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叶梦写过一篇《今人不识汤海秋》的文章，对才子汤鹏不为益阳人熟知大为痛惜。她的依据是在益阳市图书馆借阅汤鹏所著《浮邱子》的时候，居然发现借书卡上一片空白，毫无任何人翻看的记载，她由此感到家乡早已忘记了这位大写的游子，“心中略有一丝悲凉”。对于与龚自珍、魏源和张亨甫被时人称为“道光四子”，一生写诗三千、著文等身的文胆，作家终于难掩心中不平，无奈地发出“今人不识汤海秋”的感叹！
那么，汤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汤鹏，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清嘉庆五年（1800）生于益阳县沙头一个富贵之家。他自幼天资聪慧，好学上进，犹以博闻强记和才思敏捷著称于当世。“九岁能属文，乡里称神童。”所作制艺，人人争相传诵，妇孺皆知，有版商曾数次印行，一时洛阳纸贵。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时，才20出头。他的八股文被认为做到了极致，每一次考八股文的试卷皆被翻印列入书肆中，士人争相传阅。
他为人神豪语快，耿直笃诚。少年时，常呼朋引伴于乡邻；出仕后，广交宾朋于四海。他与桐城姚莹（姚石甫），邵阳魏默深（魏源），建宁张亨甫（张际亮），仁和龚定庵（龚自珍）等人为至交好友。他对志同道合的友情至笃至深，可谓肝胆相照、患难与共。姚莹任台湾兵备道时，因积极抗击英国侵略者，被得势的投降派诬陷入狱，汤鹏闻讯，冒着极大风险前去探视。他出狱后，汤鹏又邀集一群好友，在万柳堂设宴为受难的挚友洗尘接风以示庆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更令人感动的是，1844年春末，在“债客门前如雁立”的窘况下，即使“为孔方所困，过蒲节即上青天耳，当尽友朋之谊”而自嘲自谶的汤鹏，也要约请魏默庵、李梅生、何子贞等为重病的林昌彝筹款集资。七月初七，汤鹏辞世前三天，他还邀约一些好友到陶然亭相饮，为久病的老友林昌彝死而复生作“更生会”，并留下“为君斟此更生酒，留作人间命世才”的绝笔诗。次日因病未到，再一日便溘然长逝。林昌彝后来每忆及此事，悲从中来，感喟不已。而当年龚自珍从北京动身南归之际，汤鹏与之依依惜别，书楹帖“海内文章伯，周南太史公”赠之，并跋云：“定庵将之江南，书十大字以壮其行。”自珍作诗回赠道：“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倾为。”汤鹏和魏源也是“道谊相洽，始终一贯，学识相切磋，诗文相砥砺，辅之佐之，至老不衰”。
当然，汤鹏既有益阳人“小意”的文化浸润，又有得理不饶人的率真和执著。汤鹏和曾国藩初识时，“相交甚厚”，后因言谈不合、各执己见而相互拍案叫骂，以致绝交。俗语云：性格即命运。为人迥异的汤曾二人在仕途亦不同。曾氏卑躬屈膝、左右逢迎，最后成为力辅清廷的“中兴四臣”，而性情中人且深具民族意识的汤鹏始终走不出一个诗人的圈定，在政坛成了一位悲剧性人物。汤鹏逝世后，曾国藩深悔当初对这位长者兼老乡的冒犯，亲自告祭，为其学识才情所折服，称颂他“著书成数十万言，才未尽也”。汤鹏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清朝重臣曾国藩的俯首神交，在市井之间一时传为佳话。
诤臣汤鹏
道光三年（1823），汤鹏考取进士步入仕途。初任礼部主事，因文章“震烁奇特”，不久被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郎，擢升山东道监察御史，诰封荣禄大夫，后因宦海沉浮，出任过四川司郎中、陕甘正考官、记名知府等闲官。
汤鹏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社会触底沦落的外侮内患之际。作为一位民族意识觉醒最早、胸怀天下的士子，汤鹏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和独特的孤愤情怀。军机任上，汤鹏得以遍览天下奏章，倍积官场历练，“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及任御史，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意气蹈厉，谓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者”，表现出匡时济世的政治抱负和不懈进取的人生追求。以革除积弊、指陈腐败为己任，汤鹏敢对皇族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一事上书：“君以为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一月之内，他连呈三道奏章弹劾满清皇室、工部尚书载铨。