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了，淌水如急箭从向阳的楼檐飞泻而下。马路对面的背阴处，白雪依然矜持隆重地堆积。这景象若让南方人看到，会诧异：你们北方人的生活多有诗意！积水的墙角，拉拉蔓和婆婆丁悄悄晾晒今年的新绿衣。春分了，虽然白雪没头没脑地一降再降。碧桃树的枝木开始涨红，褐紫的老树皮里透出新鲜的红晕。你还不好意思了？春天，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过几日，碧桃树就要满枝繁花，出这么大的风头，心里总要斗争一番。婆婆丁的叶子和去年一样，没有新的改进，像一根凌乱的孔雀羽毛，只缺顶端的那只蓝色独眼。
草们出来，是听到了谁的歌声？已经有证据表明，在入耳所能接受的波长之外，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声音。草是草的歌声所唤醒的，那是清脆的、碎片式的嘻嘻哈哈的歌声，像小孩站在岸上往水里掷冰。昨天我在电视的慢镜头里看到，石子落水激起的波澜，宛如一顶欧陆的王冠，圆而外溢，转瞬即逝。草听到了晒太阳的吆喝，探出头，它看到明晃晃的一切。它记忆不好，把去年的事情全忘记了，以为重新诞生，于是大喜。一切在它面前都是高大的，灌木高耸入云，蚂蚁像恐龙一样疾走，老鼠的皮毛散发臭味。草感到世界静悄悄的，因为它听不到人与汽车发出的声波。多么安静，全世界都是草的歌声。树的声音含混得像管风琴，听不真切。人类干张嘴发不出声音，像在互相模仿。而且，草认为人与人的区别只是鞋的区别。草看不到人的脸、乳房或屁股，但看到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鞋，发亮或发臭。草喜欢蜜蜂的脸，它们的眼睛像玻璃幕墙一样雅致。毛毛虫从草的身旁经过，这是一列二十多个车厢的金色火车，安静柔软。它们的毛比蒲公英还要多，每一根都闪光。
有一次，我躺在胡四台的草地上听CD。阳光照在脸上，然后顺鼻侧流进脖子里，困。鼻子灌满草香之后，思想就停止了。因此，蒙古人当中出不来什么哲学家，仅有的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云南的蒙古人。草香带着睡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血管里四处坍塌。此刻，音乐反而澄明了，仿佛乐器的录音位置更加清晰，录音间也更加宽大。弦乐器和管乐器像山洞里的钟乳石从空中悬下，无人演奏，自动发声。我把随身听的两个耳机分别贴在两株草的叶子上，它们相距一米。如果有一种适用于草的心电图示波器给它们安上，草氏的生物电波一定会被激颤。“中亚细亚的草原上——鲍罗丁”，我向它们报幕。中亚——细亚的草原上，中——亚细亚的草原上。这是两种断句方式，我都向草说了。两株草为什么没有翩翩起舞？你们不喜欢鲍罗丁是一位化学家吗？他的博士论文叫做《砷与硫酸的类比》。小提琴的泛音从高音区舒缓而来，环绕在胡四台的草叶上，草叶旁边堆积着风干了的像草纸一样的牛粪。这是俄国主题，按鲍罗丁的说法，是一支卫兵守护下的俄国商队寂静地走过沙漠。沙漠的上空，星星下垂，无比明亮，盯着骆驼的脚步。拨弦是马的蹄音，竖笛和法国号相继奏出一首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然后英国管吹出哀婉的东方主题。次第，两只小号重现俄罗斯主题，大提琴和竖琴重现东方旋律，最后它们融为一体。小提琴和长笛代表俄国，巴松和小号代表东方。专家说，这意味着格迪安尼舒里伯爵与一位医生妻子的私通，鲍罗丁的问世就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血统的融合。
