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上有两句农民向天祷告的诗，叫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无论周朝和周朝以前的中国人是怎样的大公无私或先公后私，现在的中国人是不大讲究这一套的。以前有一个黑奴听见人家说一句老话， “大家替自己打算，上帝替大家打算”；他没有弄明白，后来对别人说起的时候，一变而为“大家替自己打算，上帝也替自己打算”。经此一番修正，老话虽不再成为老话，对于中国人却正合式。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便等于这个黑奴心目中的上帝（正合着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做“天高皇帝远”）。平时中国人的脑筋里是没有国家这样东西的，偶尔想到的话，他也不免自己安慰着说， “我自问只好替自己打算；国家是那么大，那么强，也够自己当心了，还用得着我来帮忙么？”至于国家一面呢，名为建筑在所谓“民父母”主义之上，实际上也老替父母自己打算，不大替子女打算。做官的人总是抱着一种无为而治的主义，偶然替民众做一些事，其动机也未必在为着他们的福利，而是为着省将来的麻烦，深怕现在不做，将来做起来更要困难。还有一种动机是，深怕不做的结果，会引起什么天灾人祸，如同水灾之类，以致税收减少，国库空虚。民众方面也很明白这种经济的动机。至于他们自身要举办一些公益事业的时候，最大的策动力其实也不外这一点，一则深怕不举办，势必直接影响到身家的安全，再则深怕官场出来举办时，势力有种种的勒索，所费的人力财力反而要多上好几倍。
在这种尔诈我虞的心理状态之下，一种极度的有私无公的生活习惯就养成了。最有趣的例子是中国道路的状况。在新式的道路发达以前，中国是有过很好的官道或驿路的。这些官道都用石板铺成，两旁也种着树，近自京师附郭，远至四川湖南一类边徼的省份，至今还留着不少的遗址。当初造它们的时候，也正不知花了多少国帑，论理只要随时留意修理，应该可以历久不坏。但事实上是到处没有人管理；“路政不修”，似乎越是在承平之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结果是，到现在此种路基反而成为行旅的大障碍。有人以为这些大路的毁坏，都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这也许是的，但无论如何，在清二百五六十年的长期历史之中，竟没有能把它们修复旧观，也足证公益精神的缺乏到极度了。（译者按：此段议论现已不大适用，近年来中国公路建设甚为发达，真有一日千里之慨；但有两点仍值得注意，一是此种公路中有一大部分是由外人合办的赈务机关督造的，一是另一大部分是因军事而赶筑的，一旦军功告成，恢复承平常态，是否有人加意逐年整顿，还是一大问题。）民众对于路政的态度也恰好和官家的一样。只要与我不相干涉，即使天塌下来，我也管不着，不要说一条道路的运命了。在中国以前只有“官道”，没有“公路”；他们就压根儿没有属于“公”的东西，没有“公有”这个概念。在以前，整个儿的河山是属于皇帝的，只要他有本领守住，便始终是他的产业。所谓“官道”，当然也是他的，修理不修理，自然由他的便，别人管不着。
官道以外，全国还有许多许多的小路。这些当然不直接属于皇帝，而属于附近村上的田主，事实上虽不免公用，名义上却总是私产，和普通的田地一样要纳税。惟其如此，所以田主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起见，总是不断地在两旁剥削，迫使路的尺寸越来越小，而自己耕种的面积越来越大。剥削的结果，也许在路的旁边添上两条又窄又深的沟，也许是堆上两条又高又长的堤岸，但最后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使走路的人越走越困难，越走越没有立足之地。夏天雨大，把堤岸冲坍了，使它和路合而为一，或冬天没有农事，走路人把路的阔度越践越大，一到春天，做田主的人自然会加以修正，西洋人以为一个人总得有行路的权利，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乡间，这权利是几乎被剥削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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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路的主人固然精明，在利用路的客人也真不客气。比如推小车的车夫，在路上装卸货物，总是把车子停放在路的中间，到装卸完毕，才让开来；假若同时有别的车子经过，就只好恭候了。又如一个农夫在路旁伐树，最好是要它倒在路上横着，可以让他慢慢地砍成片段：若有车马来到，也惟有委屈它们鹄立等候了。
