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月4日，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岳麓山下的赵洲港。
岳麓山在湘江的西岸，丛峦叠翠，碧嶂屏开。在岳麓山主峰的右前方，有一个叫做天马山的山峰，我的家乡赵洲港，就坐落在天马山东边的坡地上。这里和橘子洲隔江相望，东临北去的湘江，江边的渡口叫朱张渡，据说当年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从江东到岳麓书院讲学时，经常在这里渡江往来，由此而得名。然而，这依山傍水的家乡，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并没有给我童年的记忆里增加多少幸福的回忆。20世纪初叶，中国在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在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我的家乡也同样是一块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地方。在我的印象里，赵洲港的几户人家中没有一家富户，大都是贫苦的船夫，靠在湘江里摆渡为生。听我母亲说，我们的祖籍在乡下，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村穷苦的手艺人，一年到头带着简单的纺织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家纺纱织布，挣钱养家糊口，后来流落到这里。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在天马山上租了一块社地（地产归庙主的），在别人的帮助下，盖了三间茅草房，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那时，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未成年。家中没有一分田地，父亲、祖父留下的唯一祖产就是一架纺织机。从我记事起，家中就很少有隔夜粮。每天清晨，母亲就送哥哥们上岳麓山去打柴。到了傍晚，母亲就坐在门口，一边把锅里的水烧开，一边望着通往朱张渡的小路，等着到橘子洲去卖柴的哥哥们换米回来。如果哥哥们手中无米，母亲就要到邻居家借米做饭，生活非常艰难。那时岳麓山属庙主管，上山打柴要是碰到和尚，不仅抢走柴，还要挨打挨骂。为了生活，大哥和三哥十几岁就去当学徒，出师以后当了厨师，挑起了挣钱养家的生活担子。我有两个姐姐，都是很好的湘绣手，靠绣花为家中换一点钱。我的母亲是一个贤良能干的农村妇女，她一辈子的心血都花在抚养我们几个娃娃身上。她在社地上种点菜，还种了几棵橘子树，每年卖几十块钱，这就是我们全家一年的零花开支。由于她的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日子总算能维持。童年生活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家人谋生艰辛，度日如年。它使我饱尝了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苦难。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给我起名萧玉成，大概是希望我日后玉琢器成吧。辛亥革命前后，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哥哥当了厨师，家境稍稍好一些，母亲便和大哥商量，想送我去读书。在旧社会，传统的观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想摆脱贫困，改变社会地位，只有去读书。我大哥也认为萧家兄弟这么多，应当有一个读书人，便同意送我进了一家私塾。记得去那家私塾要翻过天马山，山上茅草丛生，经常碰到豺狗、豹子，路上很不安全。辛亥革命以后，旧学逐渐衰败，新式学堂日益兴起。读了两年私塾以后，我便到镇上的“洋学堂”去改读新学，每天往返20里路。那时候，我虽然还很小，但深知家里送我上学很不容易，因此，读书很用功，成绩也不错。读书，上学，改变社会地位，这是在我幼小心灵中萌发的对不平等社会的抗争。
学校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走出了家门，接触了社会，逐渐知道了中国和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切感触到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的时代脉搏。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纷至沓来，竞相与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参与瓜分中国的争斗，把中国推入民族危机的深渊。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起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前赴后继。戊戌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湖南都是率先响应的省份之一，成为民主思潮活跃、爱国知名人士辈出的地方。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听说过“维新六君子”的故事，尤其敬佩谭嗣同为变法献身的精神。陈天华为唤起民众觉醒，愤然跳海一死的故事也曾感我至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黄兴、蔡锷安葬岳麓山，长沙各界人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送葬的队伍。我听了他们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反帝、反袁的事迹，深受感动。在我心目中，黄兴、蔡锷、谭嗣同、陈天华这些人都是英雄，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舍身捐躯，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这些是我所受到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
袁世凯帝制瓦解，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连年的军阀混战，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而人民的苦难，又伴随着人民的觉醒。当时在湖南，无数爱国人士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主张“教育救国”者，办起了新学堂，传授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主张“工业救国”者，办起了新式工业，企图振兴国力……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老人们说：“世道要变了。”
世道真是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