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利民同志相识相知已近20年了。通过近20年的交往，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很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在中国实现“大同”理想社会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想往之”。杨利民同志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为之奋斗。他以自己切切实实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改革开放初，杨利民同志在敦煌工作了计4年。在敦煌的4年，他以对党的忠诚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性、责任感、使命感，开创了敦煌工作的新局面。他对人以诚相见、与人为善的高贵品质，他以把老百姓的疾苦时时放在自己心上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敦煌百姓的信任和爱戴。他那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疾恶如仇，浑身正气，礼贤下士的人格力量，影响和团结了周围的同志。
后来，杨利民同志离开敦煌。临行，我凑句以赠：“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莫愁知己少，敦煌人识君。”自他走后，老百姓每遇不顺心的事，总拿杨利民同志主政敦煌时相比。杨利民同志在敦煌老百姓心中已成为为官的标准。老百姓都知道我与杨利民同志熟，每走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总有一些老百姓向我问起杨利民同志的情况。此时我被敦煌老百姓对杨利民同志的怀念深深感动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我们有什么权利漠视他们呢？
地阔天长，关山难越。近十几年，虽然与杨利民同志见面少了，但每当想起他，我常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
（一）
1999年6月，中央决定杨利民同志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与他同时调动交流的4个省的组织部长，有的是提拔交流，有的是从经济发展后进的省调往经济发展较快且很有经济实力的省，而唯有杨利民同志是从内陆省平调到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的。
杨利民同志坦然面对这一切。他想：“此身既许国，何须问升沉？”他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想，平调是党对自己的考验。入党不是入股，在我们这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里，永远无“红利”可分。于是，杨利民同志毅然赴内蒙古履新。
据当时任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的张平江同志回忆，杨利民同志到呼和浩特下车伊始，即看望了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一一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及家庭困难。他遵循毛泽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教诲，在到任不足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深入呼和浩特、包头、乌盟、巴盟的厂矿、农村牧区和街道社区调查研究。他主动接触、接待了大量的干部群众，与他们谈心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亲自着手处理许多棘手的、以前无人过问的和一些领导都回避躲着的信访难题和具体问题。张平江同志说：“杨利民同志从就任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推到了内蒙古组织工作的前台，把自己推到了解决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前台。”
“新官不理前任旧事”，这是古往今来很多官僚不愿卷入矛盾之中的遁词。杨利民同志没有那样做，他无私无畏。还是在甘肃省委组织部长任上时，他就对我说，他不愿使自己混成一个浑浑噩噩的“官油子”，他要当个明白官。初涉内蒙古政坛，他仍没忘自己的信条。
张平江同志说：“我常常想起1938年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干部政策》讲演中的话。陈云同志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杨部长在履行组织部长的职责中，用他的政治品质、领导才干、人格力量和一颗总在温暖人的心，很好地实践了这四句话。
张平江同志说：“杨部长到内蒙古工作一开始，就主动与广大干部进行了近距离接触。他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干部、熟悉干部。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待人以诚的品德，在全区上下有口皆碑。仅在组织部机关，杨部长每年接待的来访干部都在100人以上。来访的人形形色色，反应的问题五花八门。不管是哪一级干部，不管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只要来访者要求见部长，一般情况下他都亲自接待，耐心听取来访者反映问题和提出意见。”2001年7月，杨利民同志到赤峰元宝山露天煤矿调研时，与矿上的车间主任武杰有短暂的接触，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一个多月后，武杰怀着激动的心情致信杨利民同志，表达他对杨利民同志的敬重和思念之情。他看到信后，即写信给武杰，深情地回忆起在元宝与职工水乳交融、一起叙谈的难忘情景，勉励武杰努力工作。
