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范积本被张掖专署水利电力局辞退。顿时，全家四口人陷于子啼饥妻号寒的困境。万般无奈，只得把两个孩子丢在岳母家中，夫妻二人跑到平原堡砖瓦厂打短工。过分忧虑的生活重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良的营养状况，终于把范积本放倒了。幸亏因说了林彪坏话被停职来砖瓦厂劳动的一位局长杜美请医送药、端水送饭，同情呵护，才救了范积本的命。冬天来了，砖厂停工。范积本同妻子回到家中，冰锅冷灶，无粮没煤。妻子目睹此惨景，扭头回了娘家。后来，她给一位女教师的娃娃当保姆，以每月15元的工资养活范积本的两个孩子。妻子不甘再忍受清贫的熬煎，几次提出离婚。
1970年开春，经街道介绍，范积本到火车站当搬运台同工。体重仅100斤的瘦骨嶙峋的文弱书生范积本要做定量54斤的特重体力劳动的搬运工，显然是出于无奈。
范积本毕竟是早年受过专业技术训练的知识分子，一旦人们把他当人，一旦尊重他作为人的尊严，他的才智就会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经历了多年不公正待遇，多年的坎坷，一旦有了份工作，他又拼命干了。1972年，范积本被转为正式搬运工。上级主管部门因他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要他以工代干，负责技术革新。他先后去了唐山、北京、天津等地的装卸码头参观学习，回来从事本单位生产工具及设备的改造工作。几年过去，范积本从事的技术革新卓有成效。他先后自制成功三轮机动柴油车和电动吊车。由于生产工具改进，企业经济效益翻了一番。在1970年至1981年的11年里，范积本连年被评为全县公交系统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企业的先进工作者，五年被评为出席张掖县、张掖地区“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表彰和奖励。
自1959年范积本被作为“异教徒”赶出革命队伍之后，他为了活下去，东求西告，在凄风苦雨中受尽了白眼、歧视、屈辱，十年岁月蹉跎，仅仅为了有一口饭吃。而当给予他人的尊严，给予他劳动、创造的权利之后，他就改变了一个单位、一个行业的面貌。他通过劳动、创造，不但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曾与他同样胼手胝足的人们。范积本1970年到1981年的十年创造的奇迹，那些庸人是想不到的，也是他们永远不可理解的。人啊，人！难怪马克思曾教导我们说，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
此时，那些怀着“我不能得到的你也永远不能得到”、“你的烟洞的烟不能比我的烟洞的烟冒得高”阴暗心理的人，又煽风点火，向领导发难：“为啥要抬举范积本这个右派分子当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人物？”领导回答：“你们如果有范积本的作为，我就抬举你们。”
春天来了！冰封已久的中国大地解冻了！冰河融化了！1978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春风劲吹着中国大地。
范积本此时两上敦煌，要求敦煌县委复查自己的问题。1979年3月，范积本终于在敦煌目睹了几乎毁掉自己一生、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的批复：“敦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你县报来定案材料十五份，经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复于后：……范积本……十人不够右派，不定。”
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
1958年4月16日
笔者至今不知道范积本当时目睹这份批复后的心情。他可能庆幸自己没戴上那重如千钧的右派分子“帽子”吧。然而，他自1957年以后受到的磨难说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与不戴右派分子“帽子”对于他有啥区别呢？甚至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范积本比有些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所受的磨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1957年，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啊！对人的冷漠，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漠视，一些人对同志的冷酷，一些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一些人摇尾乞怜、人云亦云，一些人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在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尊严遗失殆尽！
尽管范积本1957年并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桂冠”，然而通过一些人捕风捉影的渲染，通过一些人心怀叵测的推断，范积本头上就真的戴上那顶“桂冠”了！“谎言一旦重复多次，就会成为真理”的名言，竟在中国的1957年得到了验证。
1979年6月11日，中共敦煌县委对范积本的问题作出了批复：
中共敦煌农业局总支：
