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喜欢讲仁爱，平时办一些慈善事业，也还认真。他们的贤人，孟子，还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一类的话。但据下文的观察，可知孟子这话至少在现代已很不适用。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恻隐之心，或同情心。
不过事也难怪。我们在观察这种品性上的缺乏以前，先得把中国的生活景况约略看一下。中国人口极稠密。水旱之灾所引起的荒年是到处常见的事。这种情形在别国原可以成为人口的一种限制，但在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人的子孙观太强烈、太没法拘束。最穷苦不堪的人一样的嫁女娶妇，并且嫁娶得很早，而嫁娶的结果总是一大堆的小儿女。明明在极度的困苦中讨生活，而他们此种行径，倒像是过着物阜年丰、家给户足的日子一般。实际上呢，人口的极大的一部分是“饔餮不继”，是“吃了早顿无夜顿”，是做来就吃，不做不吃。通国之中，十有八九可以说是做一天活一天的人。中国人叫“工作”为“做活”，可见是十分写实的一种说法。和中国人来往多些的西洋人，都知道中国人手头有现钱的极少。所以雇人做工的时候，工人第一种要求总是先拿一些钱，好买东西吃，吃了好出力做工。就是比较小康的人家，一会儿要凑些现钱，也是很不容易。……真正能自给自足而不求助于人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中国一般人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赤贫。这些事实，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上，究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不问可知的。生计的困难，和此种困难所养成的种种习惯，自然不免把全部的社会生活逼落到一个极度的物质主义的水平线上。在这水平线上透露着的只有两大事实，一是钱财，二是食物。假若中国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椭圆形的东西，钱财与食物便代表两个中心，社会生活就绕着它们整年的旋转。
赤贫的生活和在此种生活中的挣扎所呈露的惨痛的经验，日久自然会变做司空见惯的事。水深火热一类的经验，不但数量多，种类也多，不但种类多，每一种的程度又往往十分深刻。看惯了的人，或自己再三有过此种经验的人，自然是不容易有动于衷，而兴起孟子所称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就事实而论，无论中国人仁民爱物的心多么大，也不能解除所有的痛苦的万千之一。稍有思想的中国人也都知道，平时一点点的慈善事业，不论是私人的或政府的，总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切救济的方法，充其极，不过是止痛去痒而已，于病痛的本身是不相干的。好比大批人染上伤寒症，医院既没有药品、看护，饮食也都没有着落，而有的只是一些小块的冰，分给大家，权且教他们在高度体温的压迫之下，觅片刻的凉爽。所以在中国可以惊异的是，不是慈善事业的不发达，而是居然还有人在那里张罗，在无系统、无组织、无供给之下，竭力地做一些慈善事业。不过无论慈善事业的有无大小，此种普遍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所引起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无论一个人的眼光多远，心肠多软，时常和一种痛苦的光景接触以后，同时又明知即使赴汤蹈火，亦无补于此种痛苦的预防或解除，他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猜得到的，就是，熟视无睹，就是，无动于衷。近代的战争里，这是最容易看出来的一大事实。一个人第一次看见人家流血，他的刺激自然是极深，但见了几次以后，就会麻木不仁起来，好像脚跟上长了厚皮一样；这在他本人，起初也未尝不以为奇特，私心未尝不问，心肠硬软，如何前后竟会变做两个人一般。在中国，一种社会的争夺战是永久地在那里打着，一种慢性的流血也是始终在那里不停地进行，所以谁都看惯了，谁都不当做一回事。
中国人同情心的缺乏，从他们对付残废的人的态度里，可以看出一部分来。他们中国有一种很普通的信仰，就是凡属跋的、瞎的、聋的、秃顶的以及对眼的，都是不祥而应当回避的人，对于一只眼的人，避之更是唯恐不速。他们的假定好像是，凡是体格有欠缺的人，心地上一定也有欠缺。据观察所及，这种人并不受什么虐待，不过他们也并不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心。这便是和西洋人很不同的一点了。他们甚至于以为这种缺陷是作了孽的报应，理有应得，所以没有向他表示什么同情心的必要。这一点却又和古代犹太人的见解有些相像。