在城里的街道上，情形也很相像。此种街道本来很少宽敞的，两旁再加上许多临时的小店铺、摊子、蹲着叫货的小贩，便越发见得狭窄。卖肉的、剃头的、挑馄饨担的活动厨房……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行业，又不断地在这条狭弄堂里熙来攘往，在特别热闹的时候，真可以教你连气都喘不过来。路旁人家的妇女，有时候也加入这龙华会。往往捉空把被褥拿出来，或是晒，或是缝上被面；她们家里并不是没有院子，但是院子哪里有街道那般宽敞？总而言之，中国人做的许多事里，总有一大部分老是在街上做的，另外有一部分则在街上偶一为之。
这种街道上的障碍物还有常见安放着不移动的咧，例如，寿材铺里的木料，砖瓦铺里的砖瓦，甚至于染坊里晒着的布，面店里晒着的面条，都可以公开地在路旁或路上展览。原来在这些店主人的心目中，不但店是他的，至少那店门前的一段街道也是他的，而并不属于什么不可捉摸的“公家”。但说也奇怪，街道的所有权虽属于他，而修理这街道的义务，他却连梦里也没有想到过，大约这还得有待于未来教育的启发吧。即使万一有私人想出来修理（这是不会），事实上也不行，一则没有时间，再则没有原料；至于说集合了街坊的人出来做，也决不会成事实，因为人人胸中横亘着一片私心，不是深怕出力太多，便是担心得益太少……中国人有私无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还不止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并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地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街道上铺着的石条，城墙上砌着的砖头，都会一块一块地减少。某商埠有一个洋人公墓，墓的四周有一道围墙，有一年附近的居民发现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看管的人，便把墙上的砖头搬了一个干净。不多几年以前，紫禁城里宫殿上的铜瓦竟会大批地被人偷去。以前中国人常说，十八省以内，最受人剥削拐骗而无门可诉的是皇帝。这铜瓦的损失便是一例了。
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究属有没有爱国思想。这问题是不容易答复的。但大体说来，这种国家思想是无疑的有的，尤其是在士大夫阶级中间。也可以说，国家思想虽有，而对于当时掌权的政府，例如三十年前的满清政府究有几分同情，却往往是另一问题。大约不管执政的人是谁，一般民众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四个大字概括之。这种态度似乎孔老夫子自己也在《论语》里说过，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众既不在位，自然对于政治不负责了。这两句话颇可玩味，它们对于中国人不问公司事务的癖性的关系，我们以为一半是因，一半也是果，而因的成分为大。
以前有一位法国的神父，叫做许克（Huc）到中国旅行传道，他的游记里有一段记载最足以表示中国人此种“天高皇帝远”的漠不相关的态度。他说， “185l那年，道光帝升遐，我们那时候正离开北京，赶着路。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店里喝茶，同座有好几位中国人，我们便想借此机会引起一些政治的讨论。我们谈起刚从北京出来，不知道道光帝升遐以后，继位的人究竟是谁，我们自己中间先装着扳谈，说， ‘道光帝有三个儿子，究竟谁替他倒是一大问题。若是大儿子吧，不知道他会不会励精图治。若说是小儿子吧，又似乎年纪太小一点。听说朝里现在有两派对峙的势力，这新皇帝究竟帮那一派呢，倒也值得推测一下。’我们说来说去，目的无非在刺激这些一起喝茶的人，盼望他们发表一些意见。谁知他们似乎连听都没有听见，我们接着再三地向他们引逗，无论如何想在这些国家大事上，得到他们一些‘舆论’。但依然没有结果，他们最多不过是一面摇头，一面很使劲地抽上几口烟，或喝上几口茶罢了。他们这种麻木不仁的光景真教我们冒火。我们正待发作的时候，忽然有一位中国人站了起来，慢吞吞地走到我的背后，把两只手在我的肩膀上很慈祥地拍了一下，一面带着冷笑说， ‘老兄，你听我说！你费上这许多无谓的心思干什么？朝廷的事自有官员去管，他们是拿薪俸的。让他们筹划去，免得闲着。挨尸位素餐的骂。您老兄又何苦地管这些与您全不相干的事？白管了得不到一些报酬，也岂不是一大傻瓜？ ’其他几个中国人听了都说， ‘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同时他们又提醒我们，别忘了快凉的茶、快灭的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