我曾经想，草叶在鲍罗丁音乐的催化下，会不会发生奇异的变化。譬如像发条一样卷曲起来，或者颜色一点点变为透明的海蓝色、高级灰、富有中亚色彩的土红。胡四台没有什么像样的山，在当地人的语言里，没有“Wola”（山峰）这个词，只有“Mangha”（沙丘）。“Mangha”假装是山，也逶迤起伏。风把山脊装饰出剃刀一样的刃，带着浅蓝的阴影，远看柔美金黄。从我大伯的后窗户望去，沙丘像一只抬鼻子喷水的大象。象鼻子下面的湖里，不知藏伏多少天鹅蛋、野鸭蛋和水蛇。我想，如果用村里的大喇叭高声放送《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该是何等景象！走路一拐一拐背着手的蒙古牧人站住脚，抬头思索，如嗅空气中的异味。双手粘着玉米的妇人抗议管大喇叭的人是疯子。低头吃草的马儿警觉地竖起尖耳。音乐像雨水一样，迅速洒在胡四台的每一样东西上，包括牛车的辕木和杀猪的门板，钻进蜥蜴的耳朵和我嫂子装钱的红箱子里。她每次开箱子都很激动，把人撵出去，在一串钥匙中找出最珍贵的那个，“嗒”，阿里巴巴的箱子盖仰在墙壁上，露出白茬。她的钱夹在蒙古文杂志《CHAOLEMONG》（《启明星》）里面，这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型文学季刊。钱，每隔五六页夹一张，五十或一百元的，总共十来张。十元以下的钱是进不了《CHAOLEMONG》的，勒在我嫂子的小细腰上。那时候，你会看到胡四台有些变样了，虽然土屋、羊圈和公路一如旧时，但空气中飞翔着古典音乐，像下雪一样，这是赶也赶不走的。
（这时，窗外的马路上，一个骑车的警察单脚支地，用笔在本子上记，看这边一次，看马路那边两次。驼背离异的女理发师在两树间拉一根绳，挂上花花绿绿的搓澡巾；抄手探头，看警察的本子。警察像瓢虫一样飞走了，她以为警察在画楼。音响这时播放莫扎特的《驿站小夜曲》，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伯姆指挥。弗雷德说，此曲述说着大学生离开萨尔斯堡，奔走四方。）
上个月，我写过一篇愚蠢的文章，说“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有如歌剧的序幕”云云。我以为雪花没有声音是它的质量太轻了。前不久，国外有两个比我高明的人在下雪的时候爬到房顶上，用麦克风吸纳雪花的“声音”，然后接到示波器上。他们发现，雪花的“声音”是非常尖锐的，像消防车一样，但这种高频我们听不到。上帝并没有把所有的能力赋予人，也留了个心眼。然而人的基本观念却是：人是无所不能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喧嚣以及本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使人无比膨胀。雪花的飘落声是尖锐的？像蝙蝠或燕子的叫声一样？我看着窗外的雪，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人们可以听到，那么满街都是捂耳朵奔跑的人了，科学家则要研究如何降低雪的噪声。雪下到墙角，却有胆大的小草伸展枝叶，这真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事情。拉拉蔓能听到雪尖叫吗？闭嘴！你们这些轻浮的雪。婆婆丁说，我的叶子很像泰国国王的侍卫手里拿的大羽毛，国王的女儿翻译了一百多篇中国古诗，腿很粗，相貌如同乡村教师。季羡林参加了她的颁奖仪式。
拉拉蔓的根是雪白雪白的，像野鸡胸脯的肉丝那么白，一嚼有点辣，这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食品之一。之二是榆树皮，黏而甜又滑溜，真应该献给领导尝一尝，新鲜。在盟体育场，有无数拉拉蔓，六瓣叶子像小芭蕉，我们挖。那时，游泳池的音乐体现藏族风情，远飞的大啊雁安安安安，请嗯你咿快快飞AAA……真是这么回事。我们看一眼蓝天，用玻璃碴子接着挖。嚼，别怕沙子。空旷的体育场，听音乐，挖拉拉蔓，多好！我上一二年级时，朋友都是女同学。我们班的苏娅、木娅、陶娅，她们的爸都是公安大队长，陶娅她爸是盟长。我挖到一根，给她们看，她们说我看看，看完还给我。她们挖到也给我看。我们贪婪无邪，笑嘻嘻的。不要把书包丢了，也不要在奔跑中把文具盒颠散了馅。如果在今天，我请其中一娅到家，听勃拉姆斯，相视一笑是绝无可能的。一对四十多岁的男女脸对脸地笑，咱不说这是否难堪，属实有如不轨。岁月剥夺了我们多少快乐。听勃拉姆斯与莫扎特只能一个人听——有时音乐里有如密语，常常说出一个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人这时候被摊开了，像躺在手术台上。这是最脆弱的一刻，突然发现身边还有一个人，令人紧张。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不能放交响乐。