不意皇上不听他整肃朝纲，平等待臣的意见，“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事，言过当”为由，反而降了汤鹏的官职，短短的一月之内由御史贬为户部员外。此事在朝野震动颇大，显现了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政治个性和巨大勇气。清代文学家姚莹在《浮邱子》中曾评述道：“以宗室尚书之亲贵，举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弹之，亦见鲠骨之风矣！”
其实，有“凌轹百代之才”的汤鹏与当朝炙手可热的权贵汪廷珍和穆彰阿有师生之谊，有像两江总督邑人陶澍之类重臣撑腰，本可以攀龙附凤，青云直上，但他个性狷介，锋芒毕露，不甘折腰屈节、趋时媚俗，在改变社会积弊和实现个人抱负上考虑自己不多，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忠诚和执著。特别是弹劾载铨实为分外事，又是新晋官职，人微言轻，如果仅以明哲保身角度看，似乎不宜参本弹劾，但他希望改革社会的愿望太强烈了，实现个人志向太急切了。力谏之后，汤鹏以“喙刚如铁”声闻朝野，随之谗言四起，仕途受挫，以致他一生都为雄才自屈、报国无门而抑郁。但是，这恰恰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谏臣。
在《今人不识汤海秋》一文中，作家为汤鹏抱屈，她写道：“汤鹏是一个少有的诤臣，他把所有的政治抱负都寄望于朝廷，他总在盼望皇上能采纳他治国安邦的大计。然而汤鹏不幸，没有遇上明主，道光皇帝无能，清廷腐败，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节节败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沿海诸省大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于尚书转奏。”（见《墓志铭》）汤鹏获知后义愤填膺，在自己被罢贬“不得进言”的情形下，仍条呈“夷务善后者三十事”，托时任户部尚书转奏，即使被朝臣们视为“书生之见”，也不善罢甘休。
从三十余岁在御史任上三次弹劾尚书载铨，到四十岁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直与良知曲线上书朝廷，汤鹏济世救国之心未泯，建言献策之路未断，即使位卑声微也没有停息。汤鹏的悲剧不在于“礼曹十年不放一府，八年不一御史”的个人升迁受阻，而是他的治国安邦大计得不到采纳。尽管道光皇帝也召见了他，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仅“报闻而已”。而时臣大多素餐尸位、昏庸无能，不仅不为其声言，反而斥其不识时务，甚至落井下石陷害他。因此，在积重难返的末世王朝，他悲剧性的进谏之路应该是早预设好的。
著经世文章
汤鹏是一个富有理想抱负的文人，不会因进言之路阻塞而弃置自己的主张。在长年待职闲曹、不为朝廷所重用的景况下，不甘平庸的他注定只能走另一条道路。“既不得施于事，则将见之于言。”透彻认清朝政的腐朽本质后，汤鹏决意大著其书，以期“震荡人耳目”，对黑暗现实“有所暴白于天下”。在短短十几年里，他辛勤著述编订，数量颇巨。行世的有《浮邱子》十二卷、《七经补疏》七卷、《明林》二十四卷、《海秋制艺》前后集、《海秋诗集》前后集、《信笔初稿》等。
《浮邱子》一书乃汤鹏的发愤之作，这部长达22万字的著作“言军国利弊，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全面阐释了他的政治主张。该书于1987年由岳麓书社重新结集出版，经老教授王子羲等人精心校点，收录了同治刊本熊少牧的序，姚莹所撰《汤海秋传》，以及梅曾亮所撰《墓志铭》，著名文人书法家何绍基题写了书名。最近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也已将《浮邱子》列入出版计划之中。另外，《七经补疏》和《明林》有经世致用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真知灼见，是研究湖湘文化的重要文献。叶梦在评价《浮邱子》时写道：“这可以说是一本写给皇帝老子和政治家看的政论专著，也可以看作一本修身明理的经典。”对于此三本书，汤鹏在《赠陈鹤皆孝廉》诗中透露：“犹有三书摧管乐，几回慷慨佐虞唐。”可见他的文章是辅政的治国安邦之策，体现了匡时济世的士子情怀。
