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14853700000021

第21章 清代对西湖的历次整治(2)

于是,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杨廷璋开始清理疏浚阻遏西湖水源之处。他数次亲率有关官员到湖滨等处考察巡视,并与藩司官员一起协商,遴选得力的官员,委派盐驿道事温处道朱椿续、盐驿道张唯寅与杭州知府张逢尧等人,重新勘丈湖址面积,将当时湖面及淤浅沙滩逐段丈量清楚,竖立标记;将各处占垦之地荡田亩及淤滩勘明,看有无阻遏水源,逐一插签记认,分定应去、应留,加以明确。勘丈明确后,仍绘图贴说存案。勘丈的结果是,自雍正二年(1724)清理西湖,丈量湖面,周围计22里4分;现丈湖面只存不及二十里之数,比过去足足少了方圆二里多。

在当年的秋收之后,令该道府督率佐杂各员分头工作,以雍正二年丈定之数为准,将沿湖百姓陆续占垦之处悉行刨挖归湖,以疏通下游水利。当时从小有天园开始,往西沿一天山山脚下,金沙港庙后,锦带桥内湖,至钱塘门,再往南到涌金门,从涌金门往西,至清波门西之长桥等处,共清出有碍水道的地荡、淤滩方圆一里左右,并将这些地段逐一开挖归湖。除已成田未碍水源者,蒙“圣主格外恩施”概免刨挖外,其他占湖田地一律清除,并将小有天园门前圈占之水荡清出,用来修建码头,既方便了湖面上船只的往来,又使水流保持畅通。同时,杨廷璋还在柳浪闻莺处,用开挖圈荡的土方筑成一道一百余丈长的堤岸,直至涌金门码头,以作界限;对于沿湖凹凸不齐的地方,则按形势一律取直;对周边的淤浅沙滩,也一律开浚深通。

同时,他还发布命令,规定现存百姓载荷、养鱼的湖荡,只许用竹箔拦隔,以保持水道通畅,不许私筑土堤,图为日后占垦。

最后,杨廷璋照现有的21里2分的湖面,立石永禁侵占。他下令在东面的涌金门埠头右面,南面的长桥船埠,西面的一天山(即今丁家山)脚,北面湖山神社(今曲院风荷竹素园)等四处,各立石碑一块,将清出里数及侵占官湖例应拟流等条款镌刻在碑石上,“立石永禁,绘图存案”,告谕百姓严禁侵占湖面为田荡。如有人侵占丝毫湖面,即依照强占官湖的法令,严加治罪。同时,考虑到西湖湖身宽阔,担心一些人唯利是图,“或于各处堤岸仍有侵损”,令地方官在清出的堤岸上,照苏堤的式样,沿岸栽种柳树。如此,既可使百姓无法侵占,又可利用柳树的根株盘结来坚固堤身,且一两年后,柳树生长茂盛,万绿成荫,更足与湖山增色。另外,杨廷璋还责令杭州地方官于每年冬令水落时,按图勘验一次湖周,如发现有越占湖面的,立即将其刨挖归湖。如无侵越湖面的现象,即出具并无侵占的印结,申报各上司稽考。倘若官员敢徇私隐匿不报,一旦查出,立即严参。并立法查禁,使百姓再也不敢侵占湖面,以保证西湖永不被侵占,下游民田旱涝有资,有利于民生。

“由是惠泽滂敷,下游农田仰藉充给,年谷殷阜,湖山景色更觉灿然改观。”通过这次治理,西湖的面积又有所恢复。据当时丈量核实,湖面已有21里2分,较前清理出一里多。但不可否认,由于乾隆皇帝本身的宽容,这次整治湖面的工作并不彻底。西湖“各处不碍水源之田亩地荡,尚有五百八十九亩零”,由于这些“已经垦熟田亩,蒙圣主格外施恩,免其清出”,因此当时西湖的面积仍比雍正二年的面积少了方圆近一里。杨廷璋认为:“清出之田亩地荡,虽蒙圣恩不予刨废,但究系侵占,既已免其治罪,复仍归管业,自应酌量征租,以充岁修疏浚西湖之用。”因此,他与有关官员悉心斟酌,综合考虑这些田荡“出息之厚薄”,具体核定每块地荡租额的高低,大约是“每荡一亩,岁征租银五钱;田一亩,岁征租银四钱;地一亩,岁征租银三钱”。地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起,由地方官按数征收,解送至盐驿道衙门,归入西湖租息项下,为日后挑浚西湖淤泥葑草等项公用。

总之,通过这次治理,西湖的淤塞状况较前有所改观,“湖流畅达,水道不淤,下游田亩从此倍资灌溉之利。白叟黄童咸歌圣泽优渥,乐利无涯矣”!

