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廷式，广东信宜人。清咸丰元年至五年（1851—1855）出任益阳县令。
守土尽职的林廷式十分重视地方平安稳定，为了益阳百姓安居乐业，他调解民间矛盾纠纷可谓步入忘我之境。到任之初，他就遇到了一桩历史悬案。案情很简单，县内一位贫困户被迫以瘦田抵债，但遭到债主拒绝，官司因此一拖数年，屡诉未决。林廷式乃亲自升堂断案，自己不惜以高价买其田，再以时价售出，凑私俸偿还贫户债务，了结积案。虽有息事宁人之评，但他誓解悬民之苦的做派，确实别具一格，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林廷式任县令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乐输局事件。咸丰五年（1855）初，时值太平军进攻九江、扬州之际，湖南巡抚骆秉章在益阳等地加大征募军粮力度支助湘军，同时在漕粮、地丁粮上附加科税，要求百姓只纳银两，拒收铜钱。因其时银贵钱低，导致粮贱伤民。益邑举人唐晋、符翰等人以催粮名义，在地方势力支持下并经长沙府许可，在城内设立乐输局，附设桃花江、大桥、泉交河和鱼埠四个分局。于是，益阳出现了两套征粮机构，一个属于县府“强征”，一个属于民间的“乐输”，县府漕粮榷运强制纳银，民间则较宽松，尚可“以粮折银”。乐输局的出现，虽使老百姓无所适从，有的将钱粮苛捐缴交县府，有的纳入乐输局，个别大户甚至选择拖欠逃避，但对缓解因苛捐杂税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为百姓生存另辟蹊径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卸任交接之际，林廷式呈文报请撤销乐输局，由此引发双方官司纠纷。后经省府稽查核实，遂派主管漕粮的副职兼任益阳县令，逐渐规范乐输局行为，缩减其权限，引导其向慈善机构发展。到同治二年（1863），随着太平天国战事大致明朗，在益阳存在了八年之久的乐输局终于自行消散。
林廷式心怀悲悯，情系民生，极力倡导文化教育，尤喜奖掖贫寒好学之士。他到任不久，即修复了学门口孔庙中的五贤祠。屈原、诸葛亮、胡寅、张栻、蒋信等先哲均莅临过益阳，供祀此五贤，使县民学有榜样。他兴建了龙洲书院讲堂，动员乡绅捐助田土，让贫寒学子得以深造。任益阳县令期间，正值太平天国兴盛，益阳百姓纷纷支助和参加太平军，受此影响，他非常重视平民义务教育，舍己奉公，独树一帜。比如节约薪俸兴建益阳县内六所义学，聘请名师为学生授课，营造崇文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等等。许多人想知道，究竟是不是益阳的人文环境浸淫了他，让他秉承了明清以来的人文精神并予以发扬光大？也许是受林廷式的感召，自胡林翼始，益阳境内不论官府还是平民百姓，民国时期甚至不分党派与贵贱高低，县民皆把支持兴学当作共同的社会责任。几年后，林廷式奉调衡阳县令。临行前，他唯恐所倡半途而废，乃罄其任内所得薪俸，另外变卖衣物首饰，凑足款项购置了十二石学产田，以供义学常年运转之用。这一义举，开创益阳县令不用官银而捐私俸办学的先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重修了文昌阁。文昌阁位于益阳县城学门口，其前身为学宫，始建于宋。明清时期，此建筑屡毁屡建。明末毁于兵火，清初顺治年间重建，康熙朝曾予以修缮。但到嘉庆年间，因水患和自然风化，学宫名存实亡。民国《益阳县志》记载，林知县在修建文昌阁时，亲自相基取势，鸠工庀材，煞费苦心。他召集全县急公好义之士筹集资金时，当着工房司宣称：“不计能集多少，皆按计划兴工，不足之数，全由私俸补足。”其决心之大，言辞之慷慨，促使文昌阁得以如期如质修建。文昌阁重建的意义，并不在其本身。正如《益阳县城乡建设志》（初稿）所云：“其教育全县士子之词，又超出于建设之上。”《重修文昌阁记》碑文至今尚存，今摘要其后：“……以文昌帝君主持文运，允光文治，海内春秋享（祀）。县皆置有专祠，而益邑独缺。以扶持文教……以阁近圣人所居，（编者注：指圣庙）爰择新址。资川萦绕，（群山）对峙……因捐廉为之助……愿请君子各修其（德），敦孝友，勤诗书，勉善戒恶，而不徒乞于地之发祥，于以掇科举，取荣名。应运而兴者固有，若操左券者，是在诸君其勉之而已。咸丰（七）年丁巳秋月。”文昌阁重修后，一直是益邑青年学子、学者集会结社之所，民国时期还一度成为益阳地方革命活动的中枢。
林廷式还是一位爱国忧民的诗人。其《石塘寺》诗云：
澄碧寒塘一鉴开，
神龙变化此中来。
何时散作天花雨，
也免农人报旱灾。
后来他奉调衡阳县令时，邑人恋恋不舍。人们在继续完成文昌阁未了工程后，为其建造了生坊，上题“斯文宰相”。益阳同善堂、桃江东林寺等寺院为其画像、塑像，供长生禄位于义堂，以纪念他在益阳从事文教建设的功绩。
林廷式对其后裔影响也很大。民国政要，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广州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审计长等职的著名实业家林云陔就是林廷式的曾孙。他从小立志“克绍高祖箕裘”，并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在林廷式清廉尽职的感召下，林云陔在民国时期的政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