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即命运”。这句希腊格言在赵显庭、韩廷玮、窦禅父、姚祯祥身上应验了。他们直言快语，坚持己见，口无遮拦，针砭时政，议论人非，都给自己种下了终遭横祸的种子。
1957年春，赵显庭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已经过去的或正在进行的肃反、审干都没触及过他。对北京、省城以及敦煌已经沸沸扬扬进行着的“整风”、“大鸣大放”，在他眼中似乎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相声演出。他做梦都没想到这场运动暗藏的禅机。每次政府机关财政科大会小会动员人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他都觉得无言可鸣，无言可放。天天开会动员，他觉得索然无味。
这年夏季的一天，领导敦煌县人民政府“整风”运动的人对赵显庭进行了突然袭击。赵显庭被点名交代“以张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纲领、计划、目的”。团支部对他批斗，财政科对他围攻，县政府开大会对他逼供，使赵显庭觉得自己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无处逃遁。所谓的“以张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本是子虚乌有，今天硬要交代出个子丑寅卯，难道这是可以编造的吗？然而，在那些领导头脑中已虚构成的“纲领、计划、目的”早已浮出水面，就看“你对党老实不老实”。那时的一切都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况且“赵显庭顶撞党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便是反党”的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已成定论，还有啥罪名不能承认呢！
他终于屈服了。他按当时人们“口味”，编造了一套“以张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计划、目的”向批斗大会做了交代，给自己戴上各种“帽子”。他虚构的一切，正中人们的下怀，从此，停止了对他的批斗。
赵显庭原想，先编造些人家要的，只要再不批斗，过了关，那些编造的东西到运动后期自然会落实。然而，赵显庭错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交代的就是罪恶，而且不需要证据。在那思想犯罪的年代，“逼供信”导致人们陷入无法无天的境地。此后，敦煌县人民政府整风领导人限制了赵庭显的自由，不让他工作，不准他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发动过许多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落实政策、纠正错误阶段。就连土地改革后期，也有一个“复查”阶段。而唯独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一旦对某人定案，一旦给某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是戴定了铁“帽子”。即使摘“帽子”，也必经群众评审、同意，逐级批准。究竟为什么，笔者百思不得其解。这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千古之谜！
同年秋，赵显庭与一批被揪斗的中小学教师和各部门干部被遣送黄墩子农场监督劳动，终日干着垦荒、挖渠、打土坯、修房子的重活。
1958年4月底，赵显庭被召回敦煌县人民政府，宣布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他的公职和团籍，遣送黄渠公社戴家墩大队监督劳动。
当赵显庭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还是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竟然获得黄渠公社“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这是后来任敦煌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的徐寿同志的惊人之举。徐寿同志认为，不管赵显庭头上戴着什么政治“帽子”，只要他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发展集体经济做出了贡献，我们就应该承认。
1978年秋，赵显庭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安置他到杨家桥乡人民政府工作。1981年，他任敦煌县良种繁育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后又改任敦煌县种子公司党支部书记。1988年，他任敦煌市天然林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及该站党支部书记。1994年10月，赵显庭退休。
赵显庭恢复工作后，多次获敦煌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他荣获中央林业部“绿色长城奖章”。1992年1月，又获林业部“‘三北’防护林体系二期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那些在1957年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把自己忠实的同志推入火坑里的人，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滋润。假如这些人夜半惊醒，能够浑身冒汗，后悔1957年时自己曾亲手把一些忠实的革命同志推入革命阵营的对立面……那说明他们还良知未泯。
