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与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家族关系犹如一张大网，笼罩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它又好似无孔不入的水，渗透到中国社会意识和精神的最深处。家族成员所进行的社交活动，就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家族成员间的互动情况是本节研究的重心。
一、经济生活中所见的家族关系
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家族成员在经济生活中的联系最为密切，是家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表现。这一时期，家族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养老
家族成员在传统道德观念的支配下，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家族长辈的奉养任务。从文献记载情况看，受奉养者主要是祖父母、伯叔父母等家族三代内亲属。
例如：西汉时王莽，“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东汉沛郡龙亢人桓典，“十二丧父母，事叔母如事亲”；西晋泰山南城人羊祜，“年十二丧父，孝思过礼，事叔父耽甚谨”；北魏河间闻喜人裴谭，“粗险好杀，所乘牛马为小惊逸，手自杀之。然孝事诸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汲郡山阳人门文爱，“早孤，供养伯父母以孝谨闻。伯父亡，服未终，伯母又亡。文爱居丧，持服六年，哀毁骨立。乡人魏中贤等相与标其孝义”；清河东武城人房彦谦，早孤，“事伯父豹，竭尽心力，每四时珍果，弗敢先尝。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终礼，宗从取则焉”；南朝刘宋东海剡人徐湛之，幼孤，“事祖母及母，并以孝谨闻”；梁时平原人刘？，“幼称纯孝，数岁，父母继卒，訏居丧，哭泣孺慕，几至灭性，赴吊者莫不伤焉。后为伯父所养，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笃至，为宗族所称”；荥阳开封人郑绍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闻，奉兄恭谨”；乐安博昌人任昉，“奉世叔父母不异严亲，事兄嫂恭谨。外氏贫阙，恒营奉供养”等等。孝养家族长辈的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
另外，大功亲还兼有帮助不满六十岁亲属治疗废痼之疾的义务。如北魏太和二十一年（源怨苑年）诏：“哀贫恤老，王者所先，鳏寡六疾，尤宜矜愍。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从这项诏令规定可知，年六十以上无子孙者，期亲都有供养义务，虽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病者，大功以上亲都有供养义务。
侍寡
兄弟情同手足，兄嫂如父母。兄亡后，对寡嫂的侍养成为弟的主要责任。这方面的记载，史书不乏其例。
例如：西汉时王莽，父曼早死，“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晋太原晋阳人王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北朝南阳淯阳人乐运，“事母及寡嫂甚谨，由是以孝闻”；南朝刘宋济阳考城人蔡兴宗，“幼立风概，家行尤谨，奉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平原人刘怀慰，父死，“养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义”；梁朝南乡武阴人范云，“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家事必先谘而后行”；彭城安上里人刘潜（字孝义），“为人宽厚，内行尤笃。第二兄孝能早卒，孝义事寡嫂甚谨，家内巨细，必先谘决。与妻子朝夕供事，未尝失礼。世以此称之”；陈郡长平人殷不佞，“事第二寡嫂张氏甚谨，所得禄俸，不入私室”。
此外还有侍养寡叔母的事例，如南朝齐平原人刘怀慰，父死，“养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义”。
由上列事例可见，家族成员对寡嫂、伯叔母等的侍养更为恭谨，不但供侍以礼，甚者家事无巨细必先谘而后行。从文献记载看，奉养孤寡长辈（或平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各自为独立家庭，而给以尽可能多的照顾；一种是吸纳其为家庭成员，与之同居共爨。
抚孤
家族对孤儿的抚养在文献记载中最为多见，这说明抚孤更是家族成员在道义上应尽的主要义务，是家族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功能。对家族孤儿的抚养义务，一般是到其长大成人即婚娶之后。从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家族对孤儿的抚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次上的照顾：
第一层：一般意义上收养。
家族孤幼丧失父母后，缺乏生存能力。家族亲属将其抚养成人就成为家族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史载收养族中孤儿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