情义无价。人生来是平等的。当你站在老百姓面前，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没有了奴隶总管的架势，没有了教师爷的派头，尊重老百姓以的存在，给予老百姓以做人的尊严，那从老百姓心底发出的真情就足以震撼你的心灵。
张平江说：“杨利民同志在干部问题上坚持原则，一身正气，同时又融入了真挚的情感和浓厚的人情味。组织部长历来是一些跑官要官的人的重点‘攻关’对象。在这些人面前，杨部长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和鲜明的态度。在杨部长面前，这些人无论采取什么攻势，都找不到打开缺口的缝隙，只得望而却步。下班后，杨部长从来都闭门谢客。那些想进他家的人，很难敲开他家的门。但，杨部长绝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对于干部职务上的合理要求，他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和t知人善任，的原则出发，从不用生硬的态度简单拒绝或板起吏部大官面孔动辄训斥，而是充满理解、关心和爱护之情，与来人分析其利弊。一些盟市、厅局的干部不止一次对我讲，杨部长正派、真诚、实在，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杨部长能理解人。政策、规定和原则经他讲出来，事情办不了，你心里也舒坦。对于一些干部正当合理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总是尽可能地把问题解决好。”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位干部对自己从市长的岗位上调任厅长有抵触情绪，说什么都不去参加市上宣布新老班子任免的会议，并且声言如果非要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在会上放“炮”。杨利民同志登门到这个干部家中与他谈心。这个干部被杨利民同志的真诚所感动，不仅参加了会议，还在会上作了顾全大局的表态发言。
2003年11月，笔者奉敦煌市委、敦煌市人民政府命令去呼和浩特接受杨利民同志为敦煌市图书馆捐赠的价值7万余元的图书。在呼和浩特，老友相见，都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笔者只记得了他说的一句话：“在内蒙古我物色、举荐了一批干活的人。”杨利民同志就是用自己的真诚赢得了内蒙人民的心。2001年底，在内蒙古第七次党代会上，杨利民同志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二）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2003年春天，“非典”袭击了我国的一些地方。4月初，“非典”疫情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蔓延，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全盟7个旗市仅剩中旗一块净土。巴盟成为内蒙古“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盟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之中。巴盟的“非典”疫情牵动着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心。
4月27日，杨利民同志率领的工作组来到巴盟。
防治“非典”，这显然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旦你亲临前线，不论你是统帅，还是战士，都有死亡的危险。在那里，每个人生命的价值都是同等的。所以，亲临防治“非典”前线，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生死考验。然而，杨利民同志慨然抱着赴死的决心来到了前线。
《巴彦淖尔报》记者马桂贤在《责任重于泰山》一文中说：“杨利民同志到了前线，即夜以继日地帮助督查协调‘非典’防治工作，他马不停蹄、人不下鞍。27日下午听取盟防控指挥部工作汇报，晚上听取磴口区疫情汇报。28日，上午到河大、维信公司、恒丰公司检查防控工作，中午暗访临河火车站、农贸市场、商店；下午到巴盟疾控中心看望医务人员、检查社区防控措施和‘非典’中心建设情况；晚上召开盟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针对了解到的突出问题，提出加强防治工作的措施；29日，到磴口县了解全县防治情况，检查巴彦高勒镇小北盖村整体隔离措施。
“巴盟医院、临河市医院、临河铁路医院、磴口县医院是收治‘非典’患者的主要医院。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疫情发展，寻找有效的防治措施。杨利民同志多次只身到这些疫情重灾区。磴口县疫情最重，他先后去了4次。在疫情高峰时，磴口县医院住满了‘非典’患者，一批批医护人员被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该医院医疗设施差，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隔离保护条件，人心不稳，士气低落。杨利民同志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赶往磴口县医院，与院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对医院工作给予肯定，并对医院存在的问题提出整顿改进意见。一席话消除了医院领导的顾虑，鼓舞了医护人员的信心。
“一天午饭后，杨利民同志偶尔听医疗专家说磴口县医院在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采取挂三层布帘进行隔离的临时措施效果不好时，他二话没说直奔磴口与县领导商量解决办法，提出用隔扇和隔离门代替白布帘。此议落实后，他回到临河已是深夜12点了。县领导组织32名木工在马路上干了两天两夜，终于把隔扇和隔离门做好了，在最短时间完成了瞪口县医院病区的隔离改造，从根本上控制了医院交叉感染。”
