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往往在个人的意志中，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些人的悲剧。如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在希腊城邦多数人的同意下被处死的。再如1959年7月，彭德怀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被多数人一致同意戴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的。
（四）
纪家老三叫纪开元，出生于1950年7月。1957年春，敦煌县第三乡（杨家桥乡）人民政府动员农户迁往新建的东湾农场落户。纪开元的父亲纪生文，生来憨厚，胆小怕事。人家都热土难离，穷家难舍，对迁往东湾落户推三推四，不愿迁户。而纪生文一看政府脸色不对，想到那个倒霉的“成分”，立即卷起铺盖，领着全家老小迁到东湾农场。
1959年秋，纪开元到东湾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初建，学生坐的凳子、写字的桌子都是土块做的。1960年冬，东湾农场断粮。为了活命，人们把榆树皮、碱柴籽、谷子皮、棉花籽都当成了口粮。此时，母亲怕小妹饿死，领着小妹回了中渠老家。场部领导发现纪家有逃离农场之意，当即扣发他们的那一点赖以活命的口粮。其实所谓“口粮”，只是谷子不去皮在磨上过一遍后的谷皮与米的混合物。此年年关将近，纪开元的大哥纪忠元从兰州大学回到老家中渠。当他听说父亲和四弟饿倒在东湾时，即带领诸弟前往探望。他们于傍晚赶到东湾时，父亲与四弟正对着一锅开水发呆。这天从早到晚，父子粒米未进。因长期饥饿，父亲浑身浮肿。纪忠元目睹此惨状，即收拾铺盖，背上锅碗，扶着父亲，背上四弟，连夜逃离绝境。饥饿、浮肿，使父亲走不动路，走走停停，从东湾农场到中渠老家不过30里之遥，他们竟一直走到第二天太阳倒西。
1961年冬，纪开元11岁了，长期饥饿，使他走不动路。家里没有柴烧，他还要天天拾柴。纪开元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13岁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虽然父母、二哥纪孝元天天出工不断，但由于地里不打粮，纪开元兄弟只好外出干活。干的都是重活却挣不上钱粮，所以每到开春，纪家常常因缺粮而断顿，揭不开锅。
1966年春，敦煌“四清”运动开始，一时，昨天都还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在地里干活的地主、富农子弟，今天却变成了青面獠牙、明火执仗的“敌人”——贫下中农开会不要他们，组织民兵不要他们，组织青年突击队不要他们，组织“红卫兵”更不要他们。而那无休止的垫牛圈、修路、挖渠的“义务”劳动，却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在无人处哭泣，他们想把心掏出来给众人看，到底自己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们在黑夜里呐喊：先人欠下的账为啥要我们还？
1969年冬，纪开元被生产队派去修“七。四”战备公路。翌年秋，此公路完工后，他又上了党河水库工地。
1972年秋，纪开元从水库工地回到队上后，生产队又派他去打砖坯。当时，生产队要建砖窑，从邻村请了窑匠。砖窑建成要点火时，窑匠鉴于纪开元勤谨，打的砖坯周正，即点名要纪开元负责烧窑。但队长说，烧窑是重要活，地主的子弟不能干。窑匠给队长来了横的，说：“你不让纪开元烧窑，我就不给你的砖窑点火。”队长无法，只得让纪开元烧窑。烧窑的活比较整齐，虽时时操心，但不出大力。闲时，纪开元静下心想着自己今后的出路。他想，人家贫下中农的子弟这几年有的招干，有的招工，有的参军，都奔出去了。那些事，自己都不能想，但学个手艺总行吧。这样，纪开元便抽空到敦煌城拜师，学会了拉黄面的手艺。那时，敦煌农村普遍贫困，婚丧嫁娶多用黄面招待客人。此时，每有人家过事，都请纪开元去拉黄面。纪开元手艺精湛，为人厚道，给人帮忙尽心尽力。每拉一次面，人们都给他十多元钱的报酬。一时，纪开元的拉黄面手艺在杨家桥公社名声大噪。
有一年冬，生产队开会讨论今冬挖不挖梢根的事。纪开元想，每年下湖滩挖梢根总都少不了自己，今年他不想下湖去挖梢根。他说：“不挖。”队长雷霆大发，对纪开元喝道：“你不去挖梢根，贫下中农烧啥？你不想去挖梢根，我偏叫你去挖梢根！”纪开元在北湖挖梢根时看见那儿的甘草长得壮实，他便在完成每天挖梢根的定额任务后，挖了一点甘草。每次回家，他就把几十斤甘草偷偷卖到敦煌药材公司，得几十元钱，补贴家用。此事没干上几回，即被生产队发现，将他拉出来批斗，指控他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纪开元害怕贫下中农专政的威力，即将自己共计挖了多少甘草，得了多少钱的事实和盘托出。生产队从纪开元的劳动所得中扣除了他挖甘草的所得。
1979年春，敦煌修造厂看中纪开元的拉黄面手艺，指名要招纪开元为合同工人，到厂食堂做饭。但队长不准纪开元去修造厂当合同工。队长说，你地主分子子弟就安安稳稳在队上劳动吧。但修造厂通过杨家桥公社说话，执意要纪开元去厂里当合同工，纪开元终于进了县修造厂。在县修造厂食堂，他既当炊事员又当管理员，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敦煌城首先活了。敦煌城里杜老大的羊杂碎馆，张武的黄面馆，万生智的敦煌拉面馆等，生意火爆，顾客盈门。纪开元见此，心里痒痒，难道咱的技术不如人？没本事？他即以老婆任玉萍的名义，在县工商局注册，在市场的一个角上开了一个小饭馆，卖鸡汤面、黄面、卤鸡。纪开元的小饭馆以诚取胜，薄利多销。夫妻俩起早贪黑，苦作苦熬。夫妻店开了5年，吃喝揽过，净赚5万元。
