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留思后人。上世纪50年代初发生在敦煌的那一幕血与火的历史已远离我们而去了。今天，我们想起那些在长达3年的剿匪战斗中，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各族人民的安宁而长眠在党河两岸、阿尔金山、苏干湖畔及滚坡泉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时，不由黯然神伤。追忆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敦煌竟没有留下姓名！
据1949年底曾任骆驼兵团政委、后任骑兵三团政委的安骏老人所撰写的《漫忆三军在敦煌剿匪》载：“打罢兰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驻甘肃的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高台一带。1949年9月25日，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通电宣布起义。从此，新疆、河西遂告和平解放。然而，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的乌斯满又发动叛乱。他裹胁一股哈萨克部族，纠合反动头人，在新疆各地为非作歹，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后来乌斯满一伙逃窜到甘肃西部与国民党骑兵第五军残部、蒙古头人包布拉部及流窜敦煌南山的恶霸地主土匪马玉林、叶合尔毕沆瀣一气，与我为敌。当时，这股势力约有15000多人，能参加战斗的约5000至7000人。他们经常活动在安西、马鬃山、金塔、玉门及敦煌南山阿尔金山一带。他们拦路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甘新公路交通一度不能畅通，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威胁，使祖国大西北的恢复和建设受到影响，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在历经三年的艰苦卓绝的剿匪战斗中，骆驼兵团、二十七团、骑兵支队、骑兵三团的指战员时而奔袭，时而堵截，时而设伏终将这股与人民为敌的邪恶势力消灭殆尽。当然，也有很多指战员英勇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0年春，骆驼兵团奉命从高台经酒泉、玉门、安西桥湾，行军11天，到达滚坡泉、明水一带，阻击参与新疆叛乱的敌骑五军。骆驼兵团打了4次胜仗，把骑五军残部追到安西。后又到敦煌南湖，配合三军骑兵大队，解决了敌人一个团，另一个团向我军投降。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有一些指战员牺牲。
——1950年6、7月间，内蒙古王英、李守信带领残匪200多人从内蒙逃窜到黑河一带。骆驼兵团接到命令，日夜兼程，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终于追上了敌人，展开一场拼杀。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30多名，我军也有指战员牺牲。
——1951年2月，骑兵三团在敦煌集结后，经南湖，奔袭大鄂博园。在端了七八顶帐篷后，向乌斯满匪徒的部落发起冲锋。我军战士奋不顾身，个个像离弦之箭，冲向敌人，俘虏、收容敌军2400多人。文化教员孔庆云、炊事员刘华林穷追不舍，终将匪首乌斯满活捉。此次长途奔袭中，我军一些指战员长眠在苏干湖畔。
——1951年7月，骑三团侦察参谋甄义等3人在寻找酒泉地委统战部长梅一芹的途中遭匪徒杀害。
——1951年7月，经过安抚的部分哈萨克顽匪又发动叛乱，抢走四连的全部骆驼。张凤鸣带领二连从长草沟出发，一口气追到苏干湖北岸，向敌发起冲锋。张凤鸣身先士卒，如下山之虎。由于不熟悉地形、道路，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又遭受敌人伏击，致使张凤鸣等20余位指战员壮烈牺牲。
——从1951年2月到7月，骑兵三团完成了第一阶段剿匪任务。在此阶段，我军作战50余次，消灭敌人2700余人，收容4000余人，我军伤亡指战员700至1000人（包括新疆参战部队）。在战后的评功会上，评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及模范工作者200余人。为剿匪胜利，特等战斗英雄张凤鸣、指导员刘学敏等百余名指战员光荣牺牲，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百余位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在敦煌大地上。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敦煌民政局竟没有他们的生死档案，在敦煌烈士陵园竟没有他们的坟茔，在党河之滨竟没有他们的丰碑！他们在敦煌竟没有留下姓名！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竟没有享受到每年清明时节的祭奠。我想，他们如果九泉有知，可能对后人稍稍有些怨尤。
1987年以后，笔者在政协敦煌市委员会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在此期间，有幸拜读安骏老人及戴文宗整理的关于剿匪英雄孔庆云等人当年在敦煌剿匪的回忆录。从那时起，那些为了这个政权的巩固，爬冰卧雪，忍饥挨饿，最后牺牲在敦煌大地上的百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就时时浮现在心头，挥之不去。我总想把他们的姓名、籍贯、生平告诉敦煌人民，让人民群众把他们记在心里。敦煌市武装部告诉我，1958年夏，驻敦煌的骑兵三团被调往甘南，参加平叛战斗。
1955年秋，敦煌市人民武装部部长文炳虎调任甘南军分区司令员。他走时，我托他了解当年骑兵三团在敦煌剿匪时牺牲的指战员的英名。后来，文炳虎告诉我，现时驻在合作的骑兵三团已缩减为一个连，成为“中国最后的骑兵”。当年骑兵三团的档案在这个连已不存在，当年骑兵三团在敦煌剿匪时英勇牺牲的百余位英雄的英名已无人知晓。
听了他的回答，我怅然无语。
2002年冬，我前往兰州。经友人戴锡英的帮助，我找到了当年在骑兵三团任连指导员，后任甘肃省军区司令员的高耀三。高司令员是个热心人，当他知道我正寻找骑兵三团当年在敦煌剿匪时牺牲的他的战友的英名时，心情激动，陷入沉思。后虽经他四处奔波，到处打听，向兰州军区档案部门探询，那百余名在敦煌牺牲的指战员的英名却始终不为人知。
这难道就是历史？这难道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新生活而长眠在敦煌南山、阿尔金山、柴达木盆地、苏干湖畔的百余名英灵的纪念？
管中窥豹，以小见大。中国社会进步到今天，我们发现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
今天，我们悲凉地看到，对一部分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为国为党为民的英雄被淡忘的时代；是一个崇高被消解，责任、理想被蔑视的时代，是一个信仰被贬值的时代，也是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带来罪恶的时代。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其生命的长短，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的影响，在于他是否使自己的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崇高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这一点讲，上世纪50年代初在敦煌剿匪战斗中牺牲的百余名英雄的人生价值与中国现代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的价值等同。今天，矗立在党河之滨的敦煌、肃北、阿克塞这三座新城，就是他们的丰碑。
（作于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