在杨廷璋这次较彻底的治理西湖以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杭州地方官府又曾挑浚过西湖,但仅止间段,未作全面疏浚,因此施工不久旋即淤塞。乾隆三十九至四十一年,浙江巡抚三宝也曾疏浚过西湖,并作了《重浚西湖并复柏堂竹阁记》,立碑于西泠印社竹阁后。不过这次疏浚也仅作了局部的施工,所以疏浚不久就又堵塞了。这几次小规模的疏浚活动都不够彻底,因此西湖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浚治,到嘉庆年间,西湖又开始泥沙淤淀,湖面长满了葑草,湖底渐渐淤塞,堤岸也开始坍塌了。

三、嘉庆年间的两次大规模治理

嘉庆九年(1804),浙江巡抚阮元首先捐出了自己的俸禄,用来治理西湖以及杭州的水利。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的地方官员、士绅、商人等也纷纷捐资,前后共收到捐银四千八百余两。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湖、杭州城内水利疏浚工程。

阮元(1764—1844),字伯元,号云台,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历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职,是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他曾于嘉庆四年(1799)至十年(1805)、十二年(1807)至十四年(1809)两次出任浙江巡抚。在浙江期间,政绩卓著,特别对杭州的发展贡献至多,而疏浚西湖便是其中之一。

这次工程具体由候铨同知邱基负责。邱基是杭州本地人,又深知水利之道,在调集了大量民工,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后,终于完成了这次水利疏浚重任。

这次疏浚,从学士港流福沟至三桥址,共挖出土方4794方;从三桥址北至满城南,过藩司东行宫前之太平沟、金箔桥、通江桥、过军桥、庆丰关等处,共掘土4651方。经过这次整治以后,将学士港增宽至15丈6尺,清波门首受湖水,流入流福沟,经过运司前,与环带沟的水相汇,到达三桥址后,又与涌金水门的水相汇,一起流入满营城。由此,这一带的水道畅通无阻,不再有泛滥之苦。另外,藩司前诸山的溪水也汇入到太平沟中。

与此同时,阮元又令人在西湖西边的涌金、西南的清波、正南面的兴隆以及西北的圣塘、涧水、石函等六闸之处,设立金、木、水、火、土五道闸板,根据湖水的涨落增减,决定这些闸门的开启和闭锁。闸门的起降工作,由杭州府水利通判专门管理,具体操作事宜,由仁和、钱塘两县的主簿、运司等轮流进行,各级官员也要经常进行督察,并须另具文案以备考。

在这次大规模的治理以后,阮元还定下规制,要求今后每年十一月对西湖进行一次常规浚治,并尽量做到“毋减工,毋累民”。事后,阮元还专门撰写了《重浚杭城水利记》,完整地记录了此次疏浚西湖的全过程,令人刻记于碑,并刻图于记文之后,在石碑的反面,还镌刻上本次治理时捐银人的名字,以示褒扬之意。碑石刻好后,放置于吴山海会寺。吴山海会寺是清代杭州地方官在城内的祈雨之所,碑石放在此寺的目的,就是使后代的长官都可以看到,可以作为后世治理西湖的经验。

嘉庆十年(1805),阮元丁父忧回家守孝,离开了杭州。至嘉庆十二年,丁忧期满后再次出任浙江巡抚。次年,他在勘察西湖时,发现西湖湖底的淤泥堆积得非常厚,葑草高出水面。于是,在取得嘉庆帝的谕准后,再次招集民工疏浚西湖。在处理清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时,考虑到北山至南山相距十里,湖面空旷,三潭以南每遇风浪大作,船只没有停泊避风的去处。值此机会,遂效仿北宋苏东坡的做法,将所挖的湖泥,积葑为墩,垒成湖中一个小岛,以供游船之人停舟之用。此岛面积大约八亩半,成为湖中的第三个小岛,后来杭州百姓为纪念阮元对当地的功绩,名之为“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一湖两塔三岛三堤”的轮廓已经基本形成。