祁世安
祁世安，敦煌县肃州乡祁家桥村人，生于1922年，1946年前后父亲经营着60多亩耕地，祖父在县城经营药铺。那时，他家属殷实小康之家。1944年，祁世安在敦煌中学上学时，由樊登云及敦煌中学校长盛任吾介绍加入三青团。后三青团敦煌筹备处成立，他即被筹备处主任樊登云指定为三青团敦煌中学分队副分队长。1946年9月，三青团敦煌分团干事会成立后，敦煌中学分队扩建为区队，他即被选为第一分队分队长。1946年秋，祁世安从敦煌中学毕业（首届）。次年11月，他代理三青团敦煌分团干事会二股股员。此后不久，即到东街小学任教员。祁世安有一个叔父，家里贫困，多年患病。祁世安的祖父把他的病医好，即让他到乡下帮祁世安的父亲种地，并给他成了家。1951年冬，敦煌实行土地改革时，工作组怎么也算不够祁家雇了3个半长工的剥削量。为了给祁家定上地主成分，土改工作组即把他的叔父也算成了祁家的长工。这样，祁家的成分就定了地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祁世安满腔热情地投入教育事业，仍在东街小学任教。他每年在全县中小学运动会上任裁判员的干练、飒爽英姿，至今仍存留在笔者的记忆中。世界上有个最高水平的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笔者就是从祁老师口中知道的。
1957年6月，中共敦煌县委在县委礼堂（原新生厅）召开了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当时，东街小学谌国祥任校长，吴国泰任教导主任，祁世安任副教导主任。谌国祥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座谈会开了一周。会议最后一天下午，学校提前放学。吴国泰、祁世安听说座谈会开得热烈，出于好奇，就去会上坐了一会。祁世安在会上并没有发言。
座谈会后不久，东街小学校长谌国祥、教导主任吴国泰即被揪出，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此时，敦煌县委给东街小学派来了新校长。仅过了一周，新校长即令祁世安“交代问题”。祁世安说：“我既没有参加座谈会，又没有鸣放，要我交代啥？”不久，祁世安被定为右派分子，留职控制使用。同年9月，调祁世安到南街小学仍任教员。至于当年究竟给祁世安罗列了几条什么问题，2003年元月笔者问询他时，老人脸上充满了无奈和困惑。他说：“我实在记不起当时他们给我罗列了些什么问题。”
2003年春，笔者在敦煌市档案馆见到了1979年3月29日中共敦煌县委发出的对祁世安、纪生武等人改正右派问题的文件。文件上说，在1957年反右时，祁世安曾说：“党团员与群众之间有墙有沟，有大墙、小墙，还有玻璃墙，彼此看得很清楚，就是不通气。”据说，当时的敦煌县委书记在后来的反右总结中说，东街小学完成了3个右派分子“帽子”的指标任务。
1966年春，敦煌“四清”运动初期，驻南街小学的“四清”工作组即宣布祁世安是右派分子，遣送回老家祁家桥村监督劳动。
1978年秋，祁世安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仍回原单位南街小学任教。1989年2月，祁世安退休。
刻骨铭心的痛苦依然在隐隐作痛，但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右派言论”竟已被忘记。显然，那些“右派言论”是强加给的，是一些人捕风捉影罗列的。那是一个没有敌人硬要找出敌人的年代，是一个没有敌人硬要制造出敌人的年代；而找出的敌人和制造出的敌人还要有百分比！这种荒唐、荒谬，空前绝后！
赵士林
赵士林，1931年2月生，敦煌县黄渠戴家墩人。赵家当时为黄渠大户，有车有牛，有耕地600多亩，常年雇有长工，家道颇为殷实。赵士林1939年入敦煌县东街小学并在此校毕业。1946年秋，他考入敦煌中学。初一时，他与所在班的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三青团。初二时，一位教师提着桌子腿打学生，引起全班学生公愤。他与打人者论理并与同学将打人者推倒在地，又将打人者拖到操场。学生的举动被校长程晖喝令制止。因为此事，赵士林被三青团敦煌分团开除团籍并被敦煌中学开除学籍。后经赵氏族人请客说情，敦煌中学恢复了他的学籍。
1949年秋，赵士林从敦煌中学毕业。时年，他20岁。11月，他与许多同学参加了革命工作，每天都集中在县政府院里学习新政权的方针政策。当时，敦煌县人民政府已成立，随军干部石志刚、杜秉德、卢怀仁已到敦煌。适逢西北革命大学兰州分校、酒泉地区干校在敦煌招生，他就报了名。但石志刚不同意他去这些学校，要求他在敦煌工作。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赵士林被分配到鸣沙区区公署任文书兼教育助理员。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新政权建设和反霸、减租清债、社会救济等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之中。1950年冬，赵士林到三区一乡（现西河槽村）搞土地改革试点。翌年春，土地改革在敦煌全县展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赵士林的家被定为地主成分。
1951年春，赵士林到孟家桥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是改朝换代、人民当家作主、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生产关系重新确立之后的第一年。这年，全县饥馑，孟家桥一带更甚，人缺口粮，地缺种子，无法下种。农民为了度荒，不顾农时，纷纷赶上车去西湖打柴，卖柴买粮。他眼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心急如焚。他每天不分昼夜堵在路口，劝说农民下地。农民没有种子，他去县粮食局借来种子。有些农家没有农具、耕畜，他就组织农民变工，使各家都种上了地。在孟家桥蹲点一年多，他没有回过家。他的儿子生下快两岁了，还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到他见到儿子时，儿子已能大跑了。
