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面向实际，服务社会。大学除教学、科研外，还应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这是美国大学模式的鲜明特征。郭秉文在其办学实践中，积极倡导，努力践行。东大专门设有推广部，包括校内特别生、通信教育和暑期学校。南高师是当时国内大学面向社会兴办暑期学校的发源地。东大还充分利用自身学科资源和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如东大农科就明确提出“本科成立之始，即以研究、教授、推广三者为职志”。他们与江苏省合作，以东大农科为改良当地农业之总机关，由农科各教授拟定全省各农事机关之进行计划，并分赴各地视察指导，设立农事试验场等。
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广开渠道筹措大学经费，如通过校董出面集资、争取各类基金组织资助、广纳私人捐赠以及通过银行贷款等，也是郭秉文掌校期间，借鉴美国大学融资方式解决经费困扰的办学思路和举措。
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是教育思想、理论的物化载体，是连接观念革新与实践履行的中介和桥梁，也是一个时期教育各个领域改革成果的综合结晶和体现。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和模式转换，都是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要求，也都体现了教育发展的自身逻辑，在中国近代，作为一种后发外生型的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还需处理和把握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模式与如何使之适应本国国情、本土化的问题。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改革只有在这些关系、方面把握好一定的“度”，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会事与愿违。例如，1927年至1929年期间，在蔡元培的极力倡导下，国民政府在全国设立大学院代替教育部，在江苏、浙江等地试行大学区制，移植与实验法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倡导者的初衷甚佳，希望以此来矫正和克服学术官僚化的积弊，争取教育独立，但由于这一移植水土不服，与中国当时的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不相适应，短短一、二年间便宣告夭折。可见制度的变迁和模式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制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理性而求进步，自传统而求创新，学他人而求超越。
◆学习重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和把握民国时期在教育制度层面进行的重大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对教育领域各个方面的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包括教育理念的转变，课程、教材、教法的变革，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在中西文化教育交流视域中，我国教育制度变迁和模式转换的各种制约因素及其特点。学习本章内容须重点了解和认识民初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各项举措和相关学制系统；1922年新学制颁发实施的时代社会背景，酝酿制订过程，并在分析其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对新学制如何处理顺应世界教育改革新潮流和探索符合国情的本土化新教育道路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和评价；了解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重点分析在近代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发展中所呈现的后发外生型特征，尤其是蔡元培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在北大主持的各项改革和郭秉文导入美国大学模式在东南大学的实验和借鉴，分析这两种模式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价值。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和思考，认识并理解制度层面的变革在整个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制度变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相关文献：
1.金林祥、钱曼倩：《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刘问岫：《中国师范教育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田正平、肖朗、周谷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朱国仁：《西学东渐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1.〔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4.田正平、李江源：《教育制度变迁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2年第1期。
15.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6.李喜所：《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17.杨金鑫：《中国学制史略》，《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18.田正平：《嬗变中的留学潮流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5年第2期。
19.周谷平：《蔡元培和民初学制改革》，《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0.张伟平：《试论教育社团与我国近代学制的演变》，《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21.冯敏：《“五四”前后教育改革与中国近代学校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22.葛伟星：《“壬戌学制”的中等教育改革及其借鉴意义》，《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23.刘会：《<；壬戌学制>；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4.周谷平、吴静：《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历史演变》，《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
25.房列曙：《民国时期高校考试制度的历史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6.周谷平、陶炳增：《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大学理念的追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
27.田正平：《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委员会考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5年第4期。
28.周谷平：《蔡元培与法国教育管理模式的移植及其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
29.王倩：《民国教育史上一次“昙花一现”的改革——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5期。
30.梁柱：《蔡元培的学术观及其大学课程建设思想探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1.谢长法：《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与高等教育近代化》，《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2.许小青：《论东南大学国立化进程及其困境（1919-1927）》，《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
33.周谷平、朱绍英：《郭秉文与近代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5年第5期。
34.周谷平、朱绍英：《美国大学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导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4期。
35.吴澍时：《民国时期家谱中所见私立教育资料》，《文献》2003年第4期。
36.周国平：《简述近代中国的高师教育》，《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7.丁明宽：《中国近代的师范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38.元青：《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39.阎广芬：《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特点及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6年第2期。
40.朱宗顺、周瓦：《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历程》，《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年第1期。
◆思考题：
1.评述民初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2.评述《壬子癸丑学制》的性质、内容和特点。
3.试述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新学制制订的影响。
4.评述1922年新学制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5.评述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及其在北大的改革。
6.分析美国大学模式对东南大学改革的影响。
7.试述我国近代教育制度变革的历史启示及其现实意义。
经典选读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蔡元培
（1912年）
近日在教育部与诸同人新草学校法令，以为征集高等教育会议之预备，颇承同志饷以谠论。顾关于教育方针者殊寡，辄先述鄙见以为喤引，幸海内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时代（兼立宪而含****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虽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
是二者，所谓强兵富国之主义也。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则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恝置之，而所谓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无灾无害也，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积一人幸福而为最大多数，其鹄的犹是。立法部之所评议，行政部之所执行，司法部之所保护，如是而已矣。即进而达《礼运》之所谓大道为公，社会主义家所谓未来之黄金时代，人各尽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要亦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盖政治之鹄的，如是而已矣。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虽然，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国不能有存而无亡，世界不能有成而无毁，全国之民，全世界之人类，世世相传，以此不能不消灭幸福为鹄的，则所谓国民若人类者，有何等价值乎？且如是，则就一人而言之，杀身成仁也，舍生取义也，舍己而为群也，有何等意义乎？就一社会而言之，与我以自由乎，否则与我以死，争一民族之自由，不至沥全民族最后之一滴血不已，不至全国为一大塚不已，有何等意义乎？且人既无一死生破利害之观念，则必无冒险之精神，无远大之计划，见小利，急近功，则又能保其不为失节堕行身败名裂之人乎？谚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况鹄的不止于此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