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克什克腾之前，我选了几盘音乐磁带。手边多是詹姆斯·拉斯特的作品，在蛮荒的草原听这个也许太古典，与景色、与心境不配套。在那里，最好倾听蒙古民歌大师哈扎布的长调，但我没有。最后选了一盘《The best of kitaro》，喜多郎。
喜多郎擅长以电子合成器造出天籁之音，似无明显的旋律，织体与配器传达出一种混沌初开的天音，难识其所始，又莫辨其终。与画家赵无极一样，喜多郎是将东方哲学与现代思潮熔于一尊的人物。我以为，在蒙古高原的草地上行走，耳边有这样的音乐，是富于创意的妙事。
汽车开在草原的路上。草原无所谓路，如果是人，在茫茫的草地上怎样走都可以；如果是马，在高而远的秋空之下，不妨恣意奔跑。这里的路无非两道车辙，初入草原的车可沿着它前行。在苍茫的草原上，景物只有几个层次，远山淡蓝，近前的丘陵泛着青灰，脚下是秋草的灿黄。向着逆光的方向看，一丛丛白茅草拥依摇摆，像长髯的隐士吟哦。再往前走，能眺见浩渺的达里湖。站在高处，达里湖碎银子似的白光晃得让人眯起眼睛，脸庞被镀上一层亮光。在这里，唯一不自然的是这条路，它毫无理由地把丰腴的草地割开了，像草原腹部的一道鞭痕。
我感到耳边的喜多郎与周边格格不入。喜多郎在貌似无序中也有一种秩序，但无力概括北中国的浑然苍凉。每一种文化都像酒，它的子是情感，酿酒的水与粮食则是个性的民族与地域。在克什克腾，只能听蒙古长调。我躺在草地上，地表仿佛传来喇嘛诵经似的海螺声，肃穆而深婉，一波一波地震颤而来。我把耳朵贴在纷立如戟的草尖上，想听清草原对人的嘱咐，扑鼻而来的竟是草叶与湿润的土地散，出的香气。香气沿周身流走，我解开了一个诗意的结：那是一瓶巴黎香水，名叫“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