东汉，京兆长陵人第五伦，在“时米石万钱，人相食”的情况下“，独收养孤兄子、外孙，分粮共食，死生相守，乡里以此贤之”；西晋襄阳人罗尚，“少孤，依叔父宪”；高平人檀凭之，“闺门邕肃，为世所称。从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凭之抚养若己所生”；北魏清河绎幕人房景远，“天性小急，不类家风，然事二兄至谨，抚养兄孤恩训甚笃。益州刺史傅竖眼慕其名义，启为昭武府功曹参军”；晋陵武进楚人萧昭业，父死，“昭业生而为其叔子良所养”；北齐河内温人司马子如，“事姊有礼，抚诸兄子慈笃，当时名士并加钦爱，世以此称之”；弘农华阴人杨愔，“家门遇祸，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抚养孤幼，慈旨温颜，咸出人表”；北周解人柳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河东闻喜人裴文举，“少丧父，其兄又在山东，唯与弟玑幼相训养，友爱甚笃。玑又早亡，文举抚视遗孤，逾于己子。时人以此称之”；南朝刘宋济阳考城人江智渊，“兄子概早孤，养之如子”瑏瑠；南齐琅邪临沂人王俭，“生而（父）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陈郡阳夏人谢几卿，“不持检操，然于家门笃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奖训之力也。世以此称之”；陈朝汝南安城人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让、弘直，俱为伯父侍中护军舍所养”。
家族孤幼的收养义务一般多由叔伯父承担，有的则由从叔伯承担。这些家族收养孤幼的慈笃义行，常得到世人的赞叹，有些家族成员还会因此获得入仕升迁的机会。
还需说明的是，叔伯母对孤侄的抚养也有见于史书。例如：北魏晋阳太原人王椿妻钜鹿魏悦之次女，“明达有远操，多识往行前言。随夫在华州，兄子建在洛遇患，闻而星夜驰赴，肤容亏损，亲类叹尚之。尔朱荣妻北乡郡长公主深所礼敬。永安中，诏以为南和县君。内足于财，不以华饰为意。抚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亲类，所在周洽”；北周卢柔，“少孤，为叔母所养，抚视甚于其子。柔尽心温情，亦同己亲。宗族叹重之”；南朝刘宋陈郡阳夏人谢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叔伯母对孤侄的收养，可以说是代叔父尽家族义务，可谓难能可贵！深为世人所礼敬。
第二层：抚育成人后为其婚娶。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家族亲属不但承担收养族中孤幼的义务，而且待抚养成人后还为其操办婚事。例如：
西汉时王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南朝刘宋济阳考城人江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皆并幼稚，抚育姻娶，罄其心力”；梁时平原人刘？，父母继卒，“长兄洁为之聘妻，克日成婚，訏闻而逃匿，事息乃还”。文献记载中此类事例不很多见，主要可能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因为根据一般家庭的经济能力，抚养孤幼成人已很不易，为其成家多数不太可能。而有能力为孤幼婚娶的富裕家庭或官僚家庭，也只是家族观念较为浓厚者的义举，不是家族近亲属所应尽的责任。
第三层：让财与孤。
文献记载中对孤儿的抚养还表现为将家财、田宅及奴婢等推让给孤侄，这是家族抚孤的更深一层爱护。让财与孤应该是发生在孤儿冠娶之后，是在其成家后帮助其立业的义行。让财与孤兄弟子的史料较为多见，然明确为冠娶后分家让财的仅见圆例：
东汉东平任城人郑均，“失兄，养孤儿兄子甚笃，已冠娶妻，出令别居，并门，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赈给之”；南齐何伯癗，“养孤兄子，及长为婚，推家业尽与之”。
其他让财与孤的事例，明确已分家异财，但发生在冠娶前后不详。例如：
东汉上党屯留人鲍永，“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南阳湖阳人樊梵，“为郎二十余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官至大鸿胪”，樊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后特补为尚书郎；西晋高密淳于人徐苗，“性抗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痈，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于是“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朝廷嘉其义行，“郡察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皆未就；北魏河间闻喜人裴修，“次弟务早丧，修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此类重义轻利的义行深得社会舆论的称赞，朝廷也或会因此对这些人加以征辟任命。
第四层：同居抚恤。家族亲属的抚孤义务多止于其成家，然后就分居了。但也有抚养成人后仍旧同居相恤的个别情况。不过这种同居一般也不会超过二三世。例如：
