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纪永元即向敦煌县文化局汇报了他要办个书画社的设想。他认为，面对敦煌文化，面对敦煌艺术，前人栽树，我们后人不能老躺下歇凉，我们后人在继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方面责无旁贷。
一个农民，把继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方面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付诸行动，这种使命感和自觉性，在当时并不多见。
尽管办书画社还在酝酿之中，就已得到亲朋好友的激烈反对。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工资菲薄，但那毕竟是一份难得的工作。眼下肚子还没吃饱，哪有闲钱做那些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个农民办书画社实在不可思议。纪永元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纪永元自己也有顾虑，书画社一旦办起，自己各方面捉襟见肘，维持不下去咋办？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冒险。此时，只有敦煌县科委主任张德仁坚决支持他单干，走自己的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同时，原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胡凯儒，也积极支持他建书画廊，开拓书画事业，并为他出谋划策。
上世纪80年代前后，“单干”、“私营”是邪恶和离经叛道的同义词。但对艺术的追求，对创业的渴望，使纪永元魂牵梦萦，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想，靠自己的手艺，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切磋技艺，研究学问，不会酿成大错。
1982年底，纪永元终于冲破种种顾虑，决定办鸣沙书画社。为了使书画社有一种文化氛围，他想将来的书画社应该是个古香古色、幽静高雅的场所。建这样的地方，他力不从心。最后，他看中白马塔村一户农民在土地改革时分给的一座地主家的大上房。纪永元拿出仅存的几百元钱，又四处借账，用近万元买下那座大上房，并把它搬迁到鸣沙山脚下。
1983年7月1日，鸣沙书画社开张，纪永元任社长。
纪永元创办鸣沙书画社的初衷，是把它办成艺术家和书画爱好者切磋艺术、从事书画活动的“沙龙”，把它办成展览、销售书画作品和工艺纪念品的场所。但书画社一经开张，那座大上房竟成了中外游客、党政要员歇脚、喝水、浏览书画作品的接待站。从此，月牙泉、鸣沙山在此之前无人管理、无路行走、无处歇脚的荒凉状况彻底改观。纪永元厚道，诚直，他鉴于鸣沙书画社在鸣沙山下的存在已大大超出了他创办的初衷，便费时费力扩大了场地，整修了通往月牙泉、鸣沙山的道路，设置了人们在此小憩的设施，印制了月牙泉、鸣沙山的说明书，聘请了讲解导游人员。每有中外游客、学界名流、党政要员，即使是普通老百姓来鸣沙山、月牙泉游览，在鸣沙书画社歇脚，纪永元都热情接待，冬天准备茶水，夏天准备瓜果。人们在鸣沙山书画社歇脚，不但得到了休息，还浏览欣赏了字画，得到了艺术享受。一时，出入鸣沙书画社的中外游客摩肩接踵，应接不暇。一时，鸣沙书画社名闻遐迩，人气鼎盛。它俨然成了敦煌市委、敦煌市政府及各部门的接待“沙龙”。在此期间，鸣沙书画社先后接待了谢觉哉的夫人、西路军老红军王定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汪文克等要人。
鸣沙书画社的成功，使纪永元看到了社会对文化、对书画艺术的渴求。当我们无私地满足了社会和人民对文化、艺术的渴望之后，当你善待了这份渴望之后，当你为社会为人民尽了义务、做出了奉献之后，社会和人民对我们的回报会是惊人的丰厚。这一点在纪永元经营鸣沙书画社的最初几年里已深深感觉到了。
为了团结培养一批敦煌的书画人才，纪永元与鸣沙书画社的同仁奔走、呼号，征集、装裱了很多敦煌籍青年人的书画作品，与敦煌市政协举办了几届书画展览，开了敦煌近代以来文化艺术活动的先河。
虽然追求艺术多年，但没有受过艺术的科班教育，没有在高等学校艺术殿堂里受到熏陶，总是纪永元的心病。1987年秋，纪永元走进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受到在工笔人物画方面很有造诣的杨树德、路宝增、何家英等教授的指点。在天津美院两年，纪永元在绘画理论、流派及绘画技法方面得到了谢稚柳、范曾等大家的教诲。
纪永元在天津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后回到家乡，即在画家范有信的帮助下，与敦煌书画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祁铭发起组织，办起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敦煌分校，纪永元任校长。该校前后共办三届，招收书法、绘画6个班，共毕业学生154名，为敦煌培养了一批书画人才，使敦煌文化艺术后继有人。老百姓办学，困难可想而知。在办学期间，他竭尽全力为学校寻找教室，聘请教师，筹措经费。让像他一样的青年能受到美术教育，苦学成才，是他长期以来的夙愿。今天学校终于办起来了，即使有很多困难，他也要坚持下去。当时，市委书记杨利民和市长张志刚、王喜成常去学校听课，极大地鼓舞了纪永元办学的信心，鼓舞了全体学员奋发图强的信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从书画函授分校毕业的学生，今天都已成为活跃在敦煌书画艺坛上的闯将或政治宣传工作方面的骨干。