1985年秋，敦煌市社管局招待所对外出租，每年租费18000元。纪开元与其兄纪孝元想试一试。此事弟兄俩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定不下来。纪开元经营小饭馆多年，对经营餐饮业心中有底。他对纪孝元说：“干吧，大不了干上一两年把我开小饭馆挣下的那几个钱赔光。”
同年8月，纪开元与二哥纪孝元合伙承包的“聚仙楼”开张。到1992年秋纪孝元病逝时，兄弟二人经营酒楼净赚20多万元。
1993年“聚仙楼”由敦煌市乡企局收回后，纪开元便一心一意做房地产开发生意。至2002年，纪开元在敦煌投入2000万元，修建商品住宅250套。同年春，纪开元瞅准玉门市各部门机关将从玉门油矿搬迁到玉门镇的商机，又去了玉门镇做房地产开发。去玉门时纪开元腰包里仅有30万元现款。到2004年底，纪开元在玉门镇已投入2000万元，修建商品住宅380套。在玉门镇的开放商中，纪开元是龙头老大。
纪开元膝下仅有一女，已出嫁。他几十年奔波创业，虽赚赚赔赔，老来吃饭吃药的几个钱总还是有的。但他仍生命不息，创业不止，奋斗不止。
纪开元是自己改自己命运的典范。
纪家弟兄及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创造社会财富的精神，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
几十年来，纪开元走着一条聚财——投入——创造财富——聚财——创造财富的循环不断的路。在这条路上，纪开元将耗尽自己的精力，将耗尽自己的生命。纪开元所创造的财富，最终将属于这个社会。
（五）
纪家老四叫纪永元，生于1956年11月。他9岁时上兰厅小学。在上学前，他已经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如春播拉耧，夏天放牧牲口。他上小学那几年正赶上“文革”，一切都乱了套。学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常放假停课。到了1968年，教育实行“革命”，“学生立于田间就是高质量”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学生今天唱歌，明天掰苞米，后天批判老师。学校不是学校，学生不像学生。当时娃娃小学毕业后，谁家的娃娃可上中学，谁家的娃娃不能上中学，要实行“阶级路线”，要由生产队和学校共同批准。由于这一“阶级路线”的贯彻，一般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娃娃都被拒之校外。此时，纪永元是小学四年级。他看到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娃娃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歧视，垂头丧气，无心再继续上学了。
1968年秋，纪永元离开学校，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他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求知的欲望和总想画上几笔的爱好，使他虽立于田间，但目光总望着那座兰厅学校。劳动之余，他用化肥包装袋的纸片钉成小本本，照猫画虎，描绘连环画上的人物。他还是少年时，每年农历四月八，奶奶常领他去莫高窟进香拜佛，洞窟壁画上的菩萨、观音使他神往。那时，莫高窟的一些画家进城从二层台子下来，常住在他家歇脚。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有亲近感。他竟想，自己啥时候能和他们一样就好了。
此时，他大哥在京常来信告诫诸弟兄，第一要诚实做人，第二要面对当时社会，既不要戚戚于富贵，也不要耿耿于荣华，重要的是要学一门今后安身立命的本事。1970年，纪永元16岁了，生产队派他去修党河水库。在水库工地，他拉架子车拉运沙石堆坝。他年龄小，拉上架子车上坡下坡，往往把握不住，常有飞车坠崖而导致车毁人亡之虞。
连长鉴于此，派纪永元去上泉子为连队种菜。在上泉子种菜，劳动强度没有在水库工地上拉架子车运沙石重，而且他有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绘画。劳动之余，别人都去睡觉了，他仍坚持学习绘画，临摹样板戏的宣传画。
通过在上泉子的一段摸索，纪永元已意识到仅临摹别人的东西，要想提高自己是不行的，还要多方面涉猎，既要学一点人体解剖，还要勤于写生，更要读一点文史。从此，他对学习美术有了一点理性认识。他此时绘制的一些大型宣传画，常常得到工地农民的赞赏。
1974年，纪永元结束了党河水库的劳动，回到生产队。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后的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考虑自己的这一辈子咋过。此时，他已深深意识到地主出身的家庭将影响自己的一生。自己的这个身份已是自己头上的一道政治紧箍咒。那种政治上的歧视，那种人为制造的劳动果实分配、招干、招工、参军及升学权利上的歧视和差别，已使他深深感到只有学下一点本事，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7年7月，纪永元陪母亲去北京治病。在京期间，他得闲就去参观一些美术馆、博物馆。他有时一连几天都倘佯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作品前，久久凝视着那些美术作品。他既为自己在美术知识及功夫上的浅陋而惭愧，又为上苍对自己如此不公而不平。他觉得他今后要走的路是一条与命运抗争的路。
