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一支新起义的部队做政治工作，我深感肩负责任之重大。作为政治委员，首要的任务是统一党内同志的思想，明确工作方针，以便组织起坚强的领导核心。记得去红五军团之前，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集我们开会，在一起交流了思想。当时，大多数同志愿意去工作，因宁都暴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对革命是一件大好事，去工作是光荣的。但对于究竟怎样去改造这支部队，一些同志心中无数，有畏难情绪。当时从上至下有人怀疑宁都暴动靠不住，说他们可能是来苏区过渡一下，再去广东投靠陈济棠。因此，少数同志顾虑重重，不愿去工作。王稼祥代表军委向我们作指示时，说明了这支部队起义和我们去工作的意义。总的精神是要将部队团结教育改造成一支新型的军队，壮大红军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对起义部队给予更为具体的指示。他对我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在这些指示的鼓舞下，我们这批干部初步明确了工作方针和做这项工作的意义，统一了思想，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愉快地奔赴新的岗位。
我到红五军团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刘伯坚。伯坚和我可以说是老同学了，他出生在四川平昌县一个贫农的家庭，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正好我也在“东大”，便认识了伯坚。大革命时期，伯坚受党的委派，和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主持政治工作。他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的干部。他才华出众，又很谦虚谨慎，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还得到一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慕，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他也十分爱戴。他在西北军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大革命失败后，伯坚再次去苏联，我仍与他同学，一起在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1930年我们先后回国，我到中央苏区后，与他重逢。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与伯坚的影响和具体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二十六路军中老一点的官兵，很多都认识刘伯坚。他在五军团工作，有很多便利条件。暴动以前，他积极做二十六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与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此后便在这支新生的部队中工作。按道理讲，伯坚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委员的人选。后来，由于富春的推荐，军委决定我担任红五军团的政委，我比伯坚同志晚到部队几天。刚到五军团的时候，情况不熟悉，伯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向我介绍了这支部队的历史，起义的经过，并逐一介绍参加领导起义的高级将领——当时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等人的情况以及部队的现状。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如何在部队开展工作的方法、步骤，一致认为，要从团结入手，特别要团结好起义的高级将领，寓改造于教育之中。伯坚还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把我介绍给大家。在共事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互相配合默契，我深感伯坚是一个党性很强、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很高、有非凡组织才能的好同志。他多才多艺，会做诗，文章写得漂亮，还擅长书法。他为新生的五军团起草了许多宣言、文告，很有宣传鼓动性。他才高而不骄矜，尊重领导，礼贤下士，善于团结同志。起义之初，一些军官的思想不稳定，伯坚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谈话，哪里出了问题，他就到哪里去做工作。他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在五军团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在部队建立军人俱乐部，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打仗期间，伯坚率领政治部鼓动部队士气，宣传组织群众。虽然战争那样残酷，红五军团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这些都与伯坚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后来，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听说伯坚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没有能随红五军团长征，留在赣南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幸被捕。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