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史说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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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九宫十八庙

益阳古城内一向寺庙众多,上自唐代,下至明清,寺庙四处可见。最有名的,当数民国年间流行于市井坊间的“九宫十八庙”。

其实,“九宫十八庙”只是益阳众多寺庙的代表,在庙宇遍地的益阳城远不止其数。有人研究认为,九宫中“九”仅言其多,并非确指。查阅各种典籍,亦无“九宫十八庙”的明确记载。故到目前为止,仍有多个版本流传。按照益阳佛教界最权威的白鹿寺提供的说法,“九宫”即指五福宫、帝主宫、天后宫、药王宫、福星宫、万寿宫、紫云宫、乾元宫和南岳宫。“十八庙”即指关岳庙、玉皇庙、地母庙、师公庙、水府庙、魏公庙、白马庙、财神庙、轩辕殿、七公庙、张飞庙、天符庙、城隍庙、明星池庙、神农庙、葛公庙、江神庙和圣庙(一说除关王庙、孔圣庙、将军庙、魏公庙、白马庙、七公庙、张飞庙、葛公庙、天符庙和城隍庙等10个相同外,其余8个分别为李公真人庙、灵官庙、昆仑庙、杨泗庙、马王庙、牛王庙、刘猛将军庙和土地庙)。

“九宫十八庙”的兴起,大约在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中叶,且以堡上分布居多。“九宫”中除紫云、南岳专司祭祀外,其余像五福、帝主、天后、药王、乾元、福星、万寿等7个宫殿皆为各地修建的商业会馆,祭祀仅是凝聚人心的手段,非主要功能。“十八庙”均为庙宇道观,祭祀民间百姓喜爱的灵佛俗神,个别辟为行业驻会之所,如七公庙、魏公庙,其余为祭神奉祖场所。所以,“九宫十八庙”中,“九宫”商业色彩浓厚,“十八庙”民俗特色鲜明。

“九宫十八庙”的产生,满足了人们各种精神和心理需求。首先,适应了益阳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从宏观而言,明清时期,随着益阳城市西延,工商业迅速兴起,行业竞争白热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于是林立的会馆依托宫庙建筑形式,扮演各行会商帮利益的“保镖”。从微观而言,在商铺蚁集的堡上,个体竞争激烈,成功得失摧残着普通百姓的心灵,需要对心理予以抚慰和开导,对精神“减压”,于是,各种崇祀性人文建筑应运而生,尤其是本土百姓认同的一些庙宇。其次,地域文化的影响。“崇巫尚鬼”是楚人旧习,深深植根于益阳这片土地之上,浸润着万世子民的心田。人们祈福求祥的美好愿望只有借助神灵的护佑才能变成现实。命运的改变,情感的宣泄,人生坐标的定位,都离不开祭祀。人们逃避日益市侩化的社会,远离烦扰与纷争,留一方心灵净土,宫庙是理想选择。在供奉神佛之中,人们的尊祖情结和善良禀性才以文化的形式得以延续。再次,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洪灾和疾病。据《益阳县志》记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大水,淹没人畜田庐无数。嘉靖三十九年(1560)淫雨,大水,农田淹没,庐舍漂流,城市多圮,溺死居民无数。万历十七至十九年(1589—1591)连续三年水、旱、疫灾,居民死于灾疫者甚众。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612—1617),连续六年大水、旱灾,损田禾,坏民居,死者载道。”以明代中后期为例,洪水以20~30年一次的频率侵扰着益阳,人们流离失所,家财尽失,许多人家成为绝户。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感到绝望和无助,无论是祈求上苍普降福祉,还是自身寻求走出迷惘和恐惧,大量存在的宫庙起到了止痛疗伤作用,无可替代。另外,益阳历史上瘟疫流行,血吸虫成灾。《益阳县志》记载:“闵帝崇祯十七年(1644)发生大饥疫,民死不可胜数,虎昼入市,无人追杀,城乡十分萧条。”“1935年,万子湖边有一个王家湾,先后被血吸虫病夺去59人生命,21户中有16户全家死绝。1944年益阳县天花流行,坳塘湾(今赫山区沧水铺镇三眼塘村)33户,100多人,不到一个月死于天花的就有33人。”在疾病横行、百姓缺医少药的年代,许多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转求神灵庇护,特别是地处二堡的药王庙,人烟繁阜,供奉者络绎不绝,尤以赐香茶者为盛。

