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字是由人言两个字造成的。人言为信，信字的意义原是最明显的。中国人讲五常之德，它就是最后一个，据熟悉中国人的西洋人看来，在中国人的德行之中，它也的确是最末后的一个。颉特教授（Kidd）在这方面有过一番评论的话说： “要是信的美德之所以被选为中国民族的特性，目的是在表示中国人的知易行难、心不应口、声东击西、以虚为实，那真是再恰当没有。无论在公私道德方面，中国人所表现的种种往往完全和信实或诚信相反；缺德一点的敌人，正大可以借了信字的名义，故意开中国人一些玩笑。据我看来，粉饰虚伪、 ‘二三其德’、假意殷勤，遇事投机，甚至于到奴颜婢膝的程度，才是显著的中国民族的特性。”这一番话究竟对不对，我们看了下文的论证再讲。
我们曾经假定过，现在的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在性格上怕没有多大分别。所谓信，目前中西的看法，虽有不同，但在中国范围以内，古今的见解当无二致。凡是细心读中国经书的人，大都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不少的闪烁之辞、搪塞之语，甚至于完全向壁虚构的议论。西洋人的戆直，在中国古人看来，最适用的一句评语是， “直而无礼则绞”。不过孔老夫子自己有一桩行为，在中国人看来虽毫无问题，在西洋人看来却大有可议之处。《论语·阳货》篇里说，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不赞成孺悲的为人，所以不愿意见他，但同时却要让孺悲知道这种不愿意的意思。但在西洋人看来。他似乎不必绕这样一个大弯，更不必扯什么谎。
孟子传了孔门的衣钵，也有同样的一段故事，孟子在某国做客，某国的诸侯请他上朝相见，孟子却盼望那诸侯先去看他，便假装害病，同时却要他知道这病是假的，是一个推托，所以第二天便出门去拜访别的人。当晚他的弟子和他讨论这件事究竟做得对不对，但讨论中所谓的对不对指的是合礼不合礼，有没有前例可援，而并不指应不应随便撒谎。
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人都会撒谎，即使能说，我们也不愿意说，但大体言之，中国人的善于撒谎是无可讳言的；在一部分比较能客观的中国人也未尝不承认。 ……但据我们看来，中国人的爱撒谎，倒并不是因为根本喜欢撒谎，乃是因为撒谎有好处，这种好处非撒谎得不到。巴勃尔先生（Baber）说， “中国人不能说真话，别人说了，他也一样的不能相信。”（中国人自己也有一句俗话，叫做“小孩嘴里说真言”，可见大人所说的话，多少都有几分不可信。）作者有一位朋友，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孩子去见他，要他教他， “你撒谎”这句话，英文是怎样讲的。我的朋友就对他说了，但同时教他留心，在外国人面前不要乱用，否则便有挨嘴巴的危险。这孩子听了这话，脸上表示出十二分的惊讶，原来在他看来， “你撒谎”一句话实在和“你哄人”同样的轻重，同样的不伤和气。 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中国记者古克先生（Cooke）说起西洋人最忌有人骂他是撒谎的人， “但中国人却不在乎，他并不发怒，并不以为下面子，他也并不否认撒过谎。若在一个上司而前，他最多也不过说一句‘卑职不敢撒谎’而已，说的时候是用力在一个敢字上。你对一个中国人说， ‘你是一个专门撒谎的人，你现在又快撒一个谎了’，便好比你对一个英国人说， ‘你是一个专说双关话的人，我敢说你现在要不开口则已，开口一定又是一个可以教人吓一跳的双关的笑话’。”
一面既不信实，一面对于别人又多疑善虑（见下文），所以中国人讲起话来，往往可以滔滔不绝，而内容却可以等于零。西洋人初到中国，觉着中国人莫名其妙，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了。我们静听了半天，真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所在，我们总觉得他们的话的背后还有东西。……这话说来虽然简单，但在中国旅行、做买卖、办外交的西洋人碰上这种情形，有时候却真为难。
中国人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这和他们的不守时刻的特点有连带关系，无论失约的原因究属安在，在失约的人总有一大堆理由和一大套解释的话。遇到做错了事而被人责备的时候，他也必再三地认错、赔罪、答应赶快设法弥补， “以赎前愆”。他的认错的本领真大，大到可以教人全无遗憾，万一有一些遗憾的话，那就是认错之中还欠诚意。
有某一位教洋人汉文的先生，有一次替洋人编注一些中国的格言。在有一条格言之后，他注着说， “有人对你有什么请求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断然地拒绝，你就是心上不预备照办，面子上总得答应他，或者让这事延宕下去，到明天，到明天的明天，这样，他心上虽不满意，却也不觉难过”！这位老先生在这里所引用的原则，在中国人待人接物的生活里是极寻常的。向人索债，便是一例。在讨债的人决不能希望第一次便讨着，但他也不会完全失望，欠债的人总会再三地安他的心说，下一次准有，再下一次，更下一次。
中国人不诚实与哄骗的特性，往往在对付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出来。小孩子还不大会讲话的时候，甚至于连大人的话还听不明白的时候，大人便吓他哄他，说他若不听话，便有东西从大人袖子里跳出来，把他带走。这袖子里的东西往往不是别的，就指我们区区的洋鬼子。小孩子哭了，大人要把他哄住，总说， “洋人来了！洋人来了！”所以中国人的不信实，可以说是在孩提的时候，便已不知不觉地种下了根。