我常常从古典音乐那儿感受到人的卑微和人的可耻。这种感受从埃贡，席勒的画里可以看出来。席勒画出了人对性的依赖，也就是人在性面前是下作甚至卑劣的。动物学家十分困惑人为什么没有发情期的限制，女人的一生大约有四十年时间每个月都在排卵，男人在睾丸酮的支持下每时每刻都在生成精子。这在哺乳类动物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是奇迹，也可以说恐怖。我们被睾丸酮害苦了，这种由胆固醇合成的促进性欲的激素把人们折腾得悲欢离合。古人不识睾丸酮，就说“情为何物”。
蓑羽鹤用一条腿长久地伫立在河边，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我们不能。据说，人的一生有十年发情期，其实每半年有一个月就足够了，余下的时间我们好好享受生活。席勒常用飞快的速度、铁丝般纠结干涩的线条画裸女速写，画完私处用橙色重抹一笔。我惊讶于他这一笔。橙色是他这类铅笔速写中唯一的色彩，其触目有一点点色情的意味。但更多的，我们看出了席勒内心的冲突，也就让所谓“情为何物”们明明白白看到了一个女阴，却不能理解它，为之癫狂乃至折磨。席勒画出了人的可耻，这是妨碍人类纯洁上升的一块下坠的石头。席勒袒示了自己的激动、紧张、无奈和忧伤。
体育场看台是一个俄国式的尖顶，青瓦，木檐刷着绿漆。檐上等距离面着一个又一个的苹果，苹果的把儿向左或右侧斜。我无数次梦见这些苹果。在我童年，苹果画在如此之高需要仰视的地方。长久地凝视它们，我忘记了手攥着的拉拉蔓。在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是那样吗？不会是大脑从电影、书里和别人的伤痛说中拷贝出来的吧？但这些事情在被回忆的时候，像带着一种味道。童年所有美好的回忆，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有一种莫扎特的味道，这有些高攀了。我听莫扎特只有十来年的时间，它的空灵、若有若无以及甜蜜背后的忧伤，像一条河流，漂着我的往事。莫扎特的音乐好像没有“思想”。什么是思想呢？在音乐中的“思想”，无论马勒、肖斯塔科维奇，是把一种我们称之为“深度”的情绪传达给我们，如峡谷、绝壁和湍流。那么莫扎特，特别是巴赫，是从天空俯视大地。自天下看，已经看不出山的高耸与险峻，一切都是柔和的，匀称、平静的，这时没有“思想”。
在我的童年，天空上白云特别多，形状是六十年代流行的样式，一朵一朵。它们用一只手擒着白裙的一角，徐徐从天空滑过。那么多草仰面看白云，盼它掉下来，哪怕一朵也行。草可以钻进大白云里藏猫猫玩，累了在里边睡，拿云彩蘸白糖吃，后来鼻子耳朵里钻进了很多云彩捻儿。我们还在体育场练水兵舞，其实学校已经练了两节课，我们还练。这是在遥远的内蒙古的小城里。
去年秋天，电视里传出庄严的《人民海军向前进》，我激动不已。我生平在学堂里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配水兵舞。我甚至不能在沙发上坐着听这首歌，出汗。量一下脉搏，达到每分钟一百五十次。三十多年没听这首歌了，这歌是“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激动啊！那时，和我分享激情的也许只有少数退役的老海军将领。而那些娅们，我已经不知道她们现在流落何方，去年听没听到《人民海军向前进》。蔚蓝色的大海，军舰像菜刀开膛一样划过，两侧翻出海的雪白脂肪。
