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考上了长沙长郡中学。长郡中学是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中，于1904年创办起来的，起初叫长沙府中学堂。1912年改叫长郡中学。学校以“朴实沉毅”为校训，出了不少知名人士。我党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如郭亮、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陈赓、曾三等同志，都先后在这个学校读过书。我是该校第25班的学生。
上中学了，在我们这样贫寒的家庭中确是一件大事，全家都很高兴。记得当时母亲为了给我交学费，把她陪嫁的一枚金戒指当掉，送我进了学校。由于家境贫困，在我学习期间，一家人只好省吃俭用，赎出金戒指，下次交学费时再将它当掉。就这样，母亲的这枚金戒指成为我维持学业的“经济基础”。和我一起考入长郡中学的还有任弼时同志，当时他叫任培国。弼时同志的父亲是一个穷教书先生，他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家里靠母亲经营年收只有几担谷的薄田，终年不得温饱。弼时同志天资聪颖，又是独子，尽管度日艰难，父母还是咬牙供他上学，每次交学费都是东凑西凑。他的未婚妻陈琮英在工厂做工，挣钱补助他的学习费用。穷困使我们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我们同窗近三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互助互济，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长郡中学以国语、算术、英文为主课。还有音乐、体育、修身、历史、地理等副课。弼时同志学习非常勤奋，他的国文特别好，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作得漂亮。我的各门功课成绩也都不错。除了主课以外，我最爱好的是体育。长郡中学还以提倡体育运动著名，尤以足球显赫。据说，从1912年开始，就在长沙各校中连年称雄。学校的各年级都有足球队，踢得好的人便被封为“球王”。于是，我也成了足球场上的活跃分子。在我们进学校以前，学校就流传着“八大球王”的佳话。后来，我们几个足球爱好者也渐渐踢出了小小的“名气”，便被称为“八小球王”。李富春那时也在长郡中学，比我高几届，是十六班的学生，那时我和他接触不多。
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逐渐传入中国，革命思潮迅猛传播，同时也夹杂着一些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在湖南教育界和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时，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也在提倡学术自由，开展各种主义的学术讨论。我也参加了一些讨论会。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马列主义，也谈不上信仰什么，只是出于求知和好奇。对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反动统治者十分仇视，他们把共产党诬之为“过激党”、“虚无党”。知识分子中各种思想派别都有，斗争十分激烈。一次，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在给我们上修身课时，讲着讲着突然严肃起来，他说：“现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思潮，就是俄国的‘过激派’。这些人说‘你的东西就是我的’。这种主张，你们赞成吗？”我们听得莫名其妙。那时还不懂得什么是十月革命。他又激动地说：“赞成的举手！”结果零零落落地有几个人举了手，他们也都糊里糊涂的。有的人举起了手又放下了，不知该举还是不该举。这个校长在“马日事变”以后，成了国民党右派。但是更多的教员，却有意无意地散布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宣传了民主思想。记得有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英文教员熊梦飞。上课前总要发表一些不满现状的议论。有一次，他说：“今天我来上课，在街上看到这样一件事。有的人坐轿子，有的人抬轿子。为什么会这样？这不公平！”是的，这不公平！在我们这些出身贫寒的同学中，这些思想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在学校里，有钱人家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像我们这些靠家里节衣缩食供养上学的穷孩子，只敢吃最便宜的饭菜，不敢乱花一个铜板，还经常为学费发愁。我们痛恨这不平等的社会，痛恨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
1918年，北洋军阀张敬尧进入湖南，我们学校成了他的兵营，学生们只好“放假”回家，实际上是失学了。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岳麓书院、工业学校，可是学费昂贵，读不起。这年我已15岁了，回家吃闲饭，心中十分不安。怎么办呢？我听说江对面的铜元局招收学徒工人，就和母亲商量去做工。母亲舍不得我这样小就去做工，犹豫不决，结果错过了招工机会。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听说美国人在长沙办了个湖滨大学，不要学费，家里只出点伙食费就行了。我们这些穷学生又动了心，想去那个学校学点英文，结果真的考上了。学了一段时间，使我们大失所望。这个所谓湖滨大学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教会学校，以读圣经为主，每天以大量时间背诵圣经。我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大用功。有一次，牧师让我起来背圣经，我背不出来，牧师让我在教室前罚站。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一气之下把圣经狠狠地摔在地上。这可犯下了弥天大罪，我被开除了。我离开学校之后，和我同去的那几个同学看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也相继离开了学校。不久，长郡中学复课，我们又回到学校继续就读。
时代的潮流不可遏止地奔腾向前。1919年，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号召下，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长沙，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起并领导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发出“请斩曹陆，以谢天下”的宣言。长沙全市各学校相继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进行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运动。我们长郡中学亦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当时发表的宣言是这样写的：
呜呼！于兹乱世外侮日深矣，妻孥将受人淫辱矣，祖宗坟墓将被人掘发矣，财产将不复能保存矣，一身将为奴隶牛马任人鞭策矣！言念及此，莫不寒栗。此爱国之士呕心挥血奔走呼号，特倡救国十人团也。盖救国以救家，救家即以救身。苟吾国民痛定思痛，养其浩然之气，立其不拔之基，由一小团而十团，十团而百团，百团而千万团，合全国之无数小团而成为一最大之团，同心一德，力御雠仇。则会稽之耻固不难雪也。
那时我是一个青年学生，还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听了“救国十人团”宣读这个宣言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们不能容忍帝国主义这样欺侮我们！我想讲，但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想喊，但不知喊什么好，只恨恨地大叫一声“岂有此理”一拳打在墙上，血顺着紧握的拳头流了下来。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我。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那一阶段，我们基本上不上课了，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参加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性的政治活动，那时思想很朴素，就是想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当我在街上看着日货被焚毁，人人争购国货的情景，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民族自豪感。一个人要有自尊心，一个国家也必须有自己的民族尊严！
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长沙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省。这一运动却遭到了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的疯狂镇压和迫害。张敬尧先以武力逼迫解散学生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在这种情况下，反帝爱国运动又转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驱张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等新民学会会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我还不认识毛泽东同志，但是读过他的诗和文章。因为那时在长沙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无论哪个学校的学生，凡是文章做得好的，就拿到各学校去传阅。我们就是这样拜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大一些，他是第一师范的。五四以后，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大，我读过，印象很深。这些都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因素。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利用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与北洋军阀张敬尧之间的矛盾，联络各界人士，组成驱张代表团，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发表了宣言。我们长沙全市的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驱张运动很快得到了京、津、沪、汉等地学生团体和报纸舆论的大力支持。张敬尧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加上湖南军阀部队的步步紧逼，迫使张敬尧率部逃出湖南。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获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我就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开始觉悟。虽然那时我并不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仇恨，使我产生了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