在中国话里，有一大批现成的字眼和名词，凡是讲礼貌、装客气的人都是非学不可的。这种名词的运用，有一简单的原则，就是对自己要越谦卑越好，对他人要越尊重越好。例如，中国人普遍总不在人面前提起他自己的妻子，万一无论如何非提不可的话，他总说“拙荆”（dullthorn）怎么样……怎么样。再如，讲起自己的儿子，总说“豚儿”怎样、 “小犬”怎样。有一段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最能代表中国人这种假客气的特性。有一个衣冠齐楚的客人到一家人家去拜访，在客厅里坐着，等待主人出来。客厅的梁上藏着一罐油，一只偷油的老鼠正在探头到罐里去，忽然看见有人来到，便吓跑了，同时把油罐子打落了下来，恰好掉在客人的头上，不但把他敲了一个头昏眼暗，同时在那件簇新的袍子上洒了一身的油。客人正在冒着火走投无路的时候，主人出来了，二人照样打躬作揖后，客人便开始解释，说， “鄙人进了贵客厅，在贵梁之下坐定以后，不知如何竟惊动了尊鼠，尊鼠一时心慌，亟于躲避，竟把尊油罐子打落下来，正打在贱体之上，以致在尊前闹成这样一个不成体统的样子，还请海涵原谅。”
这种程度的假客气外国人是学不来的。到一个宴会席上，请人喝茶，请人喝酒，那一套并不是从心里出来的繁文缛节，真是需要很久的练习才行。中国人善于说“磕头，磕头”，但究属在什么时候，什么境界，才能磕，不妨磕，应该磕，必得磕，非磕不可—外国人也始终学不像。有时候做错了一件事，或犯了什么礼节上的小规矩，中国人总要说， “该打，该打”， “该死，该死”；何以这些的小错误，要受这样的大责罚，我们也莫名其妙。一个人骑马往东，另一个走行往西，碰见了，骑马的向步行的很客气地说， “我下来，您骑，您骑！”意思固然很好，但终觉得太不近情理，不说别的，就是在方向一点上，便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但是这些，假意殷勤的中国人便不理会。
西洋人和中国人做生意，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据一部分西洋人的意见，中国商人是很诚实的，往往能“一言为定”，用不着契约一类的拘束。……但据作者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个别的商人诚实可靠，乃是中国商界那种共同负责或交相负责的制度，使个别的商人无所施其欺诈的伎俩。例如在“同业公议”一类的办法之下，欺诈的商界势必影响同业的信用，而不见容于同业。这种交相负责的原则与制度，作者以为西洋人很可以一学，那确乎是中国人的一种长处。但就个别的商人而论，以至于中国商业活动的全盘而论， “不信实”的判断，还是无法避免。
有人做过一篇文章专论两个中国商人怎样用欺诈的方法彼此竞争。他俩的关系，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真像“铁扫帚碰上了铜盘子”，或者是“乌龟抬轿”，意思都是硬碰硬，各不相让。中国人又有一种成语，意思是说，把一个孩子送到店铺里学买卖，是害他一辈子。假的秤、假的尺、假的升斗、假的钱钞、假的货物，无往而不是坏他的心术的东西。中国的店家在招牌上没有不写上“童叟无欺”、 “货真价实”、 “真不二价”的，但十有九家是口不应心的。货源该是真的，价原该是实的，是只有一个的，小孩老头，原是不该欺骗的；如今一定要把本分应做的事，张扬出来作为美德，也足见此种美德的绝无仅有了。
中国人揩油的本领最大。真可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揩油为本”。所谓庶人，还包括沿门托钵的化子在内。中国人揩油的学理和艺术，迟早总应该有人用一本专书加以详细地叙述。中国人自有一种实际上对付钱财与应付人事的聪明，把这种聪明用在揩油之上，真可以揩得又干净又光洁。你和中国人接触，你就休想完全避免此种被揩的危险，你若避免此种危险，我相信你也必能避免空气的压力。揩油是中国人最大的通病之一，但除了整个儿地把民族的生活改造一下以外，我们真不知还有什么可以纠正的办法。
以前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商业一样，既然同是民族的产物，自然也是同样的虚伪、欺诈、口是心非，言不顾行。中国历史里，应付敌国、外藩或民众的皇皇文告，真不知有过多少，用意未尝不好，修辞未尝不美，但根本缺乏的，就是一个“诚”字。“修辞立其诚”一句话，可见是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这在接受文告的人倒也完全明白，也从没有人出来揭穿这种假面具。有一位作家说， “中国政治家的洋洋大文，很像卢梭的《忏悔录》，满纸是仁义道德，而底子里什么龌龊的事都做过。他一面草菅人命，一面却大谈其孟夫子的不忍人之政。一面侵吞修堤筑坝的公款，洪水之来，使农民流离失所，而一面却大贴告示，对下属则责成他们廉洁从公，对民众则表示他的“痼疾在抱”。中国好官自然是有的是，但不容易寻找就是了……就在目前，中国也并不是没有钱来开辟它的富源，发展它的实业。但在此种虚伪、欺诈的空气之下，谁又肯把钱拿出来给公家使用。中国也不是没有有学问的人，但彼此之间既不能诚信相孚，推心置腹，试问又何从团结合作。有钱而不能使，有才而不能用，民族的前途就非常黯淡了。如今要觅取一线的光明，自然应从立信入手。孔子曰， “民无信不立”，还是他老先生的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