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往的错误，便是硬把实业已经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国家社会毫无补益。”那么，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呢？这至少要符合四个条件，即“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作者强调：“如果直接采用西洋教育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教育，那倒不难，但是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便不容易，并不是少数人用几年的功夫可以改造成功，非有多数人长时间的研究和努力试验是没有结果的。”20世纪上半叶，许多教育家对处于新旧转型、中西冲突融合下的，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不仅具有匡时济世的责任感、融贯中西古今的学术根底，而且大气开放、经世致用，把理想、激情、献身精神与开拓创新、务实精干和实践智慧结合起来，尽管这些探索和实践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篇章。
二、教育思潮的勃兴与教育改革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的重估一切价值，批判传统文化和教育，进行文化更新和再造的热潮，以及当时军阀混战和“弱政府”的社会现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境遇，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开放、文化多元的局面。这一时期引进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纷繁，主义众多，一时风云际会，气象恢弘。民间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崛起，构筑了现代教育生机勃勃的发展空间和文化生态。如前所述，整整一代教育家群体，用他们的思想、言论和实践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并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其来势之迅猛、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进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等等。
1.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潮无疑是源自美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杜威的认识，最初是在民国初年，经由蔡元培的介绍而为中国教育界所了解的。早在1912年，蔡元培就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这一重要文章中，提及了西方的实利主义教育。他说：“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继而，又明确指出：“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民国初年，人们对实用主义普遍产生浓厚的兴趣，则源于黄炎培在1913年所撰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此文发表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教育杂志》还专门举办了征文研讨。黄炎培相继又撰写了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等文以及《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等著作。在这些论著中，以及在其1915年赴美考察回来的历次报告和相关演说中，均多次提及欧美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运动，诸如，“此种教育，在欧美不仅著为学说，且见诸实行”；“实用主义四字非近日之新名词，西人行用已久”；“盖此主义，在美国实为全国所倾向，日进而未有已”，等等。可以说，这些宣传和鼓动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直接导入营造了合适的氛围，提供了铺垫。
早在杜威亲自来华之前，我国的教育杂志和刊物上就已出现了一些介绍其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如《教育杂志》从1916年到1918年，刊载了《学校之社会的训练》、《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明日之学校》、《今后之学校》等译介文章。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第6号上，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刚创刊的《新教育》杂志，在1卷3期特出“杜威专号”，刊登了一组文章，并称其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1919年5月1日，杜威受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5个学术团体的联合邀请，正式来华讲学，至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期间逗留了2年零2个多月，足迹遍及奉天、甘肃、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11个省份。
杜威在华期间，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大体可分系统的和短篇的两大类，前者共有10种，系在北京（7种）和南京（3种）两地举行；后者可考的约有五六十种。这些演讲随即发表在当时的各种报章杂志上，有的则汇编出版。如，由北京晨报社汇印成书的《杜威五大讲演》，此书在出版后的两年中，一共再版了14次之多。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了《杜威三大讲演》。还有《平民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等，由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
杜威宣传其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的基本观点大都出自3本著作，即《学校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及《哲学的改造》。讲学的重点主要集中在3个问题上，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对文化特别偏爱，约占一半比重，其中又以教育方面的为最多。在讲演中，杜威提出了他的新教育观，认为只要中国推广一种新教育形式，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我享乐，而是为了提供自我发展的平等机会，中国是能够达到机会平等的。杜威相信，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开始，就有机会普及教育和促进社会平等，而教育正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唯一工具”。他把教育视为“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认为“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这一思想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界寻求改造社会、教育救国的需求，同时，其强调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很适合中国教育界希望改革传统旧教育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儿童生活的需求。