你局报来‘关于范积本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经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于1979年6月11日研究，认为原定范积本组织小集团反对党的领导、破坏人民教育事业，用剧毒农药杀害敦煌人畜等问题失实，应予以改正。恢复其干部身份，恢复原农技14级工资级别。错处理期间计算工龄，不补发工资。
中共敦煌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1979年6月11日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来得太晚了。范积本的大半生已成苦旅。
范积本的问题平反后的第二年他由搬运社调入张掖胶车队即张掖第三汽车队。1987年，范积本任该队副队长（副科级）1988年企业改制，他先后被抽调去张掖市整顿企业办公室、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1992年，范积本退休，领取472元退休工资。老年的范积本颇为伤神。1979年，他的问题平反后，本应归口。敦煌县农科所力邀他到敦煌工作，酒泉地区科委曾发来商调函，张掖地区土地局、农业局、科委也曾希望他归口。但因各种原因终未如愿。
1996年，范积本被《金张掖》聘为采编。以后几年，他曾任《甘肃建设通览》、《甘肃名优特新品牌》、《甘肃省质量服务报》的采编。
每当说起逝去的过去，范积本都潸然泪下。他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刻骨铭心的劫难……”
纪生武
纪生武，在1930年生于肃北县芦草湾子。童年时在敦煌城东门的义学上了3年小学后，转武威师范学校附小就读，毕业后即考入青云中学，在该校初中部毕业。1950年春又考入该校高中部。1951年3月，回到敦煌参加工作，在杨家桥乡建新小学当教员。
纪生武为人诚恳，淡泊名利，待人平和。他对校外的事不太关心，只埋头于自己的教学。
1957年7月，放暑假后，敦煌县委集中全县的中小学教师140多人于东街小学，进行“整风”学习。在这次学习期间，纪生武表现平平，既没有大鸣大放，也没有上蹿下跳地今日批这个教师明日又揪那个教师。他对风风火火、变幻无常的形势感到难以捉摸，常常表现出无奈。在这次的“整风学习”中，县上揭出了所谓“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揪出了纪生武任教的建新小学校长张友仁和东街小学校长谌国祥、副校长吴国泰等“反党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这一轮“整风反右学习”结束后，不准张友仁、谌国祥、吴国泰等人回校回家，命令他们集中住在县人民政府交代问题。纪生武回到学校继续任教。新任的建新小学校长认为此时表现自己对革命“忠诚”的时候到了，彻底清算那些往日积怨的机会到了。他罗织罪名，说白道黑，坚决要在建新小学深挖细找出张友仁的“走卒”。在那个时代，领导的一点暗示一句话，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用不了深挖细找，纪生武与郭寄萍就被揪了出来，并对其进行批斗，勒令纪生武交代与张友仁的反革命活动并指控郭寄萍是“特务”。每两周，学区教师都集中到建新小学“学习”一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纪生武、郭寄萍进行批判斗争。纪生武平日沉默寡言，不善与人议论。所以，杨家桥学区每两周一次对纪生武的批判斗争就成了这一次是白菜、萝卜，下一次是萝卜、白菜。然而对人如此的折磨足可以证明领导跟形势跟得多么紧，斗争性多么坚决。这种清汤寡水式的批判斗争一直持续到1957年底。
1958年初，寒假开始，全县中小学教师又被集中到敦煌中学进行所谓的“反右运动”。全县教师集中后，分成4个大组，每组指派两个组长。经过1957年暑假集中进行所谓的“整风反右学习”后，各中小学，各学区都已揪出了有所谓“右派言论”，和“反革命行为”的重点人物。这些重点人物被编入各组集中住宿，出入有人看管。大组批判斗争与大会批判斗争结合，使这些人每天都处于被污辱被损害的痛苦之中。他们每天做两件事：交代问题，集中劳动。敦煌中学的清代古建筑文昌宫、魁星楼就是责令他们拆掉的。
同年3月3日，敦煌县教育局局长、县委文化部部长宣布给纪生武、郭寄萍、沈立元等一批中小学教师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按敌我矛盾处理。
给纪生武定的罪名有3条：
1．资产阶级的方式教学。此条的根据是他在讲语文课《半夜鸡叫》时，表情不正，对地主坑害长工的行为不恨。
2．不满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此条的根据是当时建新小学在乡下，纪生武住在敦煌县城，每天早晨去学校时，他顺便买了个饼充饥。有人指控他，国家既然给供应口粮，自己又买大饼，就是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
3．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今纪生武仍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何人面前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右派分子的“帽子”戴上之后，有两条道路供他选择：一条是去黄墩农场接受监督劳动，一条是回家当农民。纪生武鉴于黄墩子农场每月发21元工资，就到黄墩子农场接受“监督劳动”的处罚。同年6月，考虑到21元工资不能养家糊口，便回老家杨家桥公社中渠一队当社员。9月，他被派去修敦岔公路。1959年3月，路修通之后，他又以工人身份去县砖厂干打坯、烧窑的活。右派分子的“帽子”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打100块砖坯才挣5角钱。他拼上命干，每天能挣2元。
