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党河南山南麓的哈尔腾河水入敦煌绿洲，缓解敦煌夏秋之际农作物的卡脖子干旱，扩大敦煌绿洲，一直是敦煌几代人的一个梦想。上世纪50年代，每当干旱难耐，我们的先辈曾背着草木灰登冰山撒布，以求增加消融。我们的先辈曾在渣子沟、钓鱼沟做堰，掬泉以求党河增大水流。为了生存，先辈爬冰卧雪、忍饥挨饿之状，后人实难想像。
哈尔腾河在党河南山南麓的积水面积为5967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2．98亿立方米。该水流在红崖子汇集后向西南流淌几公里后即潜入地下。人们揣测，该水流是苏干湖的水源。从红崖子修筑渠首，再建40公里明渠到党河南山脚下，掘进30公里，凿通党河南山，将哈尔腾河水引入党河上游大水河，汇流直下敦煌绿洲。这就是人们朝思暮想的“引哈济党”工程。上世纪50年代，甘肃省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曾对此工程进行过勘测设计。后终因明渠所过之处沟壑纵横，凿通党河南山工程浩大，财力物力不及，且技术问题无法解决而搁浅。
1992年秋，时任敦煌市委书记的李济民曾率领市人大、市政府及市政协领导同志深入红崖子、党河南山山麓踏勘。此次踏勘，仍为着凿通党河南山，引哈尔腾河水入党河以增加党河在敦煌的地表径流，开垦大量荒地，扩大灌溉面积，增加敦煌农民的收入。
本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
2003年4月，酒泉市副市长王喜成在敦煌召开有肃北、阿克塞及敦煌三县市主管农业、水利的县市长参加的“引哈济党及党河流域电力梯级开发会议”。“引哈济党”工程在被搁置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提起。此会之后，王喜成同志又经过调查研究，对“引哈济党”工程赋予新的意义。他认为，多年以来，由于敦煌人口与耕地的急剧增加，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加剧，境内地下水位连续30年下降，湿地萎缩，玉门关、马迷土及弯腰墩一带绿色屏障退化，风沙灾害频繁，致使敦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敦煌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引起肃州、阿克塞的生态恶化。这些问题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扭转，敦煌、肃北、阿克塞人民将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罕见的地理景观月牙泉将干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将面临第二个楼兰古国的厄运。所以“引哈济党”工程势在必行。这就把“引哈济党”工程与保护敦煌、肃北、阿克塞的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
同年7月，王喜成同志和敦煌市副市长张平、酒泉市水电处处长王正强等，陪同所邀请的国家工程院院士刘昌明、中央水利部高工何文恒、清华大学水文水资源研究所教授王忠静等人来到敦煌，对“引哈济党”工程进行咨询论证。下车伊始，专家们即前往哈尔腾河汇流处红崖子、苏干湖等地，对那里的水资源、植被、畜牧业状况进行了考察。专家们对敦煌情有独钟，不顾劳累，又深入玉门关、后坑子、马迷土及弯腰墩，目睹了此处天然植被的退化和敦煌西部绿色屏障因半个世纪以来疏勒河断流而导致的即将消失的惨状。
钟情敦煌，关注敦煌，专家们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一致认为“引哈济党”是个好工程，将这个调水工程列入保护莫高窟的敦煌绿洲国家计划，他们信心十足。
经过充分论证，刘昌明院士与各位专家对“引哈济党”工程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新思维。
他们认为：“哈尔腾河流域及积水的面积1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人均0．12人。此区域地处高寒，海拔3000米到4000米，既不适于人类居住，也不适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可以认为哈尔腾河的水资源基本闲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他们认为：过去我们做的南水北调东、中二线工作，都是将水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区域调往人口相对稍少，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而现在论证的“引哈济党”调水工程则是将水从人口稀少，基本没有工农业生产的区域调往人口稠密，农业生产发达的区域。“引哈济党”可以说是西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他们认为：“引哈济党”有望使玉门关、马迷土、弯腰墩一带有地表径流，遏制敦煌绿洲地下水位继续下降的趋势。所以“引哈济党”是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的绿色屏障，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莫高窟、保护沙漠奇观月牙泉、保护敦煌绿洲的生态环境工程。从此意义上讲，无论怎么说“引哈济党”工程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他们认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们应把保护大、小苏干湖的生态环境与保护敦煌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而不应对立起来。将哈尔腾河8000万方水调往敦煌，对调出区的生态环境影响轻微。
他们认为：从种种现场观察的迹象表明。大、小苏干湖的补充水源不仅仅是哈尔腾河。
他们认为：遵循国家“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调水”的原则，敦煌农田节水，城市节水，控制人口，控制城市规模的任务很重。
“引哈济党”从旧有的思维提升到新思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无疑，这是思想的升华。这是我们最后认识到人与自然环境应永远处于和谐统一之中的真谛。看来，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