雪已经化了，半尺深的积雪竟在一天之内稀里哗啦解散了，这就是春天。春天的结构与钢琴协奏曲的结构仿佛，许多东西随春天倾泻而来，仿佛世界装不下了。阳光耀眼，枝头比冬天拥挤，草像练字的人在纸的每一块空处密密写满，的确装不下了。麻雀还要叫上几声，更显得拥挤。然而春天不着急，像波里尼的琴声一样晶莹、节制、若有所思。声音是在手指触键的瞬间发出的，不早也不晚。勃拉姆斯告诉我们眼里看不到的春天，除了花朵与阳光之外，天空、地下和花苞里面的事情。虫子被阳光扎痛，小鸟遗失的草籽睁开眼睛，灌木们怎样互相推醒对方。总之，春天像踩着什么下来的，连续不断，留下钢琴般的脚步声。麻雀——我把它叫做都市唯一的鸟类、枝头上的老鼠、顽强的流浪汉——竟在枝头张大嘴歌唱，我似乎很久没看到麻雀专注地呜叫，它永远在躲藏、寻食、窥视。与都市里的人与污染周旋这么久还没死光，也够能耐的。它也为春天歌唱。因为爪子感到松树的枝丫里有一种酥酥的颤动，树叶和花骨朵经过它们双爪的时候就这样。吱——唧唧，它们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然后跳来跳去，感受不同树枝上的一颤。如果它落在马友友的琴弦上，爪下的感受肯定会更加乐不可支。
我感到最奇妙的事情是不同的音乐能够揭示同一现象的不同本质。我想说的恰恰是，现象是同一的，而本质多种多样。站在窗前往外看，透过碧桃树的交织，街上行人来往。放普罗科菲耶夫的《埃及之夜》、李斯特的《浮士德》、萨蒂的《直视和斜视的东西》、《埃尔加的海景》，以及恩雅、南方小鸡、后街男孩、李玟和范晓萱。窗外始终是窗外。对面破旧的灰楼顶上砌一间木房，商店的人晾一件红格床单，爆米花的人就要来了，骑自行车的人像驴皮影匆匆而过。没有新闻，没有戏剧性的意外，而不同的音乐说出了这一切的神圣、沉穆、遥远、奋异、陌生、平凡、忧伤以及喧闹、暗藏的情欲与无价值，“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每一样东西都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有时不知自己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些东西中间，更没有理由指出它们、评说它们，更不必说愤怒、厌倦与漠视。音乐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像不断换车的旅人。
古典音乐使人痛苦，它在最阴暗的光线下、在肮脏的地上为你指出一颗颗莹洁的珍珠。古典音乐让人做一个好人，但我们承担不了做好人的代价。如此卑琐的想法，在那么多大师目光的注视下，只好放弃，像小偷扔下一件刚偷来的破褂子。贝多芬对于庸俗丝毫不留情面，用密集的重磅炮弹粉碎我们身上可怜的一点点庸俗。莫扎特用精美告诉你，庸俗其实很脏，不值得紧紧抱在怀里。事实上，我们和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的一点点真正的接触，唯有音乐。或者说，我们相信世界上存在过莫扎特的证据只有这些音乐。历史是无法相信的，甚至文学作品也不好用“相信”这个词来评断，太多夸饰。音乐保留着更多心灵的原始。当我听些音乐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大师们心灵的喟叹，顿觉不可思议。他们如此亲善待你一如友人，这的确始料所未及。
听古典音乐而获得清净安详之气的境界，为我所不能。听它们，我有被俘虏的感觉。被大师从世俗阵营捉小鸡一般捉一个马崽押入庄严整肃的大堂，我却回头留恋另一厢的浅薄嬉闹。而被圣洁宁静感化之后，又低头惭愧自己其实不配，这是替古典音乐惋惜。我真的奇怪，污浊的浮世与人性竟有古典音乐的精纯。它们是给谁听的呢？如果是我，我则有些忸怩，仿佛无意中挑起一副重担。然而我还是听得出，上帝对每个人都没有失去信心，他的声音并不计较有多少人在听，就像他让草发芽、树开花、小鸡从蛋壳钻出，并没有讨好草、树和母鸡的意思，否则他为什么让年年都右春天？
我们听就是了，虽然我不时逃回去，和爵士、民歌与欧美流行组合厮混一番。喧闹的、可饱耳福的流行音乐，如玛丽亚·凯莉和后街男孩都是“人”的声音，像在一起喝可乐、啤酒，接着跳舞一样，我们由此得知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而遥远如星辰的亨德尔和海顿，则告诉我们春天。他们说春天不一定是可以满足的欲望，不可吃不可喝，它比你所能感受的更加广大和纤细，充满了生机。春天不是风与花草的组合，是和谐、律动吗？我们不禁惊讶。
演进与编码，是向你证明你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