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形势很好。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我与张鼎丞、郭滴人、邓发等同志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各根据地的代表云集瑞金，有九百人之多。我回国后第一次到瑞金，碰到许多过去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同志和上级领导，像毛泽东、何叔衡、王稼祥、瞿秋白、任弼时、刘伯坚等同志，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会上讨论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文件，通过了决议。我记得还让我起草了一个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提交会议进行讨论。在讨论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还有一些军队的领导同志。我那时年轻，又从苏联刚回来，讲了许多苏联红军的情况如何如何，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建设提出许多意见，发言的时候嗓门很大，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喝口水，坐下慢慢地讲。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尽管毛泽东同志没有批评我，但我意识到自己不够谦虚。自己虽然在苏联学习过，掌握一些理论知识，但缺少实践经验，有些意见并不一定适合国情。这个决议大家讨论得很热烈，记得中间休息时，彭德怀还在与林彪争论不休。可惜时间太久了，讨论的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被选为政府主席。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红军干部，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经派一批同志去做筹建工作了。考虑到我学的军事知识比较系统，组织上准备派我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那时候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价钱可讲，让干什么工作就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做好它。会议结束以后，正式任命我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从此，我就离开了闽西，到“红校”去就职了。
我到学校的时候，是周以栗、邓萍等同志在那里筹建这所学校，周以栗同志负主要责任。我去以后，周以栗同志向我交代了工作，便调到临时中央政府去工作。当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架子，分三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粟裕、彭绍辉和龙云。邓萍同志任教育长，杨至诚同志任校务部长。还调了一批教员，有沙可夫、左权、郭化若、陈伯钧、吴亮平、张如心、黄火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还有后来在延安鲁艺演的《阿Q正传》中扮演阿Q的赵品三。大部分同志都是学有所长，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各显神通。学员大都是从在职干部中抽调来的，政治素质好，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学习热情都很高。
我在“红校”任职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1931年12月14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17000人举行了起义。宁都起义在当时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政策，分化了敌人的营垒，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同时17000多人，2万余支枪，在当时的红色根据地内是一支了不起的武装力量，整个苏区军民都为之振奋。然而要教育改造好，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支部队如果改造得好，将是保卫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如果改造得不好，也将给苏区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教育改造好这支部队，军委首先选派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去工作。这支部队的上级军官多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比较看重学历、资格。所以从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有利于部队的改造出发，军委在选派干部时注意选一些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些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去任各级政治委员。12月18日，军委任命我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先后被任命为军、师、团政治委员的，我记得还有旷朱权、左权、黄火青、何长工、朱良才、程子华、朱瑞、高自立、李翔吾、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慕容楚强、刘型等同志。
不久，我就离开了红军学校，校长工作由叶剑英同志接任。我便开始了在红五军团的一段难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