“九宫十八庙”既是益阳丰厚人文历史的集中体现,也留给人们对于古城风采的生动回忆。它们之所以闻名省内外,与其建筑规模相对较大,信众甚多有关,更与益阳明清时期商贸活跃,大批南来北往的外地商客夸赞和传播不无关系。此外,还有三圣殿、普刹庵、广法寺、龙宫亭等著名的寺庙未列入其中。并不是这些多为佛寺的宗教建筑影响不够大,信徒不够多,而是与商业色彩浓厚的“九宫十八庙”相比,它们似乎略逊一筹。过去,在益阳这座商业为王的城市,纯粹宗教建筑的影响毕竟有限,这也许是其未纳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宫十八庙”除已介绍的商业会馆外,还有一些宫庙简介如下。

福星宫

福星宫位于福星街东侧,原为五一路初中校址的一部分。该宫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系两进砖木结构。内进正殿供奉湖南巡抚赵申乔木制牌位。赵申乔(1644—1720),字松伍,又字慎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据说赵巡视益阳时,耳闻田赋有弊,便亲自扮成农民完纳漕米,从中发现勒索浮收等事,即下令整饬吏治,革除弊端,民户由是感激,视其为福星,立生祠祭祀之,以报其恩德。后来扩祠为宫,名曰福星宫。清末,益阳漕、碓、磨三业行会设于此,现宫殿已全毁。

紫云宫

紫云宫遗址位于益阳大厦前侧与现益阳资江一桥基址,新中国成立前与万寿宫比邻,相距咫尺。宫殿为木结构,从走道入内为一天井,两侧皆为矮小木屋。其后是正殿,供奉紫霄大帝。宫内立一杨泗庙,供奉杨泗将军,俗称“庙中之庙”(一说是上武庙内之观音庙)。

南岳宫

南岳宫亦称南岳行宫,益阳城内立有三座。一座在城内南门口一带,清光绪初年建,规模较大,曾住女尼数人。一座在福星街西面三圣殿(张飞庙)北侧,建于1912年,现已拆毁。一座在五一路建新里,后改建成益阳市光明小学。旧时,凡不能到南岳衡山朝觐南岳圣帝者,均可在城内南岳行宫拜谒。

武庙

武庙亦称关岳庙,遗址在城内东门口,即益阳市汽车配件厂与益阳市织布厂之间。此庙建于明代,供祀三国蜀将关羽。清康熙三年(1664)、五十一年(1712)、六十一年(1722)均予以重修。雍正三年(1725),立关侯三代神主。民国初年,增祀岳飞,设关壮缪侯,岳武穆神主,复立三国名将赵云等21人牌位祀享。

武庙分前后两殿,1926年曾为益阳县工人自卫队驻地,1937年由益阳税捐征稽处占用。新中国成立后,拆庙分建两座工厂。

益阳城另有一关侯庙,又名上武庙,因地居武庙之上而得名。其遗址在青龙洲北,今大水坪涌泉街边,相传庙址为关侯屯兵营地。清代李荃赋诗赞曰:“关庙势巍峨,将军气如虎。遗憾未能消,惊涛响千古。”庙宇宏伟,占地宽阔,分前、中、后三进,大殿塑置关羽、刘备、诸葛亮神像。新中国成立前殿内曾开办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住宅。昔日关侯神像系樟木雕斫,人物性格鲜明,神态自若,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可惜“文革”被毁,甚为遗憾。

玉皇庙

玉皇庙亦称玉皇殿,街坊谓之新庙,位于金花湖,对面为市环卫处肥料库。其门前有水流绕过,设石桥可直通庙内。庙为砖木结构,分前后两进,两旁为偏屋,上覆绿色琉璃瓦,组成一个四合院。后进为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庙宇完整,仅改成民宅。其修建年代不可考。

地母庙

地母庙坐落于大水坪境内的前进路北侧,系纯木结构,是一栋两层高的印子房,占地约200平方米,建于民国初年。原有少量尼姑,祀奉地母菩萨。现已改成民宅。

白马庙

白马庙坐落在资江西路临兴街,临兴街小学即其遗址,现为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该庙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祀闽王王审知。其庙碑记载:“五代干戈之际,割据称雄。南唐册封,有曰闽、曰楚。闽王王审知,字信通,忠懿其谥也,河南光州固始人。貌雄伟,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崛起草泽,虎视东南,常抱济世安民之志。《南唐书》记甚悉。益阳二堡白马庙所祀神,即其人也。”

此庙分四进:一为戏台。戏台顶上是玉皇阁,祀玉皇神像。二为正殿。大殿供奉闽王神像,两旁架设钟鼓。三进计两层,楼下有赵公明神像,楼上置观音神像。最后一进是厨房、杂屋,供驻庙僧侣使用。20世纪30年代,其内设立学校。庙宇几经改扩建,早已面目全非。