北魏河南洛阳人山伟，“弟少亡，伟抚寡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不营产业，身亡之后，卖宅营葬，妻子不免飘泊，士友叹愍之”；昌黎棘城人韩子熙，“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肃宗诏遣按检，弼遂大见诘让”；南朝陈郡阳夏人袁昂，“幼孤，为彖所养”，致书喻言：“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每假其谈价，虚其声誉，得及人次，实亦有由。兼开拓房宇，处以华旷，同财共有，恣其取足。尔来三十余年。怜爱之至，言无异色，姊妹孤侄，成就一时。笃念之深，在终弥固，此恩此爱，毕壤不追”。
通过这一系列家族抚孤慈幼的义行，家族孤幼的生活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使得整个家族关系处于融融情意之中。家族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得以最充分最现实的体现。济贫对家族成员中需要帮助的贫乏落魄者慷慨解囊，也是家族亲属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从文献记载中可知，实行赈施者多为家族中的官僚阶层，他们或将俸禄赏赐分赡给亲族贫乏者以解危救困。其事例史载颇多。例如：
北齐弘农华阴人杨愔，“重义轻财，前后赐与，多散之亲族，群从弟侄十数人，并待而举火”；敦煌人宋游道，“历官严整，而时大纳贿，分及亲故之艰匮者，其男女孤弱，为嫁娶之，临丧必哀，躬亲襄事”；北周京兆杜陵人韦孝宽，“亲族有孤遗者，必加振赡。朝野以此称焉”；南朝梁时东海剡人徐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河东闻喜人裴子野，“在禁省十余年，静默自守，未尝有所请谒，外家及中表贫乏，所得俸悉分给之。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张缅“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还郡，并供其母赈赡亲属，虽累载所畜，一朝随尽，缅私室常阒然如贫素者”；东莞莒人孙谦，“从兄灵庆常病寄于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孙谦妻子慢待病中的从兄而遭致离弃；陈朝东海剡人徐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无所营树，禄俸与亲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至乏绝”；吴兴武康人姚察，“值梁室丧乱，于金陵随二亲还乡里。时东土兵荒，人饥相食，告籴无处，察家口既多，并采野蔬自给。察每崎岖艰阻，求请供养之资，粮粒恒得相继。又常以己分减推诸弟妹，乃至故旧乏绝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通过这些雪中送炭般的救济，使许多贫困乏绝者在危难之际渡过难关。
家族成员间经济上的救助更具体地表现在丧葬事宜之中，这是家族主要的聚族活动形式。例如：
东汉建初元年（苑远年）“昆弟六人造冢刻石”记载：“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建冢地直三万钱。”这是仅见的昆从兄弟集资买置家族墓地的实证资料。实际上，即使宋以后集资购置家族墓地的情况也很少见。多数情况仍是将父祖遗留下来的田土割出一部分作为子孙墓地。这两种家族墓地的形成前者是“横向形成”，后者是“纵向形成”，其所反映出来的家族观念在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昆从兄弟集资买置“横向形成”的家族墓地，所反映的家族观念比较强，是一种有意识的聚族活动。相反，继承父祖遗产的墓地，则是一种自然传承，家族观念也渗透其中，但并不如“横向形成”的家族观念浓厚强烈。
再如，北朝汲郡徐孝肃，“祖父母、父母墓，皆负土成坟。庐于墓所四十余载，被发徒跣，遂以终身。其弟德备终，子处默，又庐于墓侧。弈世称孝焉”；南朝刘宋会稽永兴人郭世道，“母亡，负土成坟，亲戚咸共赙助，微有所受，葬毕，佣赁倍还先直”；吴兴乌程人吴逵，“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唯逵夫妻获全。家徒壁立，冬无被裤，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此诚无有懈倦。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送终之事，亦俭而周礼。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尽管吴逵家庭遭饥荒、疾疫的侵袭后已是“家徒四壁立”，在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状况下，为安葬过世的家族成员他们昼夜劳作，无有懈倦，在期年中造七墓十三棺。此义行得到邻里的赞扬，太守张崇之、王韶之欲以擢迁，遭其拒绝。
还有南朝宋时沈林子，“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南齐义兴人吴达之，“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南朝刘宋时刘钟，“自陈情事，改葬父祖及亲属十丧，高祖厚加资给”等。
可见，在家族遇有丧葬大事时，家族成员往往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帮助。尤其是这些平民家族成员间的丧助，更充分反映出家族成员间在经济生活中彼此强烈的依赖性。通过丧葬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家族成员间的感情，使人们的家族认同感得到进一步强化。
让财
家族成员间推让田宅、家财、禄俸等重义让利的行为在史书中也不乏记载。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