汤鹏的文章激昂慷慨，雄辩恢弘，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他在《甲叔》一文中写道：“国有狼而以为麟凤，谓之倒。”他警示为政者“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在《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一文中，高调誓言：“发其痛苦流涕之狂，以折奸雄之焰，而生死在所不言。”他歌颂道：“狂者之志，有进无退也！”而“道之难能”，“不能禁狂者之不进而取也”。清人熊少牧评价他的文章“集经纬万端自成一子”，对其成就发出“才之奇、气之勇、文之多且工，如是世有几人”的赞叹，认为他的文章强烈的批判性足以显示出“即憎之者也不能不心折其文也”的巨大艺术魅力。
汤鹏少年得志，孩提即有文名，犹以八股文声闻士子，很早就考取进士。他是时文能手，更是八股取士的榜样，却从不为一己之私对八股文大加赞美。他认为八股文束缚人们的思想，是扼杀和摧残人才的工具。因此，他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不止一次发出诸如“哀哀腥腐中，谁能辨愚贤”的质疑和“空余贾生痛，甘作杞人愚”的悲叹，表现出一位具有良知的封建文人可贵的批判精神。
汤益阳之诗
汤鹏是清代中后期著名诗人，具有全国影响。他的诗主要收辑在《海秋诗集》前后集，从道光九年直至十七年（1829—1837）的八年里，他自己总结为“得诗三千余首，删存二千余”。汤鹏在诗歌上的成就，清人早已评定。晚清学者李柏荣称：“至今湖南人言诗学，未有不推及汤鹏者也。”龚自珍将他的诗概括为“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尤其对他独具个性的诗风印象极深，这位著名诗人据此大胆断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
汤鹏的诗取材严肃，语言豪迈、凝重，诗风沉雄浩荡，往复缠绵。无论叙事、抒情还是释理，悲喜怒骂，直言精警，大多体现诗人博大胸怀，也深切表达其愤世嫉俗、沉郁悲壮的遭际之情。在《海秋诗集》中，有不少讴歌祖国大好山河的篇章，形象生动，席卷乾坤，真切感人。如“九州气势似星罗，万古熊湘一浩歌。衡岳乾坤低泰岱，深庭风雨挟黄河。荧荧圣骨九疑穴，蔼蔼骚魂二水波”；“君不见衡岳之高高插天，祝融紫盖奔走俯伏如儿孙”；“左踏龟台之脊背，右拔熊耳之顶巅，晨岚暮霭断崖连，岩花涧草无穷妍”。诗人出仕二十余年，携如云诗友游历过许多著名景点，武昌、杭州、金陵等处均留有杂题，如咏潇湘八景、燕京八景以及岳阳楼、黄鹤楼等。这些诗作大多寓景生情，情景交融，或雄浑刚劲，或婉约动人，丰富多彩，别具一格。
汤鹏的诗与其文一样，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尤其体现在政治题材的诗篇上。这些诗紧扣时势，抒发感慨，有歌颂也有谴责，想象丰富，感情色彩强烈。他经常将昏官佞臣比作青蝇、蝎虎、蚊子以及鹳雀、鸡、鹜等动物，如“青蝇满天地，悄悄长沉疴”，“本须黄石铺经济，谁遣青蝇污典型”；“长尾如戟，短尾如戈，我兮我兮奈蝎何”等句。同时，他犹袭屈子遗风，孤芳自洁，以花鸟之类形象示人。他在《答龚膳部越鸟篇》中，形容龚自珍为“越鸟”，将自己比作“楚鸟”，二者皆“自名凤凰”，要“呼同志子，自奋来将”，表明自己不愿趋炎附势、折腰屈节的高尚情操。但汤鹏更多的是对国势衰微的忧虑。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挥豪写道：
三年海上太披猖，鼋作鲸吞故故狂。
上将功名徒画虎，中原天地屡亡羊。
独推国士为韩信，能系人情是李纲。
四战居然摧虏胆，鸡笼鹿目有辉光。
在诗中，他表达了对误国弄权者昏庸无为的愤慨和对追逐名利、谄媚无耻者的深恶痛绝。
汤鹏的诗才也是多样的。他在《直如弦》中写道：“直如弦，驾短辕。曲如钩，骑紫骝。直如弦，卧寒毡。曲如钩，衣名裘。直如弦，心缠绵。曲如钩，肆瞧啁。直如弦，泪潺潺。曲如钩，快遨游……”这首小诗仿汉代民谣而写，效李杜之形而挥洒自如，别具特色，真切表现了他豪迈耿直的人生态度。
汤诗达到的高度，林则徐概括为“备古人之所不及备，为今人之所不能为”，叶梦则认为“汤鹏的诗作差不多是一本诗歌发展史”。但汤诗的影响，远超出诗歌之上。他的志业才气，在生时亦享誉当世。他与龚自珍、魏源和包世臣等四人“出入公卿，扺掌而谈，妇人孺子，皆知其名”。在湖南，他与欧阳辂、魏源和何绍基以诗文自雄，被时人并称为“湖南四杰”。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未及天命之年的汤鹏以忧愤劳苦殁于京都，由亲友扶丧归籍。次年3月9日，葬于益阳县城东7里外的东乡金盘山之原，好友梅曾亮撰写了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