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第一次去苏联的路线，我又一次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旧地重游，感到十分亲切。按照党的安排，我直接来到列宁格勒，进了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列宁格勒在十月革命前叫彼得堡，过去是沙皇的统治中心，又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富丽的冬宫使我们赞叹不已，它不仅是俄国文化的象征，还记载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业绩。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坐落在涅瓦河畔，它是用在保卫列宁格勒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苏联红军政治委员H. Г. 托尔马乔夫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苏联的许多高级将领毕业于这所学院。记得在这前后，苏联的著名将领铁木辛哥、朱可夫都在学院的高级指挥班学习过。进入到这所学院学习我非常高兴。早在第一次来苏联学习时，我就对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苏联的初级军官学校学习了一年，由于陈独秀的反对，没能完成学业。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心里当然高兴。特别是有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有了不重视军事工作的切肤之痛，我们这些被派来学军事的同志，都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
我们在军政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共有十多个人，能记得起名字的有刘明先、刘伯坚、李卓然、傅钟、曾涌泉、李特、朱务善、伍止戈、蒋经国，还有一个高×，名字忘记了。我们中间少数是从国内来的，大多数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转来的。同班同学中现在活着的只剩五个人了，李卓然、傅钟、曾涌泉和我，还有一个是在台湾的蒋经国。蒋经国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他来的时候是个共青团员，后来在我们支部入的党。我们单独编成一个班，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我担任支部书记，后来是刘明先同志。
军政学院学习的内容，军事课占百分之四十，政治课占百分之六十。军事理论学习有战术学、战役学、指挥学等等。这时苏联红军的军事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战略战术原则。既有正规战的战略战术，也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从理论上进行了学习。正规战、阵地战学得多一些，游击战也学了，但比重较小。结合学习，我们经常进行一些战例解剖，进行沙盘作业，做想定作业。进行比较正规的战术、战役和战斗演习，从进攻到防御，从全局到局部，从战略决策到具体的战斗动作，都进行了较系统的学习。还学习各种战斗条令、条例。政治学习侧重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如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条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等等。还学习一些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理论课，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这时，我们的俄文水平都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上课不用翻译，直接听苏联教员的讲课，用俄文做笔记。学习期间，斯大林来学院给我们作过报告。我们还听过当时的骑兵军军长、后来的苏军元帅布琼尼的报告。教员中还有一个叫图哈切夫斯基的，后来也当过苏军的元帅。
在校期间，我们中国学员享受苏联红军营一级的军官待遇，除了吃饭以外，只有很少一点零花钱，但我们感到十分满足。苏联当时还处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期间，国力并不很强，人民也并不富裕，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我党处于极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节衣缩食支援中国革命，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我们从心里感激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这次到苏联，在我思想上有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与我第一次到苏联时的苏联国内情况的对比，给我印象十分深刻。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仅仅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已经摆脱了贫困，战胜了战后的各种困难，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这使我坚信，尽管我们国家很贫穷落后，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共产党掌握政权，同样可以改变祖国的面貌，繁荣富强起来。另一个是北伐战争的失败与苏联红军的胜利的对比，使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党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军队不行。所以我在学习中对军事最感兴趣，最喜欢上军事课，下的工夫也最大。在校期间，我和李卓然等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比较爱好运动，业余时间喜欢打打球、滑滑冰，夏天还喜欢去游泳，相处得很好。
1928年夏天，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结束以后，新当选的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来到列宁格勒看望我们在军政学院学习的同志们。我们召集了党员会议，向忠发向我们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并传达了党的六大的主要精神。我记得一是讲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蒋汪反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我们党内，“八七”会议以后又出现了瞿秋白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这次党的会议停止了这一错误。二是讲了这次会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确认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目前处于高潮与低潮之间。要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并告诉我们党确定了武装起义，建立红军的方针，确立了军事工作的重要地位，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三是讲了阶级路线问题，给我印象很深。六大强调了工人阶级的作用，特别提出了指导机关的工人阶级化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了否定。也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实际上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都不高，后来叛变了革命。我记得这一阶段，在党内强调了凡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都不发展入党。这是党的六大的缺点之一。
1927年11月，朱仲止同志也来到苏联，开始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英语系学习，后来转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8年夏天，朱仲止到列宁格勒来看我，向我谈了王明在莫斯科搞小宗派，反“托派”的情况，并且告诉我，这场斗争的打击面很宽，她也遭到了打击，说她的出身不好，被开除出党。朱仲止同志对我说，她已提出了申诉，但没有结果。我当时对莫斯科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更多的了解，也只能是一般地安慰她一番。我们列宁格勒这个班的同学，都比较团结，大家一心一意地学习，党内生活也很正常，没有受王明他们搞的那一套的影响。
我在苏联学习了3年，1930年夏天毕业，我们开始分期分批回国。朱仲止、周砥和我三人一起离开苏联。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刚一岁半，年纪太小无法带回国，只好寄养在莫斯科保育院里。1950年我去苏联时，曾找过这个孩子，但由于时间太久，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乱，已经无法找到了。离开苏联时，我化装成汽车司机，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乘船返回上海，住在朱剑凡先生家里。那时朱剑凡先生已是病魔缠身，身体很不好，但仍积极参加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筹建工作。当时他献身革命事业的意志很坚决，准备病愈后奔赴苏区。他扶病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内刊物，请李维汉同志向党组织转达他的入党要求。他把全家老小组成一个战斗集体，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寓所门面是一个小酒店，实际上成为我党负责同志的秘密碰头地点和休息场所。那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特务如麻，我们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出生入死地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聂荣臻、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经常来这里，摆上一桌麻将做掩护，在一起商谈工作。我到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就派我去湘赣苏区工作。我到了湖南，指定的接头人是那个曾经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过的宁迪卿。然而，这时湖南的地下党遭到了破坏，宁迪卿也叛变了。我没能接上关系，处境又很危险，只好又返回上海。接着，组织上又派我去闽西苏区。这样，我就和李卓然同志一起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奔赴中央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