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供职于斯，将终了于斯。我大半辈子，或居住于党河之滨，或巡视于田间地头，或奔波于阳关道上，或徜徉于月牙泉边，或凝视于莫高窟诸佛与壁画面前，总若有所思，浮想联翩。赋闲之后，我每每翻阅敦煌典籍，回味敦煌历史，总觉有所感悟。是的，敦煌，这个古老的文化艺术胜地，它心向祖国的追求，维护国家统一的忠心，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表现出的大度、开放、兼容并蓄的气魄，它营造的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氛围和宽容的自信，都无不使我们后人深感欣慰、骄傲。
（一）
敦煌“襟带西域”。自汉初，敦煌与西域千百年来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活活分开连着心”的血肉关系。每每西域有事，敦煌总是进军西域的前方司令部和兵站基地。西汉元鼎五年冬（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进军河西。为确保河西走廊战略要地的安全，从武威、酒泉两郡又划地新设张掖、敦煌两郡。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正式设立经营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驻于乌垒堡城（今新疆奇台附近）。
东汉明帝时，循“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通西域必驱逐呼衍王”的战略思想，永平六年（公元73年），派将军窦固、耿秉、耿忠率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甲卒与羌胡骑兵1．2万人，分四路西进征讨匈奴，一举攻占伊吾（今哈密）。西域各国纷纷摆脱匈奴控制，臣服于汉。次年，窦固、耿秉又率军1．4万骑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西域复通。
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向和帝上疏请求恩准东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东归。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长史索班领兵千余人进击伊吾，招抚车师前王及鄯善王降汉。后班超子班勇上书《辩闭玉门关弃西域议》，决定置西域副都尉驻敦煌。公元125年，班勇集敦煌、张掖、酒泉六千余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五军给予匈奴以致命打击。
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亲率郡兵3000人，征讨北匈奴，诛呼衍王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完全、彻底、干净地取得了四十多年对北匈奴的军事胜利，勒石记功。此碑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由时任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在巴里坤县石人子台村发现。其碑文日：“唯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八月，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首或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群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词以表万世。”
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呼衍王又犯伊吾。是年夏，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4000人前往救援，一举获胜，匈奴远遁。
（二）
每当国家动乱，烽火连天，群雄蜂起，极尽分裂国家之能事时，敦煌便有英雄豪杰在人民的拥戴下，建立地方政权，抗衡侵略势力，表示自己维护祖国统一的忠心。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北凉敦煌太守孟敏病逝后，宋繇、张邈等人推举时任效谷县令的李暠为敦煌太守。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北凉晋昌（今玉门镇一带）太守唐瑶联合敦煌、酒泉、凉兴（今安西），建康（今高台），祁连、晋昌六郡，公推时任北凉敦煌太守的李暠为冠军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建立西凉政权，定都敦煌，建元庚子。西凉建立后，向东进击，占领河西，统一于东晋中央政权之下即成为既定国策。无奈，西凉地广人稀，国力贫弱，向东进击，屡屡难以收效。西凉政权建立6年后，李暠即派黄始、梁兴先后去东晋建康“奉表”，以表达对中央的忠心。后，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李暠又遣沙门法泉赴建康向中央“奉表”，又一次向中央表达维护国家统一、忠于中央的决心。
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后，敦煌军民在坚守敦煌11年之后，在粮尽援绝，以军民“勿徙他境”的条件下，向吐蕃投降。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率领沙州汉人，联络居住在沙州的粟特人、退浑人等起义，一举击退吐蕃守军，光复沙州。此后，张议潮乘胜东进，攻克瓜州。瓜、沙二州恢复后，张议潮即派人赴长安告捷，宣告吐蕃对敦煌人民长达70多年的统治终于结束。大中三、四年（公元849年一850年），张议潮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广收义士，军威大振。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开始，张议潮向东进军，所到之处，人民携壶荷浆，执戈奋起，共同与吐蕃占领者战斗。顷刻之间，收复肃州、甘州兰州、岷州、伊吾、鄯善等地。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天宝年间河西11州地图、户籍簿册报到长安。敦煌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流血牺牲，竭尽了全力。同年11月，朝廷在敦煌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并十一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议潮率领番汉兵700人，一举攻克河西重镇凉州。为此，摆脱了吐蕃奴役的百姓欢呼：“昨夜番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夜反，塞外纵横战血流”。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冬，张议潮军攻克西州（今吐鲁番），后挥师东进，与吐蕃大战于邠（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取得大捷，终使吐蕃退出河陇。至此，“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六郡河山，宛然而昭”。
（三）