1960年10月，敦煌县砖厂关门散伙。此时，全县饥馑，不时听说有人饿死。为了寻找一条生路，1961年3月，纪生武又走上旧中国时敦煌人活不下去才走的老路——上新疆。他只身盲流到新疆博湖县跃进公社，当了农民。维吾尔族农民憨厚、豁达、善良，他们不太看重你头上戴的什么“帽子”，他们判断好人与坏人有自己的标准。只要你为人本分，踏实劳动，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好人。那时，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博湖县就向敦煌县公安局、杨家桥公社去函要求说明纪生武的政治身份。但敦煌县公安局、杨家桥公社的来函，总是含含糊糊地说纪生武没有右派分子“帽子”。此举，使笔者感动。同情弱者，帮助弱者，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虽然极左思潮祸害敦煌多年，但同情弱者、帮助弱者的美德并没有在一些敦煌人心中泯灭。为了保住全家人安身立命之地，什么重活苦活，他都争着去干。二十多年的社员生活，浇水、犁地、打场、上天山放牛，他都干过。
纪生武为人本分、正派，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吃苦、踏实，曾被选为人民代表。1979年春，当纪生武要离开生产队去敦煌县改正自己的右派分子问题时，生产队的维、汉农民才知道与他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纪生武原来是个“右派分子”。一位维吾尔族农民对纪生武风趣地说：“老纪的‘帽子’在箱子里装着呢。”
1979年5月，中共敦煌县委将纪生武的右派分子“帽子”摘去，他的问题得到改正。当时，敦煌县负责落实政策的干部拿不出中共张掖地委批准纪生武为右派分子的红头文件，仅拿出一张似卷莫合烟的纸条，上写：“经反右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定纪生武为右派分子”，下署：“中共敦煌县委员会”。当时，纪生武执意要看中共张掖地委的批准文件。如果没有红头文件，他就不戴这个“帽子”。但负责改正他右派分子问题的干部说：“如果你执意不戴这顶‘帽子’，那就回新疆去，重新给你安排工作的事就无从谈起。”后来，纪生武被分配到敦煌中学工作，直至1990年5月退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那个有的人眼睛老充血的年代，为了自己得宠，可以拿人血染红顶子。为了一己私利，可以颠倒黑白，诬陷栽赃。为了走上政治舞台，充当正面角色，对自己的同事可以口出秽言，大打出手。
半个世纪的岁月逝去之后，今天当有些人道貌岸然，人模人样地走在大街上时，当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晒太阳时，不知他们能否回忆起过去，扪心自问：“当年我在那个舞台上是什么角色？”
（作于2003年8月）
赵显庭
赵显庭，敦煌戴家墩村人。其家在解放前为黄渠大户，有耕地200多亩，有牛有车，有羊群，常年雇4个长工。1951年冬季，土地改革时，他家定为地主成分。赵显庭1946年夏季从东街小学毕业，同年秋季考入敦煌中学就读。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同年冬，敦煌人民政府县长石志刚到校作报告，动员同学们参加革命工作。此时他们离初中毕业还有一个学期。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建设新敦煌的神圣事业，使他们心里充满了憧憬。他与许多同学报名参加了敦煌人民政府的工作，当了干部。离校时，校长程晖鉴于赵显庭品学兼优，才智过人，曾挽留他继续深造，等将来有了真才实学，再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亦不晚。1950年元旦后，县里分配他到三区（现杨家桥乡、党河乡）人民政府做青年宣传工作。此后，他经历了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试点及全县土地改革、剿匪、粮食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基层政权的斗争和考验。他善于思考，工作有魄力，刚刚19岁时，就已负起三区四乡（现白马塔、邵家桥、三号桥、铁家堡四个村）土地改革工作的全责。
1953年春，赵显庭被调入敦煌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做财政监察工作。他的经常工作是监察全县粮食、供销、教育、卫生等系统的财务。他经常被抽调去酒泉地区各县进行财政监察。
那时的赵显庭与很多刚刚走出校门参加革命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把共产党的事真当成事干，县城与黄渠乡戴家墩村相距仅40公里之远，但赵显庭却忙得几个月不回家。妻子难产，他没能回家，致使儿子夭折。另一个儿子患猩红热，他不能回家照顾，致使一个儿子又夭折。
当时赵显庭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直言快语，办事认真，认为“钉子就是铁”。他认为财务工作的各项规章、各项纪律必须严肃遵循。他遇事毫不转圜，不看“僧面”也不看“佛面”的态度常使领导感到他盛气凌人，把人逼到墙角。他坚持己见，往往与领导意见相违，甚至顶撞。在财政科，他与韩廷玮、窦禅父、姚祯祥等一伙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气相投，谈笑风生，常常议论时政。此时，财政科副科长张仲经肃反、审干的几年折腾，已坐在冷板凳上，噤若寒蝉，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不想与这几位口无遮拦、不知进退的青年干部搅到一起。天长日久，敦煌县人委大院里的领导觉得这几个人是浑身长刺、头上长角的危险人物，好像是一个什么“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幕后头目肯定是财政科副科长张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