1978年春，敦煌文物研究所雇纪永元去榆林窟做维修、搬迁蘑菇台古建筑及临摹壁画的事。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常书鸿、孙纪元、范兴刚和关友惠，在如何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法等方面得到了他们的指点。他们都夸纪永元在学习美术方面是一位很有灵性、很有悟性的人。在榆林窟，他每天工资1元。平日，他在完成临摹壁画的工作任务后，还在老师们的指点下，学习了工笔重彩、写意画。他曾参加莫高窟的招工考试。论及纪永元的绘画功底、培养前途，大家都认为纪永元被录取没有问题。但由于当时的人们还没走出那个“成分”的阴影，纪永元最终榜上无名。同年冬，他又参加高考，报考西北师大美术系，也终因他文化底子太薄而落第。
两次受挫以后，纪永元仍旧回生产队劳动。他拉架子车，挖大口井，去粮食仓库碾米。粮食仓库一位领导惜才，给他一间房子，以便他学习绘画。出工之余，他仍埋头学习绘画。此时，他接触了仓库的保管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赵存智。赵让他观看了自己收藏的大量字帖、画册。这些纪永元从未见过的字帖、画册，使他眼界大开。
1979年冬，通过考试，纪永元被敦煌市文化馆录用为合同工，做敦煌壁画的I临摹，有时也下乡做群众文化活动的辅导。其时，敦煌成为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来敦煌的外国友人很多。敦煌市文化馆雇用纪永元来馆临摹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菩萨、观音，成小斗方，作为旅游纪念品向外宾出售，以解当时敦煌市实行的给事业单位断奶、减拨经费的困难。
在敦煌市文化馆四年里，每月都有临摹小斗方的任务定额。纪永元没明没夜地干，总能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拿到全工资。这样，他就可如数把钱交给队上，让队上给他多记些工分。那时，工分的多少决定着一年口粮的多少。
纪永元的临摹画销售顺畅，给敦煌市文化馆创收颇丰，但给他的报酬却很微薄。开始，他为此常愤愤不平。但又想，繁重的工作定额，可以强迫自己多练多画，使自己可以接触到敦煌莫高窟各个朝代的壁画，从中了解、体会各个朝代壁画的特点、风格，使自己走向艺术殿堂的脚步更坚实一点，这不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报酬吗？在此期间，他阅读、观摩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李其琼、关友惠及常书鸿等人的早期敦煌壁画的临本。在市文化馆四年里，通过对敦煌壁画临摹、阅读，使纪永元对临摹有了较深的理解。在市文化馆，纪永元有机会接触了靳尚谊、闻立鹏、苏高立、关山月、黎雄才等大家。纪永元在敦煌文化馆的四年，是他闻鸡起舞的四年，是他锤炼内功的四年，是他磨砺锋刃的四年。他就像一只船，在这四年里，加足着燃料，一旦起锚远航，它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纪永元是个有心人。他一边日以继夜地临摹敦煌壁画，一边思考着如何把飞天、菩萨、观音从画纸上转变成多种艺术形式，使其成为人们喜爱的旅游纪念品。经过几年的摸索，他首创了以敦煌壁画为内容的石头画、泥皮画及木板画。一时，这些旅游商品在敦煌走俏。
1982年夏，邓小平来敦煌。纪永元在石头上画的北魏飞天、隋代飞天，被作为敦煌人民的礼物赠给了邓小平。
纪永元在敦煌市文化馆尽心尽力工作的四年中，总想着有朝一日老天睁眼，使他能转为正式职工，端上铁饭碗。
1978年秋，纪永元与报考西北师大美术系的大多数敦煌美术爱好者一样，终因文化基础底子太薄而落第。他们不甘心，他们苦苦思索。此刻，纪永元想得比别人可能深刻一些。他认为艺术殿堂的大门永远向有志者敞开着，通向艺术殿堂的道路也不是一条。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就要闯，要闯出一条路来。他原想聚集起一些年轻人，生产工艺品，先弄些钱，再请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樊兴刚、孙纪元等教师办个绘画学习班，但终因莫高窟人手紧、任务重，此议作罢。通过几年在敦煌县文化馆的壁画临摹实践和工艺品创新，他深切意识到自己身在宝山不识宝，他想办个书画社，以文养文，使其成为敦煌的“美术沙龙”。此时，清代以吴昌硕为首的“西泠印社”给他以极大的启发。当时报道的以一些青年人为骨干的“燕京书画社”的成功，也极大地鼓舞了他。纪永元感悟到，在艺术上由一个人发起，由志同道的同志参与，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经过同志们不懈努力，成就一番事业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