如何使敦煌艺术从佛教教义的宣传中解放出来，使敦煌艺术走出神秘的佛教殿堂，与人民生活相伴，回到人民生活中，使人民享受到艺术，通过耳濡目染，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借助敦煌艺术产业，促进经济发展，都是纪永元十几年来思考的问题。1988年，他在天津美术学院进修时，参观了“贵州蜡染进北京”的展览，使他深受启发。他当即去贵州考察。由此，纪永元萌生出以敦煌艺术为内容，发展一种文化产业的思路。他派人去贵州学习。之后，蜡染技术即引进敦煌，设厂生产。从此，用蜡染技术生产的以敦煌壁画为内容的桌布、门帘、背心、信插、凉帽、旅游包及壁挂等人民生活实用物品，便出现在敦煌城乡及各个风景名胜旅游点。这些工艺产品受到老百姓和专家的赞赏。他不断创新，又引进、组织生产了黄杨木雕、丝毯、壁挂等旅游纪念品，并给这些工艺品赋予了敦煌艺术内容，使这些工艺品成为目前敦煌旅游市场上经久不衰的畅销产品。
为了敦煌整体的利益，为了宣传敦煌，纪永元投资三十多万元，制作了风光片光盘。此光盘获中国影视协会风光片一等奖。
经过二十多年的奔波，学习，磨炼，纪永元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日渐成熟。他的作品应邀去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省展出。尤其他的近百幅作品在台湾巡回展出，向台湾人民介绍了祖国敦煌博大精深的艺术，使台湾人民了解了祖国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同种同根同宗同源的不可分割的血肉亲情。
鸣沙书画社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使纪永元认识到，让人们只从莫高窟了解敦煌艺术是不够的，还应该让游客了解整个敦煌的历史、文化、艺术，才能使游客更全面地认识敦煌。欲达此目的，敦煌的两关，尤其是阳关在形成中国的边塞文化、边塞诗歌，形成敦煌文化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敦煌两关这个切入点，人们可以完整地认识敦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纪永元有了在阳关建立博物馆，在阳关脚下集中展示敦煌历史、文化、艺术的设想。通过博物馆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及文物陈列，使抽象的敦煌文化变成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敦煌文化，使阳关、祁连山、大漠融为一体，和谐统一。为此，纪永元跑遍了全国各大博物馆，请教了无数的专家学者。他决心要将阳关博物馆建成博物馆中的精品。
纪永元对建立阳关博物馆的执著、苦心，深深感动了全国很多文化、艺术及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尤其是纪永元为了弘扬故乡的文化历史，为了展示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的痴心，不为一己私利而表现出的文化意识和觉悟，更给很多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似乎在遥远的边塞寻览到了知音。因此，人们都愿意帮助他。比如陕西建筑设计院总工王铮、西北市政设计院总工邓延复、上海现代设计公司总工邢同和及初师宾、吴扔禳、李正宇、李并书、樊一、那拉、李兵等专家学者，都曾为纪永元出谋师划有志者事竟成。阳关博物馆经过近四年的建设，终于在2003年8月建成开馆。整个建设过程中耗资2000万元，其中自筹1000万元，向银行贷款800万元。
阳关博物馆一经建成，就成为中外游客认识敦煌、了解敦煌的窗口。它向世人展示着现代敦煌人大度、大气的风采，向世人展示着纪永元在建设敦煌新文化方面的大手笔。
阳关博物馆建成后不久，在博物馆举行了有罗哲文等著名学者参加的“丝路飞天奥运之光”丝路考察活动的出发仪式，举办了“千年阳关寻梦金秋敦煌之旅”文化活动的开幕式，配合甘肃省政府接待了以议长特德·史蒂文斯为首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接待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程思危、许嘉璐，接待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等客人。
阳关博物馆开馆一年多来，它的建筑风格，雕塑，壁画，它的陈列内容，都得到了社会各界及全国专家学者的较高评价。有的人说它是利用敦煌古文化，建设敦煌新文化的典范。有的人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民众参与文博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有的人说它是将古建、环境、地形地貌融于一体、和谐统一的典范。“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假设我们至今仍囿于旧的思维，抱残守缺，剥夺一些人创造的权力，纪永元至今仍固守在中渠乡的土地上，充其量是一个生产队的劳力。然而，一旦时代赋予他参与的权力，创造的权力，纪永元便开创出了一般人做不出的业绩。
回首逝去的历史，多年来在政治上对一些人的偏见与歧视，对一些人在劳动权力、财富分配、招干、招工、升学、参军等方面权力的剥夺，一方面导致千千万万的英才被埋没，使他们失去了为国为民效力的机会；另一方面却使这些人奋发向上，不自暴自弃，学会了一门安身立命的本事。而那些在政治上有优越感的，自以为戴着红“帽子”的人，自以为自己的一切都由党、由社会主义安排好的人，则往往浑浑噩噩，无所用心。
后来，当我们把那些有优越感的人，自以为戴着红“帽子”的人，与社会主义的脐带割断之后，把所有的人都公平地放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之后，我们看到跑在最前面的是那些曾被歧视的人。因为机遇总钟爱有准备的人，这一点已被纪家弟兄及那些曾被歧视的人的今天所证明。
在纪永元的书房里挂着这样一副楹联：“家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这副楹联将警示、激励纪永元拼搏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