1954年春，县上调赵士林到贸易公司工作，随即派他去兰州开国营商业会议。会后，赵即任批发部主任。不久，又让他任公私合营的大众食堂的公方代表。他白手起家，扩充经营项目，使大众食堂的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只两三年，大众食堂就赢利累累。此时，中共敦煌县委任命赵士林为敦煌县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为了解决进军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勘探人员路过敦煌无处吃住和公用服务事业空白的问题，他带人冬季施工，修起了敦煌饭店和大众食堂。1957年夏天，县饮食服务公司、食品公司、烟酒公司、杂货公司合并为敦煌县服务局，赵士林任服务商店的负责人。
敦煌县服务局所领导的是管老百姓吃住用的几个小商店和一群普普通通的工人。所以在那风声鹤唳的1957年的春天到夏天，敦煌县服务局并不是中共敦煌县委关注的部门。同年8月，赵士林与他的几个同事闲谈时，一个同事指着报上章伯钧的文章问：“以党代政的问题在咱们国家有没有？”赵士林答：“咱们国家大了，党有时候做政府的事也可能有。”此后不久，这次闲谈被人揭发出来，赵士林与原任的几个公司的副经理茹有忠、陈嘉文因地主家庭出身都靠边站了。此后几个月，赵士林成了众矢之的，大会小会对他的揭发、批判、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白天黑夜地交代，总不能令某些人满意。一些人把他说的“党有时也做政府的事”上纲为“以党代政”的“右派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赵士林坚决不承认他有“以党代政”的“右派言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些人的就进行车轮战，轮班进行批判斗争，按着他的头在地上墙上撞，不准他回家，处处派人监视。那时，赵士林有自杀以了此一生的心。为了使自己解脱这无尽的折磨和痛苦，赵士林最后违心地承认了一些人的指控。此后，对他长达两个多月的批判斗争戛然停止。1958年春节过后，赵士林与揪出的有右派言论的四十多人被送到黄墩农场接受监督劳动。当时，黄墩农场初建，他们干开荒、整地、平沙梁、挖渠的活。在监督劳动期间，赵士林与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人失去尊严后的切肤之痛。
接受监督劳动四十多天后，敦煌县委将赵士林等十多人召回县城。第二天，即宣布给赵士林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生产队监督劳动。
1961年冬，敦煌全县饥馑。赵士林眼看活不下去了，便只身上了新疆。在大河沿，他被呼图壁农场收留。该场只管饭，没有工资，让他挖了一个冬天的大渠。第二年春天，赵士林跑到一个公社，又被派去挖大渠半个月。他离开这个公社时，仅领了15个馒头算是工资。在乌苏县，赵士林被县粮食仓库收留，让他当装卸工，每天干着扛麻袋、装卸车的活。因赵士林干活老实，乌苏县粮食局吸收他为正式工人并代理粮站站长。高潮公社领导欣赏赵士林的工作态度，要他任公社秘书，遂向敦煌发函核查其政治面貌。敦煌即去函说：“赵为逃亡右派。”新疆人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他们不知道赵士林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所表现出的实实在在的对劳动对工作的态度，如何与“逃亡右派”联系起来。乌苏县粮食局通知赵士林离职回敦煌，发给他400元补助并负担他全家4口回敦煌的路费。从通知赵士林回敦煌至他离开乌苏，该县粮食局的领导没说一句关于敦煌来函所云和为啥要他离职的话。那时，新疆乌苏县粮食局的领导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罕见的宽容、同情弱者的品格。他们不愿在赵士林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赵士林回老家敦煌后，迎接他的是一场斗争会，并且4个月不借给他全家口粮。后经驻村工作组向公社力争，他才从队上借到了口粮。此后，在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士林总是低着头，在人们监督下接受劳动改造。他十年如一日，利用中午或晚间休息，给所在村甚至外村的农民帮忙修房子、盘锅头、打顶棚。1978年秋，经评审，戴家村农民一致同意给赵士林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1979年10月，中共敦煌县委对赵士林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安置他到五墩乡人民政府工作。1992年，赵士林从敦煌县委劳动就业局退休。2003年，赵士林猝然去世。
那是个因一半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时代！
王秦鲁
王秦鲁，1936年6月生，陕西省临潼县人。他13岁时，父母相继谢世。叔父是个农民，种几亩薄地。叔父看他孤苦，便将他收养在自己家中，并供养他读完了小学、初中。1953年秋，他考入西安畜牧学校兽医专业学习。1956年秋，他从该校毕业后分配到敦煌县畜牧兽医站当兽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