凡是有什么缺陷的人，在他自己固讳莫如深，但在缺乏同情心的别人，迟早总会向他提醒，决不放他“过门”。有一种比较客气的提醒方法是把这种缺陷和这个人的称呼联系起来，好像是非教大家注意到他的缺陷不可似的。例如，有一位出过天花的人到药店里买药，店里的伙计说： “麻大哥，你是哪一个村子里来的呀？”有一个斜眼的人在场，迟早怕不免有人开他的玩笑说， “眼睛斜，心地歪”；要是彼此是读书人，开玩笑起来，更不免引经据典的说些， “存乎人乾，莫良于眸子……胸中不正，则眸子焉”一类的话。一个秃头的人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别人会对他说， “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意思是，假若不是哑巴，一定也要诈人。夭老或羊白头一类的人，自然是更容易做开玩笑的上好资料。凡是有这种缺陷的人，处此境地，也只好听天由命、让人摆布而已。要不然，他找到的麻烦怕还要多些。
心理上有缺陷的人也是一样的受人指责。一个旁边站着的人指了一个小孩说， “他是一个傻子。”这孩子也许一点也不傻，但若时常听人家讲他傻，他那点向上的意志、努力的动机，必不免受摧残净尽，终于弄假成真，也许会真变做一个傻子。有别种心理变态的人所受的待遇也是如此；他们的种种怪癖，他们在行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的病源的种种推测，得病后种种变本加厉的原因，都会变做大众的公产、大众的谈话资料，往往当着本人的面，如数家珍似的叙述出来；而傻瓜、戆大、寿头、痴子……一类的雅号，自然会在这种叙述里边一接二地用到。
中国人一面最讲究客气，而一面却往往不能体贴别人的地位与感情。这自然也是从同情心的缺乏来的。我有一位中国朋友，一向极有礼貌，一向没有听见他得罪过人；但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第一次看见外国人的时候，起初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们那满脸的胡子竟和猴子没有分别；但他又加上一句话， “但后来看惯了，倒也没有什么！”有人当了许多学生的面，向一位私塾先生问起学生的资质，先生很不留余地地说，靠门的一个最聪明，不出二十岁稳可以中秀才，但是隔壁一桌上的两个真是再蠢没有。这种不留余地的问法与答法对那两位学生会有什么影响，似乎谁都没有顾虑到。
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建筑在亲亲主义之上的，但同情心的欠缺；往往在家庭里最容易看出来。中国家庭并不快活，是不会快活的，因为它根本缺少那种情绪上的关切性与联系性。一个中国家庭往往不过是一个许多人的集合体，他们因为血统关系、婚姻关系、利害关系，合则大家有益，分则大家吃亏，不能不维持一种集团的形式罢了。至于西洋人所称的家庭，便绝不是这样；西洋家庭所由建树起来的同情心和亲亲主义也很有分别。 ……（译者按：作者在下文讲了不少的中国家庭人员间种种不和睦的情形，词长不译。）在同情心缺乏的一般生活状况之下，最吃亏的往往是妇孺。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闹新房的时节的新嫁娘是最可怜的一例。大家庭制度下的媳妇婢妾也是一些好的例子。疾病中与灾荒下的妇孺是最吃亏而无可告诉的分子。再丑的寡妇最容易受人的讪笑奚落。
见死不救，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几年以前，一个外国轮船在扬子江上失火，当时岸上看火的人虽多，而动手搭救乘客及船员的人却几乎一个都没有。看官们不但不救，并且等落水的人好容易爬上岸的时候，把他们的衣服剥光以后，依然把他们推下水去……和上文相像的，还有一点，就是见陌生人不肯帮忙。在夏天大雨的时节旅行，有时候真可以教你起一种感想，以为天地人三者是通力合作地在和你为难。天是下着倾盆的大雨，地是铺满了水。你走的究竟是道路，是田地，或走了多少道路以后，便不免掉进酱缸似的泥潭里去，再也爬不出来—你再也不会知道。人呢？他们会跑来围着你看，越来越多，越看越有趣，但他们始终照着一句老话行事，叫做“袖手旁观”。他们不和你交谈，更不会明白告诉你前途还有多远，或如何干净平坦，因为他们都懔然于“多言惹是非”之戒；至于帮你的忙，把你的车推挽一下，或从泥淖里提拔出来，你自然是更不必希望，除非是你先给他们讲好一个价钱。
……
中国民族有许多需要。物质上的进步，科学上的设备，自然是在所必有。但若把国情仔细诊断一下以后，可知目前最不可缺的一种事物实在是同情心。国以内，地域之间，社会以内，人与人之间，家以内，亲子夫妇之间，都需要一点慈祥和蔼的气息。中国人应当知道莎士比亚的几句名言，就是，这种慈祥和蔼之气是好比天上的雨露，轻轻地往地下落，在施与的人固然有恩，在接受的人更沾实惠。（译者按：出自《威尼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