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是与骈文对立的概念，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形式，不像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在文体上恢复了先秦两汉的传统，因此叫做古文。
骈俪文是六朝的产物，六朝时期，士族门阀专政，他们生活空虚，写文章只能在骈辞俪句上争妍斗丽。到了北朝末期，颜之推、苏绰等人就反对骈文，主张文体改革。到了唐初，反对骈文者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陈子昂。他认为，改变文章的内容，必须配合适当的形式。他根据自己的主张，写了很多散文，对文体改革作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有些学者写文章以五经为本，文体为之一变，开始了散文（古文）运动。其中著名者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他们继承了陈子昂的精神，开启了古文运动的先河。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刺史、吏部侍郎等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藩镇
张旭的草书
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政令无法贯彻。同时佛教道教势力猖獗，破坏国家税收，威胁李唐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中有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政治危机，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王朝，因此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思想正统的统治地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是主要代表人物，企图以儒学来取代佛道的宗教。韩愈认为，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是破坏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封建道德的准则。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走向崩溃。韩愈为了挽救这种危局，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老。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伴随着社会政治运动而产生的。因为韩愈等人要宣传自己在政治上的一套主张，宣扬儒家思想。当时的骈俪文已经成了自由表达思想的桎梏，文章内容要求突破那种旧形式的束缚，因此他们便不得不以借助“古文”为名，开展一个反对骈俪文的文体改革运动。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个“道”就是儒家思想，韩愈原来是要从古人之“辞”以求古人之“道”。
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一方面反对骊体文，极力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体，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来建立新型古文的标准。他准备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同时力求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这就是韩愈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
韩愈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杰出的古文学家。他把新型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碑铭等各种体裁，创造出很多优秀作品。
韩愈的政论有《原道》、《原性》、《原毁》、《争臣论》、《谏迎佛骨表》等，都是散文名篇。这类作品内容虽然宣扬儒家思想，有不少糟粕，但文中坚决反对佛道，反对寺院地主，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唐代佛教、道教恶性发展，僧侣具有免税免役特权，因此买“度牒”以投靠寺院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大批人奉事佛道，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应纳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一般人民，当然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因此韩愈的反佛论文，是打击寺院地主的战斗武器，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
在韩愈的散文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杂文。他运用这种文学形式对社会许多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大胆辛辣的嘲讽，内容犀利，形式活泼，短小精悍，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杂说》第四写道：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里韩愈是用伯乐与千里马比喻贤臣难遇明主，而抒其不平之气。文章具有逼人的气势，通畅的文辞，精炼简洁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是他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散文代表作。
在《杂说》里，还有《说龙篇》、《说马篇》、《获麟篇》等，是借助龙、马、麟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怀。寓意委曲深致，构思精巧缜密，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韩愈的某些祭文和序文，如《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面具有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的描写手法，把抒情、叙事、议论冶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祭十二郎文》，抒写了对亡侄的沉痛感情，曲折真挚，感人肺腑，被后代人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鄙视当时声威显赫的官僚，嘲笑追逐势力的官迷，赞美品行高洁的读书人。文中语调铿锵，情绪激昂，气势充沛。韩愈写道：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作者仅用廖廖几笔，写尽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向上爬的可怜可鄙的丑态。
古文运动另一健将是柳宗元（773—819），他是河东人，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县尉、监察御史、员外郎、刺史等职。由于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被大宦官迫害，贬为永州司马。他在永州生活了10年之久，后调任柳州刺史。这两个地方都是边远地区，荒僻贫困。柳宗元在这样的生活磨炼中，并不妥协屈服，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其优秀品质，怀着郁愤，孤独地死在柳州，仅仅活了47岁。
元和元年（806），柳宗元离开首都以后，以文章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竭力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明道”，所谓“明道”就是宣扬正确的思想或主张。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辞藻形式来表达，而辞藻形式又要服务于思想内容。文章如果单纯讲求形式，只追求辞藻的华丽，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在柳宗元以前，社会上流行着骈体文，他坚决反对这种文体。柳宗元以“明道”为己任，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褒贬”和“讽喻”，写文章就是为了对美好的事物进行歌颂、宣扬，对丑恶的东西加以批判讽刺，从而赋予他的“明道”主张以具体的内容。这在客观上不仅反对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烦琐主义，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学和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封建社会，《五经》是社会公认的经典著作，是学习的典范。柳宗元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以《诗》、《书》、《礼》、《春秋》、《易》为本，并参考《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史记》等书，以吸收融合它们的各种优点。
柳宗元不仅宣扬古代散文，而且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文集里，保存着很多论文，阐发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并通过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剖析，谴责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如《六逆论》一文，深刻地分析了现实社会的贵贱问题，揭露了“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的世俗观点，反映了社会矛盾。在《封建论》中，一方面指出分封制的产生在于“势”，并不是天意或圣人之意，肯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作者解剖了分封制度，批判了“继世而理”的世袭世禄制度造成“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畸形状态。柳宗元利用《封建论》借古喻今，斥责豪门地主对政权的垄断，并有力地抨击了藩镇割据。柳宗元这些散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这是柳文主要成就之一。
古文运动是直接继承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传统的，柳宗元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的讽刺散文，把先秦诸子散文仅作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断，发展成完整的更富于文学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地位。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在寓言中带进更为深厚的现实内容，使之能成为具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戒》，文中借驴、麋、鼠三种动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或位宠而骄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黔之驴》写道：
黔之驴。有好事者船载而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慦慦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龙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类寓言时常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生活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真理，其讽刺对象是比较广泛的。但这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庞然大物”，在统治集团中却是大量存在的。因此，这种寓言无疑是刺向整个官僚集团一把锋利的匕首。
柳宗元另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捕蛇者说》，作者在这500字的短文中，深刻揭露出赋役之毒甚于毒蛇的真相，具体地描写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苦，暴露封建剥削的残酷性。蒋家祖孙三代都以捕蛇为业，以毒蛇交税，以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是当柳宗元表示代他请求官府废除这种以蛇交税的办法时，捕蛇者竟“大戚”至于“汪然出涕”，说：“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税不幸之甚也。”作者以层层逼近的手法，明确点出主题，指出封建赋役对于人民比毒蛇更毒更苦，人民宁愿冒生命危险去捕蛇，却不愿当政府的纳税户，说明“苛政猛于虎”。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并天真地希望“观人风者”能有所醒悟，减轻人民负担，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写了不少市民和劳动者的传记，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为人民发出不平的呼声。如《童区寄传》反映边区的人口买卖和劳动者的反抗精神；《种树郭橐驼传》以树为喻，反对奴役和压迫剥削人民；《段太尉逸事状》，反映军阀的残暴横行，以及人民被迫害被杀戮的命运，同时歌颂了不避艰险爱护人民的段太尉的英雄形象。
韩愈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散文发展的转折点。形式主义的骈体文，经过唐朝韩柳领导的古文（散文）运动打击以后，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他们把文体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活泼流畅的散文送入艺术之宫，扭转了300年的文风。