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刚毅。椿、津恭谦，与人言，自称名字。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寐阁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但时人所称的“当世莫逮”的“男女百口，缌服同爨”的杨氏杨播兄弟也仅此一世而已。杨播死后，杨椿已不再奢望其子孙长期同居共财下去，而只是“愿毕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但就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史载，椿子昱：
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从祖父。舒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而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乃集亲姻泣而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匆匆便求离居？”不听。遂怀憾焉。经杨椿努力，同居关系暂时得以维系，但此时杨播子孙已是“时有别斋独食者”。而杨舒妻元氏与杨昱等矛盾越来越深，几致杨昱等于死地。
我们用动态的发展的视角去看上述为世人称道的典型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同居情况，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兄弟同居共财如果还能够真正实现，那么，三世、四世同居共财就很难维持下去，很多情况下是在同居的第二、三代开始出现分居异财。理性地分析一下统治者和社会舆论对三世同居、兄弟同居的情况大加赞扬或奖励，也恰可反映出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中的稀少，而见于史书记载的累世同居大家庭也只是统治者为了教化而将社会现象中存在的特殊典型事例大力宣扬的结果。
实际上，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兄弟别居异财的具体事例更是俯首可拾、比比皆是。无论是在两汉，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居异财的现象都是大量存在的。例如：
西汉时河南人卜式，“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至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东汉会稽阳羡人许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可见，许武与兄弟分财合于礼，故并未遭到非议，只是其因分财不均而取大讥。足见分财异居已司空见惯，为社会所普遍承认。
汉安帝时汝南薛包，也是以不分异而著称，“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殴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尽管薛包极力维持子弟同居共财，但分居异财已为客观趋势，也只有听其中分其财而无可奈何。
东汉郑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注曰：“养孤儿兄子甚笃，已冠娶，出令别居，并门，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赈给之”。可见，好义笃实的郑均，尽心抚养孤兄子而为世人所称，而在兄子冠娶后也是推财别居。
汉和帝时，许荆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注引《谢承书》曰：“郴人谢弘等不养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还供养者千有余人”。又如何敞，迁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许荆、何敞的宽和仁政，也恰好从另一角度说明父母兄弟别居异财的现象非常之普遍。而许荆、何敞的教化，也只是使不供养父母者还供养父母而已，并未能使之同居共财。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分居异财的现象仍极普遍，分居让财之例仍被特别推奖。例如：西晋渤海南皮人石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高密淳于人徐苗，“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对其轻财贵义之举，“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北魏河东闻喜人裴修，“早孤，居丧以孝闻。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次弟务早丧，修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北周于谨，“平江陵，所赠得军实，分给诸子”；宋琅邪临沂人王昙首，“兄弟分财”；南郡枝江人刘凝之，“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梁朝天水西县人杨公则，“为人敦厚慈爱，居家笃睦，视兄子过于其子，家财悉委焉”；夏侯亶，“父忧解职。居丧尽礼，庐于墓侧，遗财悉推诸弟”；陈朝长沙临湘人欧阳癇，“少质直有思理，以言行笃信著闻于岭表。父丧毁瘠甚至。家产累积，悉让诸兄”等等。说明分居异财在这一时期仍为社会的通常现象，社会舆论也未有薄议者，相反，对于父子兄弟间推产让财的行为还给予赞扬。可见，分居异财乃为礼俗、社会舆论所认可。
不过，这种分居异财的情况南北方有些差异。在南方多为父母在即已分居，史载南朝刘宋时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朗上书言江南的情况，“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隋书·地理志》亦载川蜀一带，“小人薄于情理，父子率多异居”；岭南诸蛮，“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而北方兄弟析产异居多在父母亡故之后，如《风俗通义》“过誉第四”载：“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让财与兄，将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种。”有些地方，父母亡故之后兄弟仍不分家，直到兄弟一方亡故后，才与侄辈分家。如前文所列薛包、徐苗、裴修等例即是；又如《风俗通义》“过誉第四”所载：“传称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费，此则然矣。”由此或可推知，北方比南方较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形成主干家庭或主干—联合家庭。因而，南方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要少于北方。
但是北方也有父母在而分居者，史载：“蛮俗：婚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别居”。北齐颜之推言：“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史称这种父母在而分居异财的情况是受南方风俗的影响。如《魏书》作者魏收说河东闻喜人裴植，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北方这种父母在而分居异财的情况是否都是受南方风俗的影响，还很难说。不过，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分居异财的风俗大体一样，只是分居的早晚不同而已。
通过以上对文献记载中同居共财大家庭具体实例的分析，发现它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是很少见的，即使同居也是短暂的，分家析产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官僚贵族，还是豪强大族，抑或平民百姓，他们的家庭结构基本上都还是以小家庭为主。持大家庭之说者误将历史上罕见的特例视为通相，或者以静态的眼光看待同居，因而误以为同居共财大家庭居社会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