杜威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颠覆了19世纪在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影响下形成的学科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的教育模式，提出“以儿童为中心”组织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关注青少年生长发展的身心特点和实际需要。他建立起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让学生在做中学，自己去获得经验。他反对学校在精神上对学生的压抑，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主动性、创造性的培养，认为学校生活、组织管理形式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要适应社会的变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经由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欧美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世界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各种新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教育观的形成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比如，这一时期，一些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的教育理论著作，在体系结构的安排和建构上，受实用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如把“儿童的发展”列为开篇第一章，“学习的功能”、“社会的适应”紧随其后。把儿童的发展作为整个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给予十分的重视，这鲜明地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观以儿童、社会为二大基点，尤以儿童为中心构建整个教育理论体系的特色。同样，在基本内容方面主要推崇并采纳杜威学说，也是当时我国教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
如前所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制度和实践层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1922年新学制的制订以及相应的课程、教材、教法的变革上。此外，这一时期众多的教育思潮，包括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生活教育、科学教育等也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实用主义的色彩。一时间，“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口号充斥各种报刊杂志，极一时之盛。总之，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是20世纪20、3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思潮。杜威的高足弟子胡适在杜威归国前夕曾断言：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这是因为：第一，杜威把教育革新的种子散布了下来；第二，杜威给了我们一个“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相隔10年之后，由德、英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考察教育。在“考察报告书”中，他们猛烈抨击了中国教育现状中“肤浅的美国化”倾向，指出“中国抄袭美国的教育学，其热忱可于中国对美国一切新花样之欢迎及中国国家教育之制度中见之”，等等。且不说胡适过早的结论有失武断，并不免有学生对老师的溢美之嫌，而国联教育考察团则企图以欧洲取代美国的地位，其评价又有过于偏激、失之公允之处，但二者均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当时的中国教育确实受到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主导的美国教育的重大影响，包括由此而来的利弊得失。
2.职业教育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早在民国成立伊始，蔡元培就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即将实利主义教育列入了教育方针，强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前已提及，黄炎培也曾发表大量言论，鼓吹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大力倡导实用主义。随着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教育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弊端的抨击，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
从1915年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多次提出推行职业教育的议案，早期主张实利主义教育的人士也大多转向倡导职业教育。如陆费逵指出，中国教育在三方面亟须注意改进，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其中又以职业教育、人才教育为急。认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谓生活为主”，使中等资质的学生尽其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这是中国教育界对“职业教育”内涵的最早阐释，涉及职业教育思潮的二大基本内容，即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2号撰文指出，今日之教育方针须贯穿四大主义，即“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其中第三项专门论述了实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认为：“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因此，“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蔡元培于1916年12月在江苏省教育会发表演说，分析了中国教育界之恐慌的原因有三端，其中第二条就是“实业教育之缺乏，致中学毕业生不能应社会上之用”；因此，“为中学生筹救济，当注重职业教育。”客观地说，在当时倡导职业教育的众多教育界人士中，黄炎培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在理论阐释和实际推行方面，均贡献良多。
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了我国近代第一个倡导、研究、实验、推广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宣言书中，他列举了清末兴学以来“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者”这一社会现实状况，大声疾呼“方今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强调了实施职业教育对个人生计、实业发达、国家前途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宣言书还介绍了欧美职业教育的盛况，提出了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的方法、步骤和内容。这一思想成为黄炎培日后大力鼓吹推行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大量活动，把职业教育思潮推向了高潮，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职业教育运动。
黄炎培明确主张：职业教育之旨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实验。
学校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开办了铁工、木工两科，后发展至搪瓷、纽扣、土木、职业师范、商业、会计、机械等科。教学过程采取“做学并进”、“半工半读”、“工读结合”的方针，注重生产实习，以象征“双手万能”的图案作为校徽、校旗的标记，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校歌中唱道“用我手，用我脑，不单是用我笔；要做，不单是要说。”中华职业学校从创办到1952年被中央轻工业部接管，共培养各级各类毕业生7000多名，其中包括数学家华罗庚、思想家顾准、演员秦怡、乒乓球健将傅其芳等。
1926年以后，由于民族工商业的萎缩和日渐不景气，职业教育也遭遇危机和挑战。黄炎培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认为必须打破原来的局限，把一切教育界、职业界联络起来，职业教育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和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