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指出，职业教育经过8、9年的倡导和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因此，“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并把这一主张称为“大职业教育主义。”他一再强调，办职业教育一要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来决定设校、设科、设专业；二要根据社会所需人才的数量来确定招生的多少；三要注意职业道德教育；四要确立实习制度。
1926年，黄炎培在江苏昆山的徐公桥举办了农村改进实验区，职业教育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黄炎培主张“先富后教”，从解决农民生计入手，依靠当地的人、财、物力，促使农村的自动改进。此后又在上海漕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培养从事农村改造的人才。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时期，黄炎培和职教社在江浙一带共创办了近30处农村改进设施，如实验区、乡，小学、农场、新农具推进所、信用合作社、蚕桑制种场等，为改进农村社会作了有益的探索。
黄炎培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职业教育，不仅构建了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大力推进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据统计，1918年，全国职业教育机构有531个，1926年达1695个，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各类教育。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乡村教育思潮
倡导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这是新文化运中弘扬民主精神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1916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注意贫民教育案》，1919年10月又通过了《失学人民补习法》。宣传平民教育思想，投身平民教育运动的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和派别。其共同点在于破除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批判旧教育的等级性和贵族化，认为让普通民众具有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他们组织“平民教育社”，创办《平民教育》杂志，举办平民夜校、定期演讲、设识字摊、问字处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平民教育活动。1923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晏阳初任总干事，20个省区成立了50多个平民教育促进分会，50多万人学读《平民千字课》，平民教育运动达到高潮。平教会的工作重点原在城市，1925年后逐渐向农村转移，此后，平民教育运动的主流地位渐为乡村教育运动所取代，并最终融入30年代蓬勃一时的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教育思潮的主旨是拯救濒临崩溃的乡村。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由政治混乱引起的天灾人祸不断肆虐农村，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贫困化也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同时，精神的贫困亦远不容乐观，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旧的思想信仰虽已遭到冲击和破坏，但新的思想观念却并未树立起来，民主、科学于农村和农民而言，仍是一个遥远的影子。20世纪初，旧学的废止，科举的骤停，虽然使新教育在农村得以建立，但取法欧美的新式学校及其教育内容却不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正如梁漱溟所言：“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人于城市，提高他们的欲望而毁灭他们的能力。”面对中国乡村政治恶化、经济破产、文化流失的现状，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乡村建设和农村社会改造，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乡村教育。”1921年黄炎培在《<；农村教育>；弁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吾敢断言，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因此，我国要实行普及教育，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对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提出“四大教育”之法，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梁漱溟疾呼：“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
在上述认识指引下，这些教育家纷纷奔赴农村，把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
比如，前已提及，黄炎培在苏、浙、沪创办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农村教育改进实验；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等地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山东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推行乡农教育实验；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从事乡村生活教育实验；等等。一时间，乡村教育思潮风起云涌，乡村教育实验运动蔚为大观。参与乡建的团体和机构，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还有的是学校办的；既有政治机关，也有学术团体，还有私人机构；其工作重点有的侧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有的侧重社会服务、救济灾荒，有的侧重农业技术改良，还有的侧重乡村自治和乡村自卫等等。一说当时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农村教育实验区多达193处。另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一方面，乡村教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共同的思潮，但另一方面，由于各自所持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其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又是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
陶行知的乡村生活教育实验是以改造农村教育为中心的。他认为乡村学校要做乡村生活改造的中心，乡村教师要做乡村生活的灵魂。为此，他提出师范教育下乡。1927年，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培养乡村学校的教师。学校附设有小学师范院、幼稚师范院，以及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儿园4所；还办有民众夜校3所、晓庄医院、晓庄联村救火会、中心茶园、中心木匠店、石印工厂等，实施农村改造计划。1932年，陶行知又建立了山海工学团，继续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把工厂、学校和农村打成一片，构造改造乡村生活的新细胞。正是在这些亲身实践中，他形成了来自杜威、又不同于杜威，具有创新性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三大原理，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强调生活决定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以此为武器，向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攻。
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翟城村作为实验区，进行社会调查，办理贫民学校和平民职业教育讲习所，编写《平民千字课》等。1929年，平教会总部迁到定县，开始以县为单位的乡村改造实验，其重心是以“四大教育”医治中国农村的“四大病症”，采取的是“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的科学、文化、民生资源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来改造日趋凋敝的农村，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
梁漱溟的乡农教育实验则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以完成“乡村文明”为目的。作为一个传统主义的文化学者，梁漱溟旨在弘扬中国本土化资源，企图按照儒家文化的传统恢复和重建衰败的乡村秩序，以复兴农村，从而实现民族的自救和自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改造社会必从改造乡村入手，而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在于“文化失调”，因此救治的方案便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取了西洋人的长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居于主导地位，“乡村建设运动之作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梁漱溟自1927年起在广东、河南提倡乡治，举办讲习所。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设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正式成立邹平建设实验县政府，进行系统的乡村改造实验。他以村学、乡学作为一种政教卫合一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其功能一是实施教育，二是推行社会改良，三是组织乡村自卫，进而完成“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乡村文明建设。
一度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思潮及其运动被抗日战争的爆发所中止，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期望不根本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仅仅依靠教育实施乡村改良运动，其局限性和失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但这些教育家们从自身的专业出发积极参与社会改进的职业精神和教育救国的献身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每一种探索都有其真实的价值和历史意义。他们都反对模仿和照搬西方教育，直面中国的现实，探索中国式的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之路。他们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而农村改造必须将教育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卫生等的改善联为一体，这些认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4.科学教育思潮
科学教育思潮自清末的“西艺教育”开端，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洋务教育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中国学者最早积极鼓吹科学教育观的要推严复，他比较系统地导入西方的实证主义，将培根提出的以经验论和归纳法为基础的现代实验科学称为“实测内籀之学”，认为只有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的标准，只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才能获新知、创公例、推动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其中“则试验为尤重”。在此基础上严复最早提出了科学的两种教育功能，一是把科学知识的传播学习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二是在教学和治学过程中导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论。
这正是后来的科学教育思潮所内含的“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两重含义的雏形。
1914年6月，任鸿隽与赵元任、胡明复等留学生在美国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倡导科学教育。任鸿隽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有三方面：一是科学知识的传授；二是科学方法的应用；三是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强调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渗透、充实社会各项事业尤其是教育。
科学社成立之时，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在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下，大力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评判一切事物。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大声疾呼，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正是在科学救国这面旗帜下，科学教育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通过发行刊物、翻译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种科学研究所等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
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实用主义教育注重经验，强调以实验为基础，讲究实证和科学方法的采用。杜威的弟子胡适则进一步予以中国化，把它归结为“实验主义”。胡适认为：“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由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当时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为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科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波及对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以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人生观问题非其能所为。科学教育只能解决人的理智与体质问题，而无法解决意志、情感、道德等问题。科学派健将丁文江则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求它们的秩序关系。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
由此得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问题。尽管这场争论各有偏颇，但争论本身却在客观上扩大了科学教育思潮的影响和科学教育运动的推行。
从整体而言，科学教育思潮包括“科学教育化”和“教育科学化”两大主题。
前者主要指在学校教育中用科学方法讲授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培养学生科学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后者则主要指把教育本身当作一种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教育。后者直接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实验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