西汉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佛教自东汉初传人中国。至五胡十六国时期，《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佛教弥增矣。”此时及以后的敦煌，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传播的广阔天地。各种宗教在敦煌和平共处，各行其道。经过汉两百多年的经营，使得汉文化在敦煌扎下了根。曾在长安师从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一千多人。西晋时，敦煌涌现出了以索靖为代表的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独立特行。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后，在“善国神乡”——敦煌这块沃土上，如鱼得水，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得益彰，得到了传播和繁荣。至北凉时，敦煌已是“道俗交得，多有塔寺”。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傅和尚在鸣沙山东麓的沙岩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开窟造像的善男信女接踵而至。在敦煌城里或者在人迹罕至之处，兴建寺庙，广收门徒，诵经讲法、写经积德竞成敦煌盛事。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佛教文化、佛教教义一旦被中国人接受，一旦它的某些教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结合起来之后，这些佛儒结合的教义就成为人们的道德规范。
与佛教在敦煌传播、繁荣的同时，中国的道教与外来的景教、摩尼教也在敦煌传播。唐开元、天宝年间，敦煌设立了道学，道经写本大量涌现。在上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出土发现了晋代早期大师道的符。这就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经流行于此了。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人们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更令我们惊异的是在敦煌莫高窟的一些洞窟中，洞顶塑有佛像，四壁绘有佛经故事，而佛像的头顶却绘有道教的雷公、风神。唐代时，在敦煌城东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
纵观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佛教东渐史，我们发现敦煌自汉、五代、隋唐、宋元以来所代表的华夏文化，堪称独此一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敦煌对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所有外来文化所表现出的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宽容大度的大家风度，令后人叹为观止……
（四）
上世纪初年，敦煌莫高窟17窟保存的经卷、文献、绢画被盗被骗之后，我们义愤填膺。此事过了一百年之后，每当想起，我们仍愤愤不平，心头之恨难消。在道义上，我们始终理直气壮，但在事实上，我们是失败者。那些年，中国的统治者昏庸、无能。强盗骗子在我们家里如入无人之境，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强盗骗子把我们的宝贝拿到皇帝脚下摆开摊子炫耀。我们的所谓“国学大师”、“饱学之士”，眼巴巴地瞅着自己的宝贝将被人家席卷而去，竟不敢咳一声嗽，竟不敢小声说一句：“这是我们的东西。”此时，在那些不长骨头的中国人眼里，强盗已变成了“学者”，骗子已变成了“旷世大师”。怨谁呢？最实际的还得怨我们自己，怨我们没本事保卫自己的东西。“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物竞天择”，这些自然法则至今都还在左右着文明世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被欺凌、奴役、宰割、蹂躏一百多年以后才站立起来，才醒悟到“落后就要挨打”。不信？如果眼下中国仍积贫积弱，你看看那些无时不在唱着“民主”、“人权”的邪恶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及日本人咋收拾你！就此一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两句至理名言应该镂刻在长城上，应该镂刻在喜马拉雅山上，应该溶在黄河、长江的滔滔激流中，应该浇铸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骨髓里。
（五）
新中国建国初，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厌恶文化、否定文化、不要文化的新时代。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似乎仅仅是识几个字而已。我们的领导干部常常在大庭广众中自豪地宣称：“我没文化，我是大老粗。”他们将代表敦煌古文化的古代建筑先后拆毁殆尽。建国初，他们把矗立于城中央的钟鼓楼、鳌山灯架拆毁，修了鸣山剧院。他们将建国初仍保存完整的城隍庙拆毁，在原址修起公安局。似乎从此人们就失去了对神鬼的敬畏，而树起了对人治的迷信。1957年春，他们又急不可耐地拆毁了极具建筑特色，极具匠心的大佛寺和山西会馆。从此，塞上敦煌城的个性消失了。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他们将原陈列于北台武庙中的90斤重的不知何朝何代的大刀投入了炼铁炉。1960年春，总干渠开工后，他们将立在西千佛洞崖上的数座北魏佛塔拆毁，用拆下来的土坯盘了锅头，并把西千佛洞的洞窟做了库房，用以堆放水泥及各种材料，使洞窟的壁画和佛像雕塑受到损坏。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此事反映到中央文化部后，文化部即派副部长徐平羽来敦煌制止并处分了责任人。
1966年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破四旧、立四新”的狂潮又袭击敦煌。土塔“四清”工作组唆使农民炸毁了据说是金代的土塔。土塔炸毁后才发现此塔肚子里有大量经卷。无知的农民将这些经卷拿上擦拭架子车的车轴。与此同时，月牙泉“四清”工作组也唆使农民炸毁了立于去月牙泉路旁的佛塔，将佛塔的残留物当成肥料上了地。与此同时，他们龇牙咧嘴，狂呼“造反有理”，像第三帝国的褐衫队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敦煌县城的大佛寺广场上，点起熊熊大火，把上世纪40年代于右任、张大千等中国文化大家留给敦煌的珍贵字画投入火堆。在风暴面前，敦煌人发抖着，抽搐着。敦煌上世纪任过教育局长的樊登云收藏有于右任、张大千的字画。但他为此整天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他叫来他的贫下中农外甥为他放哨望风，把那些字画塞入炕洞，然后点起一把火……。几十年后，当我们把敦煌城乡里象征着古文化、古代文明的建筑、佛塔、经卷及字画拆毁、炸完、烧尽之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了。
在历史上，敦煌闭塞、愚昧。当有人在这里发疯，要毁掉一切时，没有人给予他当头棒喝。敦煌边远，有些政治风暴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未了，却又有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这给敦煌造成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