财神殿

财神殿位于三益街东侧古道街。清咸丰年间(1851—1861),益阳一些手工业行会集议筹建此庙,祀奉财神赵公明,道教尊称为“正一玄坛元帅”。其塑像形象逼真,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坐骑黑虎。庙宇建筑简单,系竹木结构。前为围墙,中为殿宇,供奉财神神像,后为住房。20世纪20年代,益阳县龙麟镇第15保国民小学在此设立,现改为居民住宅,庙宇已更替。

轩辕庙

轩辕庙亦称轩辕宫或轩辕殿。相传轩辕氏创制衣冠,故旅益的江西衣装商人集资修建此庙,供奉轩辕黄帝神像。此处亦是益阳缝纫业议事之所。庙址在二堡古道街附近,即现资阳区新华书店下首的小巷内。

张飞庙

张飞庙又叫三圣殿,位于资江西路三圣殿居委会。清乾隆年间(1736—1795),益阳县屠商集资修建此庙,为屠商行业会所。庙分三进,门前临大街,门旁有石狮子一对,雕刻精湛,栩栩如生。正殿周围地面,均以麻石铺砌,非常整洁。中为大殿,供奉祖师爷桓侯神像。后为厅堂住宅。此庙抗战时毁于战火。

天符庙

天符庙据说在益阳市人民医院附近,与慈善堂、朝阳庵呈“品”字形分布。天符庙居中,东为慈善堂,西为朝阳庵。旧时,道教称司好运的神为天符大帝。其庙兴废不详。

马王庙

马王庙位于城内西门口一带,在猫咀冲巷南端约40米的东侧,相传为鲁肃台遗址。该庙为清朝总兵刘进忠于顺治十三年(1656)创建,道光辛丑年(1841)重修,奉祀二郎神杨戬。庙宇甚小,仅一殿两禅房,现已改成民居建筑。

城隍庙

城隍庙位于城内北门巷,今益阳市再生制革厂内。旧时,城隍为道教守护城池的神明。明洪武二年(1369),益阳知县周升兴建城隍庙。清同治七年(1868),知县储恒重修。光绪初年,增塑十殿阎罗王及十八地狱。塑像造型奇形怪状,森然欲搏人,艺术精湛,堪称珍品。

城隍庙建筑雄伟,占地甚广。前门两旁竖石狮一对,高达4尺余。内有大院、戏台、香亭、回廊、回楼、大殿、后殿禅房等。其中大殿、台阁、戏楼、香亭皆为石柱、石阶和石台。大殿高3丈,各类塑像高达8尺。

明代,益阳城隍被封为“显佑伯”,为诸神地方长官。新中国成立前,每逢端午节赛龙舟、花灯闹事时,据说“显佑伯”会出面弹压制止。它是封建统治者“以神治人”的集中体现。

城隍庙拥有良田24亩,靠租谷维持庙宇运转。1921年,毁十殿所有泥塑。1929年,改禅房为学校。抗战时期,戏楼遭毁。新中国成立后,该庙曾为草包厂厂房。后泥炉厂、炼油厂也办在此处。庙宇大部被毁,仅有少量大殿断垣残存。

明星池庙

明星池庙在城内南门口,即今南门口小学对面。它最晚创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益阳县志》记载:“庙内有池,白昼见星。明正统年间,知县汪淮,石为岸,星遂晦,池亦渐为沙泥所壅。池北有庙,曰明星池庙。”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浚其池,新其庙”。道光辛丑年(1841)复修。该庙供祀如来佛、观音、韦陀、雷祖等塑像。1929年改禅房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改成居民住宅。

神农庙

神农庙亦称药王庙,又名神农祠。遗址在城内东门外,现东门口小学校址。该庙建于清康熙年间,供祀神农氏牌位。

史载,上古神农氏教民农耕,发明耒耜稼穑五谷,是华夏农业的始祖。他遍尝百草,教民医治百病。旧时,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和求医问药,人们立庙以祀之。

神农庙很小,仅一殿两禅房。1929年改办学校,庙貌不复存在。

葛公庙

葛公庙遗址在城内东门外,与神农庙一起,成为现东门口小学校址。此庙建于清咸丰初年,供祀道士葛洪塑像。葛洪,东晋人,信仰道教,擅炼丹和医学研究,治疗疾病,深受百姓爱戴和崇敬,因立庙以纪念他。每年五月初十为其祀典,场面热闹非常。

相传清末益阳城郊大海塘、三里桥一带,有人看见葛洪化为道士,曾救活一“暴毙”孩童。于是,当地百姓在市化工路中段另建一新葛公庙。

原葛公庙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完整,1954年冬,因整治洞庭湖修建资江防洪大堤,大殿被拆除,庙亦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