根据文献记载看,阮公墩最初的筑成似乎仅为实用,但读一读阮元对该岛的题诗就知并不尽然。他曾为整治后的平湖秋月撰联,曰“胜地重新在红藕花中绿杨荫里,清游自昔看长天一色朗月当空”,阮元曾任翰林院编修,其文学与美学修养可窥一斑。阮公墩自筑成后,岛上曾遍种芙蓉,花开时照耀中流,灿若云锦,一百八十余年岛上从无建筑,惟杂树荒草丛生,成为候鸟栖息地。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在治理西湖以外,阮元还为杭州百姓做了很多名载功史的事。他修筑了钱塘江海塘,创办了诂经精舍和灵隐书藏,重修或建造白苏二公祠、岳庙、孔庙和西湖行宫,组织文人学者编撰了《经籍纂诂》、《浙江通志》、《两浙金石志》、《两浙轩录》等书,不仅为保护西湖的名胜古迹、提升西湖景观的文化内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浙江及杭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乃至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阮元以后,治理西湖比较著名的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浙江巡抚颜检。颜检(1757—1832),字惺甫,号岱山,又号岱云,别号槎客,拔贡生出身,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虽明于吏事,但因其对民宽厚,曾累遭打击和贬谪。嘉庆十九年,从山东盐运使以三品顶戴升任浙江巡抚。

颜检到任以后,经过调查,深知浙江的水利,当以海塘为最,其次为西湖。他认为西湖水利的整修,关系到仁和、钱塘、海宁数县上万亩农田的灌溉,以及杭城运河航运,等等。而当时西湖环湖三十里,积淤近百年,葑草滋蔓,高出水面,港道浅流,多处行舟不便,因此决定重浚西湖,并认为修湖不仅有利于农业灌溉,还可以趁此使“贫民藉工得食”。

此前西湖曾有几次较小规模的整治,如御史王嘉栋就曾以工代赈开浚西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仅限于局部分段施工,整治后不久又出现了湖面淤塞的现象。鉴于这几次的教训,颜检认为小治很难达到治本的目的,要使西湖的面貌得到彻底的改变,非全湖大浚不可。当时,正好杭州士绅不断有人请颜检治理西湖,杭城商人顾源盛等又呈借藩库银分年生息,总计已经生利达四万两,基本上可以满足大规模疏浚西湖的经费所需。

于是颜检上书朝廷,奏请疏浚杭州西湖,并很快得到了批准。为了慎重起见,在施工之前,他还亲自到西湖去实地勘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和有关官员一起估算工程,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开疏方案,并委派素习水利的两浙盐运使张灼等人主持具体工作,杭州人严守荣做其副手。

这次疏浚根据西湖淤塞情况的轻重缓急,分步进行。工程从淤积最严重的外湖之涌金门处开始,划块进行,每块都分成五段,如从涌金门到雷峰嘴分为五段,从雷峰嘴到问水亭又分为五段。外湖竣工后,再浚里湖和后湖(北里湖)。里湖孤山等路也是分为五段,每段遴派官员分段承办,在段与段间插标认界,一律疏浚。总管全面事务的严守荣和李守昉两人来往于各段之间,负责工程的总调度;两浙盐运使张灼为总指挥;而颜检本人也不时地亲自到现场去视察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颜检在《疏浚西湖碑记》中还详记了具体的浚湖工具以及疏浚步骤,可见这次疏浚工作之严谨。疏浚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在水深处用罱夹出泥,水浅泥厚处则用耙挖。对于一些淤积时间较长的地方,原先用的四齿耙效果不好,于是颜检就下令打造“爬梳得力”的五齿耙、六齿耙各一百柄。湖中清理出来的淤泥,放置在事先设计好的位置较近的堤上或坍塌低洼之处,排次钉桩,或用篱笆围筑起来,防止泥土再流入湖中。在外湖清理完毕后,再对里湖及孤山等路进行清理。其方法同于外湖,亦将其分为五段,一律加以疏浚。

这次疏浚工程,在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进行祀土仪式,次年二月初九日开浚,历时两个多月,顺利完工。在这段时间里,数千民夫“黎明赴工,击鼓会饭;饭罢复作,无有先后偷懒。计舡验土给值,无敢作伪”,全力投入到疏浚工程中。通过此次疏浚,湖面上的葑草全部去除,湖底积年的淤泥也挖去,湖水的深度增加,“向时萧苇一望者,尽见天光云影”。由于湖水加深,蓄水量大增,使城外的上下两塘河“流注俱满,民田资灌,可无饥岁”;同时“盐船载运出入,亦无阻碍”,既满足了下游农田的灌溉,又有利于城内的水运交通。

2007年,在杭州西泠印社的墙角下挖出一块已断成五六截的《疏浚西湖碑记》,写的就是巡抚颜检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的事。此记由颜检本人亲自撰文,书法家张灼所书。碑文刻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记载了西湖在当时的重要性:浙省要工,海塘为最,其次,则西湖水利。西湖水自艮山、钱塘两门,流注上、下塘河。由于西湖积淤过多,上源既浅,下流遇旱易涸,不仅影响农田灌溉,还会影响盐船往来。后来,颜检上书奏请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等等。这块碑的发现,为此次治理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