则当时动植物之分布,城郭宫室之建筑,农器、兵器、礼器、用器之制造,衣服、饮食之进步……凡此种种状况,试分类爬梳,所得者至复不少。故以史料读《诗经》几乎无一字无用也。

所谓史料之尺度者,古代史神话与赝迹太多,吾侪欲严密鉴别,不能不择一两部较可信之书以为准据,以衡量他书所言以下真伪之判决,所谓正日月者视北辰也。若是者,吾名之日史料之尺度。例如研究孔子史迹当以《论语》为尺度是也。有诗时代及有诗以前之时代,正式之史未出现(《诗》亡然后《春秋》作),而传记、谶纬所记古事多糅杂不可究诘。《诗经》既未经后人窜乱,全部字字可信,其文虽非为记事而作,而偶有所记,吾辈良可据为准鹄。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乃商、周人述其先德之诗,而所言如此,则稷、契为帝喾子之说,当然成问题。例如:“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明是周人历述其创业之主,则泰伯有无逃荆蛮之事,亦成问题(恐周人自文、武以前亦如殷制兄终弟及)。例如,各篇中屡言夏禹,如“禹敷下土方”、“缵禹之绪”等,而尧、舜无一字道及,则尧、舜为何等人亦可成问题。诸如此类,若以史家极谨严的态度临之,宁阙疑勿武断,则以《诗经》为尺度,尚可得较絮净之史也。

说《诗》注《诗》之书

《诗》居六艺之首,自汉以来,传习极盛,解说者无虑千百家。即今现存之笺释等类书亦无虑千百种,略读之已使人头白矣,故吾劝学者以少读为妙。若必欲参考,则姑举以下各书:

西汉今文诗说有鲁、齐、韩三家,其传皆亡,仅余一《韩诗外传》为韩诗之别子。刘向之《新序》及《说苑》,说《诗》语极多。向固治鲁诗也,欲知西汉诗说之大概,此三书宜读。

清陈乔枞有《三家诗遗说考》,搜采三家说略备,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