马桂贤同志在文中还说：“工作组来我盟时，正是我盟‘非典，疫情最严重时。感染病人每天都在增加，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我盟干部群众心急如焚，工作组心急如焚，杨利民同志更是心急如焚。千方百计控制疫情蔓延便成了当务之急。
“我盟经济条件落后，医疗条件更落后。172万人的地区没有一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包括盟医院在内的几家医院医疗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医疗设备严重不足，医疗力量总体水平低，传染、呼吸方面的医疗人员十分紧张。特别是高层医务人才更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力不从心。工作组带来了我们急需的价值90多万元的急救车、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之后又多次与自治区防控指挥部联系，紧急调运了一批价值420多万元的设备。这些设备的及时配置，为我盟救治‘非典，病人，提高治愈率创造了条件。
“医疗专业人才缺乏，始终是制约我盟控制疫情，提高治愈率的重要因素。工作组积极帮助联系国家卫生部、兄弟省市和地区派医疗专家支援我盟的救治工作。杨利民同志更是多次打电话给包头、乌海等地领导，告知巴盟严重的疫情，希望给予医疗技术援助。很快，兄弟盟市的医疗队来了，自治区、北京、广东、江苏的医疗专家来了。
“这些专家和医疗队会同工作组的专家，很快摸清了我盟疫情难以控制、治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于是盟医院、磴口县医院整体隔离，作为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决定出台了；于是全区第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救治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医疗专家被分成专家巡诊、医院治疗、巡回医疗、培训、信息联络、治疗方案六个高效动作的协同作战小组；医院交叉传染被有效控制了，医务人员的感染率下降了，医院的感染源切断了……
“尽管如此，杨利民仍夜不能寐，病人增加他心焦，病人死亡更让他心疼。听说一位患者死亡的消息时，忙碌了一天刚端起饭碗的他就放下了筷子，他说，要能用我换来几个医疗专家，我死也心甘情愿……”
当今中国什么都可以交换，而唯有人的生命不能交换。但眼睁睁地看着“非典”病人死去时，杨利民想到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几个医疗专家，以挽救更多“非典”患者的生命！
读了《临河晚报》登载的郭首江同志的文章，我从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眼中看见了杨利民同志。
郭首江在文中说：“每来一拨专家，杨利民同志都在宾馆大厅里亲自迎接。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一直不间断地和各位专家接触、交流。为了避免传染，大家要求他适当回避医护人员。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常常把骨干大夫约到自己的住处商讨防控方案。”
为了不影响当地党政领导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够放手开展工作，杨利民同志常常拒绝他们的陪同，有意避开他们：“你们各忙各的去吧，我没有什么事儿，今天就在这儿了。”当地领导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带工作组兵分几路出动了。有时候，盟领导担心杨利民同志累坏身体，便悄悄嘱咐宾馆的工作人员，照顾好杨书记，多让他好好休息。但杨利民同志却变被动为主动，让这些负责饮食起居的“监护”做了带路人，领着工作组直奔农村疫区。有一次，当一行人来到双河镇丰河村时，恰逢该村发生疫情，已被封闭。大家劝说杨书记别进村了。可他二话没说，一脚迈进了危险区，并且与20多位农民亲切地握手，拍肩，称呼着“老人家”、“小伙子”，一再询问防治工作到位不到位，生产生活有没有困难，并耐心地向大家宣传防“非典”的知识和国家政策。深受鼓舞的群众都说，见到这样的领导，真像见到了当年的“老八路”。
5月中旬，巴盟医院一位医护人员感染了“非典”。杨利民同志得知此事后，派人送去了鲜花，并把自己随身带的收音机赠送给这位护士，叮嘱他多听听外面的声音，树立信心，战胜病魔。这位护士终于从生死线上站了起来，每当说起这些事，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杨利民同志在黄河镇卫生院检查工作时，看到里面只有一个小孩住院，忙询问详情。孩子的母亲说孩子发烧但不是“非典”，而村民谈“热”色变，纷纷回避。杨利民同志马上召集医护人员，叮嘱大家精心安排治疗，让孩子尽快出院。在巴盟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工作组即将返回呼市前，百忙中的杨利民同志还念念不忘这个生病的小孩。他掏出200元钱，又把自备的药品装了一大包，请王志诚副秘书长送去并代他探望。
杨利民同志下榻巴盟宾馆时，第一天的饮食，宾馆是按四菜一汤的标准准备的。第二天，杨利民同志就让工作组王志诚找宾馆领导谈话，要求本着节约、方便、省时的原则，以后每顿饭只准上两个菜，不求花样多，能吃饱就行。而他对专家组的饮食起居却格外关心，一再叮嘱四菜一汤一定要保证。他在吃饭时，总要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他对一起就餐的人也要求大家粒米不剩，不能铺张浪费。而在惊心动魄的“抗非”决战即将结束，就要离开巴盟的时候，他仍记着吩咐工作人员把自己和工作组成员的1300元伙食费全数交给宾馆总台。盟里赠送杨利民一行工作组的每一个人一件羊绒衫礼品，他们也全部如数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